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日訊】(大紀元記者舒耘費城報導) 在海內外民眾紀念“六四”民主運動十六週年之際﹐許多人都想知道﹐經歷過那場血雨腥風的 “六四”學子目前在哪裡﹖這些年他們是怎麼渡過的﹖此時此刻﹐他們在想什麼﹖帶着這些問題﹐大紀元採訪了現居住在賓州的“六四”學生領袖﹑清華大學學生李恆青先生。
已近不惑之年的李先生目前在新澤西一家公司任財務總監﹐全家定居賓州費城。以下內容根據李先生的採訪對答整理而成(有刪節) 。
記者﹕“六四”那天﹐ 您在哪裡﹖ 您印象最深的記憶是什麼﹖
李恆青﹕那天﹐ 我本來在清華校醫院打點滴(因長時間在天安門廣場﹐體力消耗大)﹐ 清華的同學把我叫回天安門廣場﹐說六月三日下午已經扔催淚彈了﹐ 軍隊可能要進來了。聽完後﹐我立刻趕到天安門廣場﹐看到廣場還有很多各地的學生﹐搭的帳篷﹐ 我就跟其他幾位學生代表(如周封鎖)等商量﹐覺得如果軍隊來了﹐ 大不了我們就被他們抬着走(當時思想很天真﹐沒想到他們會開槍)。 這樣我們就進帳篷睡覺﹐ 養精蓄銳﹐等着他們(軍隊)來。後來天就黑了﹐我們開始陸陸續續聽到槍響﹐ 出來看時﹐ 看到天上嗖嗖的子彈﹐ 比“流星雨”還密集﹐ 整個天都紅了(後來才知道每十發子彈裡面都加了一顆“夜光彈”)﹐ 然後就看到負傷和死亡的學生和市民…
我趕到西邊的六部口﹐ 東邊的東長安街﹐南邊的前門看情況﹐ 人們把死亡的學生抬到廣場﹐ 當時沒有救護車﹐ 全是登三輪車的市民和私人的出租車幫着往醫院裡拉人。 我記得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同學哭着請求一個大夫把另一名中彈的同學抬上出租車拉到醫院搶救﹐那個大夫堅決的說﹐“不行” 因為那個同學已經死了﹐沒救了﹐ 醫院沒有地方了…
後來部隊就推進了﹐ 後半夜﹐坦克開進來﹐ 從歷史博物館附近沖進來。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和曉波(劉曉波)在中外記者面前﹐砸了一隻槍﹐ 就在紀念碑的花崗岩的欄杆上﹐ 我們兩個人一起砸的(這支槍)。 為什麼﹖我們就是要告訴所有人﹕我們不抵抗﹐ 我們沒有想用武力對抗政府﹐ 我們希望政府停止這場鎮壓﹐ 不要再進行這場屠殺﹐在這個過程當中﹐ 大家都清楚的知道﹐ 哪兒有暴徒﹐ 到底誰才是暴徒﹐ 只有中共政府(才是暴徒)﹗
記者﹕當看到死傷的學生和市民時﹐ 您的感受是什麼﹖
李恆青﹕當然很震驚﹐因為當時誰也沒有想到政府會派幾十萬人用真槍實彈對付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 當時我們在廣場表決﹐ 我們清華在紀念碑下開常委會﹐在決定是否撤離廣場時﹐ 我非常明確地告訴大家﹐必須撤﹐當時我記得糾察隊的兩個同學哭着跟我喊﹐ “你記不記得XX和XX 兩個同學死在這裡﹖” 我說﹐“我當然記得﹐ 我們大家都可以死在這裡﹐ 我李恆青也可以死在這裡﹐ 但是我們有責任把學生們帶出去﹐ 他們是我們中國未來民主的希望﹐ 他們經歷了這場血與火的考驗﹐ 他們應該活着出去﹐他們是中國民主的種子﹐我們不能再流更多的血﹐後來各校都決定撤﹐ 剛做完決定﹐ 戒嚴部隊就沖上來了﹐全副武裝的士兵就從紀念碑各個方向冒出來了…記得當時我和(周)封鎖﹑邵江﹑梁二把最後剩下的學生和市民拉成人牆﹐我拿着話筒﹐ 指揮學生和市民撤出廣場﹐我們的身後就是黑壓壓的坦克﹐ 我從來都沒見過這麼多的坦克﹐ 我們撤一步﹐坦克就跟進一步…
