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2日訊】二、批判的現實和對現實的批判
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年，中國共產黨走過了八十個年頭。對中國共產黨的中肯的評價是：它曾是一個革命的黨，但決不是一個能承擔起現代化建設尤其是民主化建設的黨。我們無法斷定它還有多長的路。但我們可以斷言的是：如果它想繼續存在的話，必須從現在開始進行徹頭徹尾地改造。
新世紀來臨之際，全世界加快了變革，中國也必須加快變革，否則，將被世界徹底變革。中共軍事官僚集團專制統治已經成為中國變革的最大障礙，因此，中國要跟上世界的發展步伐，就必須結束中共的一黨專政。
1、農民革命+民族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歷史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國際關係相結合的產物。辛亥革命後的中國，需要一個較中國同盟會更激進的派別將民主革命推向前進。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們就是激進派的代表人物。即使沒有俄國革命的影響和共產國際的幫助，這些人物也會結成激進的黨。只是俄國革命的影響和共產國際的幫助，使它才稱作中國共產黨，才打出共產主義的旗幟。
然而，中國極端落後的經濟和政治文化專制主義，以及受列強侵略的特殊社會狀況，決定了中國共產黨從一開始就不可能是一個西方式的純馬克思主義政黨。馬克思主義是19世紀西方自由資本主義時代的產物，它當初希望用共產主義來解決工業資產階級和產業工人日益激化的矛盾。而中國則尚處在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初始階段，農民和剛從農民中分化出來的少部份的工人是當時中國革命的主體，他們生活在中國社會的最底層，他們遭受著軍閥、地主、官僚、新興資本家和列強的殘酷的壓迫和剝削，他們是中國社會各階級中最苦難、最保守的部份，但也是蘊含著巨大革命力量的階級。任何革命的政黨，要想奪取政權，就必須以他們為基礎。從中國共產黨成立那一天起，就宣佈它代表這一階級的利益，宣佈為他們的解放而鬥爭。
在從事所謂新民主主義革命鬥爭的二十八年裡，中國共產黨始終高唱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合奏進行曲。民族主義反映了中華民族擺脫帝國主義壓迫、實現民族獨立的願望；在農民和貧苦的工人看來，共產主義就是平均主義，即「等貴賤，均貧富」。因此，所謂「新民主主義革命」，實際上是農民革命加民族戰爭。以民族主義凝聚民族感情，以共產主義動員工農大眾，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奪取全國政權的全部秘密。這個秘密，毛澤東和多數共產黨領導人不敢承認，因為農民代表的是落後的生產方式、是中國的傳統，是專制主義的階級基礎。毛澤東只承認三條，即所謂的「三大法寶」：黨的領導、武裝鬥爭、統一戰線。試問黨員的大部份不是農民嗎？武裝力量的主力不是農民嗎？統一戰線的主體不也是農民嗎？其實，這是毋庸諱言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進行以農民為主體的革命戰爭，這是實現民族獨立和奪取政權的唯一可行的道路。關鍵的問題是實現了民族獨立和奪取政權後，如何使用這個政權去建設這個獨立的國家。
2、在最落後的生產方式上建立「最先進的社會制度」
在掌握了全國政權後，中共的領袖們開始按照他們的願望打造中國。他們用三年時間鞏固政權，用四年時間建成了社會主義制度。據說，這四年走完並超越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四百年的歷程。這一制度的最基本的特徵是權力的高度集中——政治、經濟、意識形態，一切都集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最後集中在黨的最高領導人手中（過去稱主席，現在稱總書記）。它所體現的原則便是我們上面多次提到的「以黨治國」、「領袖獨裁」。它被中共中央領導人自詡為世界上最先進的制度。
事實上，「社會主義」是當今世界上最落後的制度。在中國，它是罩上現代光環的古老的皇權專制主義制度。中共領導人不承認這些，或者說壓根就不去想這些。但是，最貧窮、最沒文化、生活在社會最底層、也是最樸實、佔人口總數百分之九十的中國農民卻最明白這些。他們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中共王朝，毛澤東和他的接班人就是皇帝（黨內的世襲皇帝），從周恩來到老百姓都是他的臣民，中國領土和海疆都是他的江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仍然是中共統治不變的法則。
於是，我們看到，中共謊稱的「先進」體制正是一百多年來中國人所要徹底變革的。
