【大紀元7月12日訊】
安徽省阜陽市中級人民法院
尊敬的錢偉光審判長：
張西德訴陳桂棣等名譽權糾紛案，自原告起訴至今已一年零七個月，自管轄權終審裁定生效已一年零一個月，自庭審結束算起也已將近一年，但判決似乎仍將遙遙無期。我們已提交書面意見，並請求追究張西德及其無良證人的偽證責任，呼籲法院獨立、公正和及時的裁決。雖然沒能得到任何正面回應，但我們藉此拓展言論自由空間的初衷，仍未有絲毫改變。不過，法院在審理本案過程中表現出的前倨後恭，卻讓我們滿腹狐疑。
一、法院的若干程式錯誤，限制和剝奪了被告的訴訟權利，損害了司法公正。
首先，法院在沒有裁定的情況下，竟於立案後發出“通知”，要求人民文學出版社不得繼續發行載有《中國農民調查》的《當代》文學雜誌，禁止該社以任何形式出版這部作品，“以免引起新的糾紛”。我們認為，出版自由和創作自由是公民的憲法權利，作品的正常發行不僅體現著出版單位的利益，而且是作者財產權利實現的主要途徑。阜陽中級法院非法限制作品發行，是對出版社、作者和讀者合法權益的侵犯，顯然屬於司法權力的濫用。
其次，合議庭所謂“證據交換”，是對被告訴訟權利的踐踏。管轄權異議申請的提出，必然導致各方舉證期限中斷，被告在管轄權確定後提出延期舉證申請，符合證據規則的規定。雖然管轄權待定的阜陽中院，早已因張西德的申請而將期限延長至2月23日，並且“主動”給予了尚未申請的被告以同等待遇，但這非但不能顯示其“一碗水端平”，恰恰證明法院曲解了法律。在終審裁定下達後一周內，合議庭即安排於6月25日交換證據，當庭駁回被告延期舉證申請，拒絕接受三被告提交任何新的證據，終於釀成被告未能舉證的後果！我們認為，合議庭所謂的“證據交換”，不過是在和我們一道，共同聆聽張西德的單方舉證，因為我們的舉證權利被非法剝奪了！對於如此“冷遇”，我們斷然不能接受。
第三，本案庭審違反了公開審判的原則。在“證據交換”階段，合議庭曾以不屬於正式開庭，沒必要外人在場為由，拒絕記者採訪和群眾旁聽，甚至不惜臨時改變場所和動用司法員警；在公開開庭審理階段，法院又要求境外記者遠赴高院報批，並限制旁聽農民的人數。眾所周知，司法公開是公正的前提，民事訴訟法規定，公開審理是原則，不公開審理是例外，而且後者必須滿足法定條件，如涉及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等。我們認為，證據交換是至關重要的庭審環節，法院有義務保障庭審秩序，但無權批准他人是否可以採訪或旁聽。
庭審之前的上述程式錯誤，體現了阜陽中級法院對被告的倨傲和無理。對於合議庭在庭審階段逐漸表現出的寬容和人道，我們深深感激，但在可能提起的二審中，上述程式錯誤仍將構成被告的部分上訴理由，並直接導致判決被撤銷。
二、庭審後的久調不判，表明法院的裁判權受到了干擾。
經過持續四天的漫長庭審，本案的是非曲直已昭然若揭。我們相信，對於張西德的指控能否成立，作家和出版社應否敗訴，不僅諸位法官早已胸有成竹，甚至所有關心原被告命運的人士，也都已心中有數。
張西德和陳桂棣已當庭表示不同意和解。我們記得，張西德放言“堅決不同意法庭調解”，陳桂棣的回答則是“從來沒有考慮過與張西德和解”，審判長也明示將不再主持調解，案件會在合議庭評議後擇日宣判。雙方立場再次表明，作家創作和作品的出版行為是否侵犯了前縣委書記的名譽權，以及張西德作為縣委書記是否具有其在本案中主張的名譽權，是本案訟爭的焦點和關鍵。在行為是否構成侵權的問題解決之前，一切都還無關緊要和無從談起。而這一問題的解決，則有賴於司法的判決。
原告張西德從未向我們正式提出過調解要求。在庭審結束後，張西德對外電曾多次表示，除了“張西德”之外，作品中所有提到他的部分，全都是誹謗和誣衊，對於這場官司他是“贏定了”。但從去年10月下旬開始，當地文聯和司法行政機關等“無關部門”，在黨委宣傳部和政法委的指使下，卻紛紛主動上門勸說陳桂棣接受調解。由於法律規定的調解，必須在合法和當事人自願的前提下方能達成，作家夫婦拒絕調解的立場使所有“勸和”的努力無功而返。
但合議庭對調解結案的過分主動和熱衷，卻讓我們大惑不解。民事訴訟法規定，法院應當在調解不成時及時判決，無論其他當事人是否同意調解，兩位作家拒絕調解的立場，已註定了合議庭再無撮合的必要。在本案中，及時判決不僅符合所謂“節約審判資源”的精神，而且是法院應盡的義務。