記者﹕“六四”屠殺後您又經歷了什麼﹖
李恆青﹕“六四”以後﹐ 我被秘密通輯﹐曾經在東北流亡了一個多月﹐ 後來回到北京﹐當時還抱有幻想﹐想回到學校繼續完成學業。回到學校後﹐ 清華成立了專案組﹐ 進行校內清查﹐ 因為我“不投降”﹐ 就被送到保衛部十四處﹐ 後來被輯押到昌平看守所呆了一個月﹐ 最後轉到秦城監獄﹐ 關了一年。
其實我還是挺適合坐監獄的﹐ 因為沒有心理壓力﹐ 沒有精神負擔﹐因為我有思想準備﹐ 從抓我那天起﹐ 我就準備了做十年的牢。 如果一個人沒有奢望﹐ 沒有幻想﹐ 就沒有負擔。就象中國佛道思想中的所說的 “無欲則剛﹐ 有容乃大﹔物我兩忘﹔天人合一。”
進監獄的時候我正好23歲﹐ 我想﹐ 等做完十年的牢﹐出來的時候就33歲了﹐ 十年後﹐ 還是一條好漢。我就給自己定了一個“十年學習計劃”﹐ 每天按照學習計劃﹐看書(那時在秦城監獄可以看書﹐ 家人也給我送很多書)﹐什麼書都有。當時還能看到嚴家其的書。因為監獄裡沒有日曆﹐ 自己就用手畫日曆﹐ 過一天﹐ 就在日曆上打個勾﹐在秦城監獄的一年時間裡﹐我看了兩麻袋的書。 現在回想起來﹐ 在秦城的日子還是很HAPPY(快樂)的﹐ 我沒覺得自己受了什麼苦﹐個人吃的這點苦有什麼好說的﹐ 看你跟誰比了﹐ 跟死去的那些同學比﹐ 比如我們清華化工系的小段﹐ 就知道自己該做什麼了— 他們把自己的生命留在了天安門廣場。我們留下的人應該完成他們未竟的事業﹐ 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精神寄託﹐
記者﹕您18歲在高中時就入了黨﹐并在清華附中擔任過校團委書記的工作﹐經歷了“六四”﹐您的心路歷程是怎樣的﹖
李恆青﹕ 我在1985年念高三時加入中共﹐ 從不信到信﹐ 從信到不信﹐ 最後站到共產的對立面﹐ 我想今後應該是共產黨的埋葬者﹐ 經歷了非常複雜的一個過程。
從不信到信
在清華附中上高中時﹐ 正好是1982年﹐ 當時整個社會都是處於激昂﹑亢奮的狀態﹐ 記得當時的口號是“實現四個現代化”。那時的我也在追求信仰和理想﹐ 在清華附中黨委和老師的影響下﹐ 我看了“馬恩列斯”選集﹐ 覺得共產主義所宣揚的“人類大同”是一個非常美好的理想﹐ 所以就虔誠的相信了共產主義﹐上高三時就加入了共產黨﹐那時我18歲。記得入黨宣誓時﹐ 我是發自內心地要“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生”。
從信到不信
上大學後﹐ 我的思想開始轉變﹐ 因為發現這個社會並不象以前想的那麼單純﹐那時社會也出現了腐敗。我從那個時候開始反思﹐86年的學潮對我的影響很大﹐ 就是在那段時間認識到﹐人還有人的價值﹐就是個人有價值﹐這是過去我的思想中所沒有的。過去的思想是“我是黨的人﹐ 我要為黨的事業奮鬥終生﹐ 黨要我幹什麼﹐ 我就幹什麼﹐ 黨要我的胳膊﹐ 我就把胳膊砍下來(給黨)﹐ 當時真是那麼想的”。 當時我看了很多有關西方近代民主的書﹐ 還有 王軍濤的“青年論壇”﹑ 胡平的“再論言論自由”﹑ 孟德斯鳩﹑盧梭的書﹐ 才發現原來人的基本權力在我們這兒(中共統治下的社會)都沒有實現﹐ 而且都被剝奪了﹐ 於是產生了對“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理論的懷疑﹐ 自己逐漸變成了“逍遙派”﹐ 不願意關心政治﹐並開始讀了好多佛教的書。
從“改良派” 到 “中共的掘墓人”