在人類文明進化到今天，在中國步入近代工業化、民主化進程一百多年後，這樣一種落後的、古老的、與歷史發展相悖的體制，為甚麼會有如此的生命力呢？答案就在中國歷史裡，在中共的經歷中。
中共信仰馬克思主義。而馬克思主義觀察問題的最基本觀點是從現存的社會經濟條件出發。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夕，毛澤東曾作過統計：在中國國民經濟中，現代性的工業只佔百分之十左右，佔百分之九十的農業和手工業經濟還停留在古代。這種基本的生產方式是中共高度集權的基礎。另一方面，中國近代的改革總是在外力的作用下進行的，由於缺少內在的基礎和動力（特別是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改革一直是浮在表面。前面已多次說過，辛亥革命趕跑的只是穿龍袍的皇帝，在「共和」的名義下，軍事獨裁、政治和思想專制、文化奴役，一切照舊。再一方面，長期地軍事政治鬥爭，鍛造了中共軍事官僚體制和領袖個人崇拜，在中共奪取政權後，也就不可避免地將其全面而迅速地推行到一切領域。
中共自身的宣傳機器以蘇聯的例子來證明高度集權體制的先進性。其實，蘇聯的體制也是小農經濟和沙皇專制歷史的產物。斯大林就是彼得大帝，集體農莊就是將農民集體農奴化，國有化就是打著公有制招牌的官僚資本主義。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們之所以讚美蘇聯，效仿蘇聯，是因為他們和蘇聯站在同一起跑線上。
1956年，中共領導人包辦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這是中國版的「蘇維埃代表大會」），它制定了被稱為中國第一部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當然也是蘇聯憲法的翻版）。憲法規定了「人民民主」原則和「社會主義」原則。
但是，所謂「人民民主」只是假借「人民」的名義而實行中共各級官僚們專制獨裁的虛偽形式。「民主」實為「民之主」而非「民為主」。憲法明確規定了實行「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根本保證是共產黨的領導。既要保證中共的絕對領導，又要假借「人民」名義，因此，從中央到地方（以至街道、鄉村、工廠的車間、學校的班級）各級機構中，都設有黨政雙重機構。在具體操作過程中，只有黨沒有政，只有主沒有民。於是，中共在國家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的絕對支配地位得到了絕對的保證。只有這樣，中共最高領導人的個人意志才能完整地貫徹執行到底。孫中山和蔣介石的「以黨治軍」、「以黨治國」、「一黨專制」和「領袖獨裁」的體制被繼承無餘，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
所謂「社會主義」就是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的原始公有制。如上所述，中國在中共取得全國政權時，社會經濟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尚停留在封建的小農經濟時代，而加快封建小農經濟解體並實現經濟的社會化大生產的最有效途徑是發展商品經濟。這是被全部世界近現代歷史所證明了的。我們可以批判早期資本主義的殘酷性，但是我們不能違背歷史規律。1956年完成的所謂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特別是其中的的工商業的改造，極大地破壞了中國社會中僅存的不到百分之十的現代經濟成分，使中國近代生產方式倒退幾十年。這種號稱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所謂社會主義，實質上是小農經濟時代的平均主義。他既是幾千年來的小農意識在中共領導的農民革命勝利後的實現，也是中國社會的現實存在在中共領導人思想上的反映。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和平均主義否定人的差別，否定競爭，從而也就消滅了社會發展進步的內在動力。而為了滿足中共領導人的虛榮心理，社會主義所造成的只能是浮誇的泡沫經濟，以及浮誇後的普遍的貧困。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中共領導人所做出的除了政治制度改造和生產關係改造以外，第三項就是改造知識份子。它是通過政治手段，將中共領導人的所謂「共產主義」意識（實質是皇權專制意識）強加於具有現代科學精神和現代民主意識的所謂舊知識份子頭上。聽話者則成為御用工具，賜以特殊待遇；不老實者則以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或「現行反革命」的罪名而打入人間地獄。