今年3月下旬，吳春桃和雷律師曾應邀前往法院，聽取了審判長轉達的張西德的調解意願。法庭此時仍能體面地表示是否同意調解，應由當事人自主決定，法院此舉絕非勉強作家接受調解。鑒於張西德在公開場合多次“義正辭嚴”的表態，春桃當即拒絕接受調解並請求儘快判決。孰料5月26日，合議庭成員竟不遠千里來到北京，約請出版社領導和陸智敏律師商談調解事宜，居然謊稱張西德和陳桂棣已贊成調解，只是方案有待磋商，並建議以出版社少許賠償、作家適當致歉的方式了結此案；6月17日，合議庭成員冒著酷暑又赴合肥，約見雷延平律師並懇請她說服作家接受調解，聲稱張西德和出版社均已同意接受調解。雖然我們再次拒絕了如此美意，但仍不免會想，法院如此放下身段南下北上，究竟所為何來？莫非“馬錫五審判方式”的優良傳統，又在二十一世紀死灰復燃了？
我們理解，你們的裁判權受到了法外因素的干擾，久調不決不過是干預的結果。本律師受命在此聲明，我們不會接受法庭的任何調解，請及時判決。
三、我們對判決和司法公正的期待
《中國農民調查》的境遇，堪與多災多難的中國農民比肩。自作品問世以來，雖然一時間洛陽紙貴，卻因其揭露了那種“想像不到的苦難”而命運多舛。自去年三月無端被禁以來，至今沒有任何部門和任何人，向作家明示其作品“公眾不宜”的理由和依據。作家夫婦唯一感到欣慰的是，本書並未象張西德切齒期待的那樣，“逃不脫黨和人民的眼睛，一露頭就被掐死，扔進了狗屎堆，永不恥於人類！”。雖然出版社和作家的財產權益蒙受了巨大損失，但數以百萬計的盜版書暢銷不衰，使作家的心血並未因“一紙”禁令而付諸東流。書中人物張西德的起訴，給了我們檢驗中國司法能力的機會，因受理本案而承載了世人眾多希冀的阜陽法院，沒有理由如此畏縮不前，為孱弱的司法制度再添加一個屈辱的注腳。
朝野對作品迥然不同的評價，恰恰證明它反映了現實。《中國農民調查》已經讓很多人的“心靈永遠不得安寧”了，就是因為它刺痛了世人早已懦弱和冷漠的靈魂。反之，忙於構建和諧社會的大小公僕們，卻依舊表現出了慣有的冷酷。本律師注意到，新任安徽省委書記郭金龍，不久前即在鳳凰衛視的“小莉看世界”欄目中，批評《中國農民調查》“是一本很不好的書，給安徽人抹了黑，也是一本不實事求是的書。”郭書記認為，作家“把歷史上一些已經解決的問題拿出來堆砌，是不客觀的。”他承認農村基層工作中存在問題，承認基層幹部的一個主要工作“是‘催糧催款’、‘刮宮引產’。”但他又認為，既然“‘催糧催款’是皇糧國稅，‘刮宮引產’是要實行計劃生育。”所以就不該再被提起，假如作家將其“拿出來堆砌”，就是“給安徽人抹了黑。”郭書記顯然沒有搞清楚，究竟是張西德之輩的暴行，還是作家的創作“給安徽人抹了黑”？何況書中揭露的苦難，至今仍然是郭書記治下安徽眾多農民生活的現實！我們不知道，莫非今天安徽領導夢寐以求的“中部崛起”，還必須假借郭書記那為尊者諱的“實事求是”？
我們不能肯定，以郭金龍為代表的安徽黨政領導的觀點，是否決定了阜陽中院的態度，但封疆大吏的暗示對其治下的臣民而言，肯定不會是耳旁風！我們深深感激，是司法特有的規律和法官職業的良知，共同成就了本案至今未決的尷尬局面，因為你們不願為虎作倀，也沒有理由判決作家敗訴。你們已經仁至義盡。
不受監督的政府權力，已經讓中國萬劫不復，沒有言論開放和批評自由，構建和諧社會的夢囈，無異於葉公好龍和紙上談兵。本案判決將有機會回答，公民是否有權批評黨和政府的公共政策，以及政要是否有權就其職務行為和公共角色所遭受到批評，與批評者對簿公堂。如果說“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已經確立的公共人物和實際惡意原則，開啟了法治社會言論空間的話，張西德訴陳桂棣案必將有條件為中國社會走向開放奠定基礎。所有這一切，都取決於你們如何運用手中那本應至高無上的司法裁判權。一言以蔽之，我們和所有當事人一道，正共同面臨著創造歷史的機遇！
尊敬的錢偉光審判長：千里之行，始於足下，選擇足下生輝還是讓心靈繼續蒙塵，存乎你們一念之間！您和合議庭所有成員庭審中的表現，已經證明你們可能是當今中國法官中的佼佼者；你們能夠主動選擇成就捍衛自由的光榮，或者被動選擇蒙受參與壓制表達的恥辱；無數的作家、記者和百姓正在注視著你們，他們都在等待你們的判決。
我們確信，無論本案結果如何，判決書上的名字都將永遠被世人銘記：到底是作為捍衛自由的勇士和智者，還是作為迫害自由鉗制言論的幫兇，現在就請面對你們的靈魂，做出抉擇吧。
被告：陳桂棣
委託代理人：北京市華一律師事務所
浦志強 律師
2005年7月10日於北京(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