89年學潮﹐是我思想上的另一個轉折。 我是從“422跪交請願書”後才開始真正參與“六四”的。 當時我是清華化學系學生會主席﹐ 同學從廣場回來說要罷課﹐ 我問為什麼﹐ 同學說﹐“學生都跪交請願書了﹐ 政府不出來對話”。我一聽﹐ 就說“罷”﹐ 於是“清華化學系學生會要求全系罷課”的通知就在學校貼出來了﹐黨委馬上給我打電話問我為什麼要罷課﹐我說﹐“要爭得我們最基本的民主權利﹗都跪交請願書了﹐ 還不出來對話﹐ 還有什麼課好上的﹖ 一張安靜的書桌都擺不下了﹗”
當時﹐ 我還是屬於“改良派”﹐ 希望中共能夠改良﹐ 但六四開槍後﹐在震驚﹑迷茫過後﹐ 我徹底轉變了﹐對中共的“改良夢”再也不用做了。六四的槍聲結束了兩個神話﹕第一個神話﹕共產黨是人們的政黨﹔ 第二個神話﹕人民解放軍是人民的子弟兵。
從監獄出來後﹐ 我的思想理清了﹐ (對中共)那就不再是“改良”了﹐ 而是“革命”﹐ 革中共的命。十多年來﹐ 這個認識越來越深刻﹐ 那就是只有結束中共﹐ 中國才有希望。
記者﹕您來到美國後﹐對中共的反思﹖
李恆青﹕在美國的民主社會裡面﹐ 感覺到政治是“老百姓的政治”﹐ 政治就是“柴米油鹽”。比如美國國會現在關心的是什麼呢﹖ 是油價﹑報稅﹑健康保險等民生問題。民主就是﹕我選舉你去替我辦事﹐ 我是老闆﹐ 總統是老百姓選出來的﹐要為人民服務。 而中共正好相反﹕ 它(中共)說它們是人民的公仆﹐ 其實它是奴役13億中國人﹐ 這才是中國人權的現狀。
它(中共)已經沒有存在的合法性了﹐ 所以變着法的搞手段﹐為自己找生存的借口。如“保先” “三個代表” 為什麼自己說自己先進﹐ 就是因為它不先進。 如果你有“先進性”﹐ 不用去證明﹐ 老百姓自然就會承認你。 正因為你不好﹐ 才要去證明自己﹐ 才要為自己的存在找合法性﹐ 特別是這幾年﹐ 隨着共產主義在前蘇聯和東歐解體﹐ 中共自己也感到了越來越嚴重的的危機﹐因為它知道自己的存在沒有合法性﹐ 這個政權是靠武裝奪取的政權﹐ 靠武裝維持的政權﹐ 如果沒有警察﹐沒有軍隊維持着﹐ 它(中共)一天存在的可能性都沒有﹐因為它的存在根本不具備任何合法性。所謂合法性﹐就是人民拿票投出來的﹐人民一票一票投出來的。中共不是﹐它不敢﹐如果它(中共)今天解除黨禁﹐敢投票的話﹐ 明天選舉﹐共產黨就不是執政黨了﹐共產黨就不存在了﹐ 所以它不敢。民主自由是世界的大勢所趨﹐ 在這個大的潮流中﹐ 中共倒行逆施﹐ 開歷史的倒車﹐ 不可能﹐ 它(中共)自己也意識到了。
記者﹕隨着時間的流逝﹐很多人似乎淡忘了六四。
李恆青﹕ 記得我被抓起來的時候﹐ 一個警察審我﹐ 問我為什麼參加“反革命運動”。我跟他說﹐香港市民聲援北京學生絕食的遊行隊伍裡有一張相片﹕相片上一個小女孩手裡拿着一條橫幅﹐ 上面寫着“難道民主還要我們這一代為它而努力嗎﹖”我跟這個警察說﹐ 我參與“六四”﹐就是不要讓他們(這個小女孩) 這代人為民主而努力﹐ 不要讓我的女兒像她的父輩一樣去為民主而流血﹐去死在獨裁政權的坦克下。
我希望每一個中國人﹐都能去關心我們的未來﹐ 我們的子孫後代的未來﹐ 都能記住這段歷史。 只有記住歷史﹐ 歷史才不會重演。我相信﹐中共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的這一天很快會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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