1956年，中共召開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毛澤東向全世界宣佈，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建成了。從十月革命到1936年斯大林頒布蘇維埃憲法，蘇聯用了將近二十年建成「社會主義」。而中共只用了七年就在中國建成了「社會主義」。直至今天，中共新軍事官僚集團仍將其視作中共改造中國的輝煌業績（事實上，他們在實踐上已經根本否定了它），並拿它繼續欺騙中國善良的老百姓。
3、中共領袖的「大頭症」
1956 年召開的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實際上是中共政治家的慶功會、誓師會。他們發誓要在短時間內將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圖紙變成中國大地上的高樓大廈。他們相信共產黨人具有改造客觀世界的無盡的主觀能動性，相信「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對生產力的發展具有無限大的推動力。既然中共能在短時間內建成比西方資本主義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那麼，他們一定能在更短的時間內創造出比資本主義更輝煌的業績。他們有理由相信，在他們的卓越領導下，在十幾年、甚至幾年內超過英國，趕上美國。
但是，自稱馬克思主義繼承人的中共的政治家、理論家們卻在馬克思主義的最基本理論上犯了錯誤，或者說有意地歪曲了馬克思主義。「八大」 宣佈，在社會主義制度建成後，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現在，矛盾的主要方面在落後生產力這邊了。這裡的邏輯是，生產力要適應先進的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要適應先進的上層建築，最後，一切都要適應中共政治家的主觀意志。這是地地道道的唯心主義，是典型的大頭症。 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正是這一唯心主義大頭症的瘋狂發作。
對客觀規律的嘲弄遭到了客觀規律的懲罰：「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帶來了1960年前後空前絕後的災難。中共的幾個政治家的異想天開的錯誤舉動，卻讓成百上千萬中國老百姓用生命作代價去補償。直到今天，只要提起「六零年」，中國的老百姓仍不寒而慄。中共的政客們不敢正視它，因為它是抹不掉的癩頭瘡。但中華民族不會忘記，歷史不會忘記。
1966年毛澤東發動了一場被稱為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他要用群眾運動的方式，讓共產主義思想（即馬列主義和他本人的思想）成為中國人唯一的意識形態。這場運動雖冠以「文化大革命」，但它壓根就是政治運動。在這場運動裡，極端民主和極權專制實現了高度地統一。階級鬥爭學說推行到極至，全國各民族、各階層自發地或強制地劃為兩大造反派別，毛澤東是兩派共有的總司令和革命領袖。無論這兩派之間有多大的矛盾和衝突，但他們對 「革命領袖」的無限崇拜和無限忠誠卻是同樣的。毛澤東擁有著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帝王從未擁有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尊嚴和權威，他的隻言片語被稱為「最高指示」奉作聖旨，成為判斷一切是非的唯一標準的。憑著對毛澤東的赤膽忠心，革命的造反派對現存的一切展開暴風驟雨般的無情地衝擊。除毛澤東及其光輝思想外，人們不再相信任何權威，一切清規戒律都沒有了，一些決策政令還沒等形成就成為過去。「文化大革命」極具破壞性：它進一步摧毀了中國的經濟，踐踏了人類優秀文化，對毛澤東極端封建性的個人崇拜使中國尚存的一點民主法制意識喪失無餘，蕩然無存。不過，就政治的破壞性來說，卻有較大的進步性——它瓦解了共產黨自身的統治體系，人們不再盲目相信權威，特別是在唯一的權威毛澤東去世以後。
「六零年」和「文化大革命」已經成為中國現代歷史詞典裡災難的代名詞。它以雄辯的事實證明中共在中國的共產主義實驗的失敗。
隨著「文革」的結束和毛澤東等一代領袖人物的相繼去世，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中共的統治出現了嚴重的危機。為了渡過危機，中共的權貴們不得不請出毛澤東的戰友、並且在「文革」中被毛澤東兩次撤去黨內外職務的鄧小平出來收拾殘局。
4、經濟自由主義與政治專制主義
鄧小平是中國的馬基雅維利。他的著名的信條是「不管黑貓白貓，逮住老鼠就是好貓」，即只要能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他的目的有兩個：一是鞏固已經動搖了的中共的專制統治，二是儘快將中國的經濟和國防實力搞上去。
1978 年底，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它被中共中央領導人及其輿論工具譽為建國以來中國歷史的轉折點。事實上，這是中共對其建國以來的路線方針進行自我否定的會議。這次會議提出了改革開放的方針。開放，就是要睜開眼睛看世界，打破毛澤東時代的封閉狀態，擴大同世界各國的交往；改革，就是改變中共建國以來所謂高度集中的經濟政治體制，以與經濟的發展相適應。不管從哪個角度來看，「改革開放」的方針本身應該說是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一方面，只有不同地區、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之間的交往撞擊和優勝劣汰，才能促進人類社會的發展進步；另一方面，只有不斷地改革、淘汰、廢除過時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才能不斷適應社會的發展和進步。
十一屆三中全會否定了中共「八大」的路線，事實上宣告了中國共產主義理論和實踐的終結（馬克思：「交往的任何擴大都會消滅地域性的共產主義」）。但可悲的是，鄧小平和他的同僚們卻沒有勇氣承認他們的歷史錯誤。因為承認了「八大」的錯誤，就等於承認了社會主義改造的錯誤，也就否定了中國社會主義制度，最終也就不得不確認中共統治的不合理性。然而，鄧小平和他的同僚們進行「改革開放」的實質就是鞏固中共在中國的統治地位，所有的改革、所有的開放，都必須圍繞這個宗旨，即維護中共軍事官僚集團的特殊利益。鄧小平的口號是「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是誰「先富起來」了，大多不還是那些手握軍事、政治、經濟大權的中共各級官僚及其親信們！
所以，在具體實踐中，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線必然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要改革開放，擴大交往，促進生產力的快速發展；另一方面，又要鞏固和加強中國生產力發展的最大障礙——中共軍事官僚體制。這一對矛盾無法調和。其後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實踐，就是在這一矛盾的不斷激化、升級中進行的。要發展經濟，就必須首先改掉束縛經濟發展的生產關係，即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建立起來的所謂「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的發展；而商品經濟的發展所需要的是民主化的政治體制的保護。因此，歷史的結論必然是：不是中共軍事官僚體制遏制商品經濟的發展，從而破壞中國現代化的建設；就是商品經濟的發展促進現代化的建設，導致中共軍事官僚體制的消亡，最終廢止中國幾千年專制政治和奴化思想，實現真正的民主政治。而後一種結果才是符合歷史發展規律的。
二十多年來，商品經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它正在形成巨大的力量，衝擊著中共軍事官僚體制；中共維護這個體制，即維護其軍事官僚集團的最大利益，又不斷加強著專政機器；而專政機器的任何加強又必然對商品經濟的發展形成阻礙和破壞。因而經濟愈發展，矛盾愈激化。中共的「改革開放」已經進入了一個惡性循環的怪圈。
實際上，這樣的怪圈在一百年前的晚清時期已經出現過一次了，中共只不過在重蹈歷史的覆轍罷了。二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就是一場新洋務運動。它的基本指導思想，即「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就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再版。它要用西方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經濟管理手段（所謂「用」）來鞏固中共專制獨裁之「體」。所謂「中國特色」，只不過是欺騙世人的遮羞布。當然，與洋務運動一樣，它從解決政治與經濟的矛盾開始，在政治與經濟的嚴重對立中進行，也必然在政治關係與經濟關係矛盾的激化中破產。
以1898年殘酷鎮壓維新派為標誌，滿清王朝將其推上了自絕的道路；以1989年6月4日在天安門野蠻鎮壓愛國青年學生為標誌，中共的軍事官僚集團同樣將其推上了自絕的道路。中國不會忘記，世界不會忘記，歷史不會忘記，人民不會忘記，1989年春夏之交，那一場改變了世界歷史的民主運動。自稱是人民代表的中共軍事官僚集團竟動用軍隊，血腥地屠殺了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1989年「六四事件」，在中外歷史上將是空前絕後的大血案。「六四血案」以血淋淋的事實說明了中共所謂「改革開放」的實質，暴露了中共軍事官僚資本集團的罪惡本質。
踏著「六四」英烈的鮮血，以江澤民為代表的新的軍事官僚資本集團建立了所謂中共「第三代領導集體」。這個以軍事屠殺上台的新的軍事官僚資本集團，也只有以不斷強化軍事官僚集團專制來鞏固其腐敗政權。否則，它連一天也統治不下去。另一方面，便是強化思想專制，以所謂「四項基本原則」和「鄧小平理論」以及「江澤民學說」鉗制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思想。
5、揭去專制獨裁的護身符
「四項基本原則」是中共軍事官僚集團專制獨裁的護身符，是全國人民一切行為的緊箍咒，是改革開放健康發展的無形桎梏。它在理論上是荒謬的，在實踐上是已經破了產的。不徹底拋棄「四項基本原則」，中國的現代化和民主化就無法真正實現。必須揭去這道護身符！
１「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在馬克思的理論中，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在《共產黨宣言》發表的時代，馬克思提出以共產主義取代資本主義。十九世紀中期，第一次工業革命帶來的社會化大生產和自由資本主義體制創造了巨額財富，自由競爭使社會發生著急劇分化：一方面是社會財富向少數資本家手裡集中，另一方面是社會的大多數淪為只能靠出賣體力為生的產業工人。盲目地、無規則地生產導致週期性經濟危機。經濟危機來臨之時，大量工人因失業被拋上街頭，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日益激化。馬克思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病理醫生，他認為醫治這個社會的最好辦法是結束這個社會——必須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使生產資料公有化，以與生產的社會化相適應，實現分工、生產、流通和分配的計劃性。這就是共產主義。他和恩格斯認為，只有這樣，才能消除盲目競爭和由此帶來的經濟危機。
馬克思和恩格斯為此奮鬥了幾十年。但是，資本主義社會不但沒有消亡，反而不斷加固，生產力迅速發展。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馬克思在共產主義社會之前，又加了一個社會主義社會，作為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階段，以便使其共產主義學說能自圓其說。到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恩格斯在逝世前，便毫不掩飾地承認，他們在十九世紀中期闡述的一些觀點錯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錯誤在於他們忽視了這樣的道理：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迅速發展的根源正在於它建立在商品經濟基礎上的競爭機制，資本主義的盲目生產是因為它的體制的不完善。消滅資本主義所有制就是消滅商品經濟，也就消滅了競爭，從而消滅了生產力發展的內在動力。資本主義體制的優越性在於保持並激勵競爭。而基於平均主義之上的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只能消滅競爭，從而制約生產力的發展。馬克思主義誕生一百五十多年來，資本主義正是通過自我調整（非暴力的或民主的）而健全，從而推動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生產力的巨大發展。儘管它已經被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宣判過多次死刑，但直至今日，它仍然充滿活力。事實上，今天的資本主義，已經不是一百五十年前那種盲目地、無節制地競爭的資本主義了。它在通過股份制實現著生產資料的社會化（而不是「公有化」）佔有，它在完善競爭機制和消除社會普遍貧困的同時，也在擴大計劃經濟的比例。只不過它不是用強制手段，而是通過經濟槓桿和民主機制來推進。
社會主義沒能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實現，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列寧卻要在封建農奴制殘餘普遍存在的俄國建立社會主義。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斯大林以軍事手段在蘇聯強制推行共產主義，在剝削廣大勞動者的基礎上實現共產黨國家官僚資本的積累。一方面建立起共產黨軍事官僚集團壟斷的國家工業體系，並最大限度地將其國有化；另一方面勞動人民的生活卻一直處於貧苦狀態。專制獨裁（所謂「高度集中」）的體制導致經濟停滯不前，社會矛盾激化。在十月革命七十多年後，共產主義體制在蘇聯壽終正寢。它不僅使蘇聯解體，也使自彼得大帝以來，經過幾代沙皇苦心征戰而建立起的俄羅斯帝國崩潰。
蘇聯的解體標誌著世界共產主義實踐的破產。在中國，共產主義已經隨著「大躍進」帶來的災難而在事實上宣告破產。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就是在向世人宣佈革除共產主義，消滅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共官僚集團所進行的一切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都是在使中國資本主義化（所謂「與世界經濟接軌」）。對於中國歷史來說，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然而，中共新的軍事官僚集團不敢承認這一進步，因為承認了它就等於承認了中共在中國統治的不合理性，就等於承認了中共統治中國幾十年所犯下的罪惡。所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不過是它的製造者欺騙自己和欺騙人民的把戲而已。
無論在世界上還是在中國，在過去還是在現在或是將來，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只能是一個虛擬的宗教式的理想天國。
２「堅持人民民主專政」
在漢語詞典裡對這個詞是這樣解釋的：「對人民的民主和對反動派的專政的結合，實質是無產階級專政。」這是根據毛澤東的《論人民民主專政》界定的。毛澤東認為，人民在中共領導下，組織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保護人民的利益，人民享有言論、集會、結社、出版、信仰等自由。人民通過自己的政府，即國家機器對反動派實行專政。這是《共同綱領》和不斷再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寫下的內容。
然而，所謂各級國家權力機關「人民代表大會」，只是中共軍事官僚集團強行包辦下的各級軍事官僚們的宴會，是中共官僚階層保障其謀取最大利益並將其合法化的僱傭工具。而被請進各級政治協商會議的相當多的所謂民主黨派的委員，只不過是中共軍事官僚集團強姦後並以重金包租的歌妓。
透過中共統治中國五十多年的事實，我們看到的是，人民享有的只是被專政和民主自由權利的被剝奪：所謂「三大改造」，是對人民享有的對財產佔有權的剝奪；對知識份子的改造和反右派是對知識份子的殘害、對人民的言論和行為自由的剝奪； 「大躍進」則是對勞動人民工作權和勞動權的任意支配和剝奪；1960年，相當多的普通百姓被剝奪了生命權；所謂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同樣是對公民思想、言論、出版、結社等權利的剝奪；1989年的「六四」大屠殺則是對公民所有的權利的剝奪；「六四」以來，以江澤民為代表的軍事官僚集團以所謂「穩定」為藉口，動用一切古老的和現代的、精神的和物質的、公開的和隱蔽的手段，對公民實行著空前的控制，以最大的限度侵吞國家和人民的財富，迅速地擴大著軍事官僚資本。中國進入了一百多年來最專制、最黑暗的時代。
這就是所謂的「人民民主專政」即對人民的專政和共產黨各級官僚的隨心所慾。我們可以看到，五十多年來，中共軍事官僚集團對付人民的手段正是歷史上他對付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手段的繼續。當然，我們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國民黨反動勢力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積累財富和對付人民的手段，已經被中共軍事官僚集團不折不扣地繼承下來併發展到新的檔次了。在歷史上，以暴力奪取政權的集團必然以暴力來鞏固政權，而且統治時間愈久，暴力愈強化。所不同的是為奪取政權是以暴力對付敵人，而為鞏固政權是以暴力對付人民。
３「堅持共產黨的領導」
這是「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是中共軍事官僚集團一切活動的目的，只是將「共產黨的領導」改為「中共軍事官僚集團專制統治」更符合事實。
中共的領導是被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它同1946年國民黨頒布的「中華民國憲法」如出一轍。將某個黨的獨裁寫進國家憲法，大概只有德意法西斯、中國國民黨和共產黨統治下的前蘇聯以及現實中國。中共一黨專制的依據是：「共產黨在中國的領導地位是歷史上形成的」。這個理論有一部份是符合歷史的。如前所述，作為「革命黨」，中共在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中曾發揮過重大作用，但是，民族解放戰爭的結束也就意味著「革命黨」角色的轉換。在民族戰爭勝利後，由唯一的「革命黨」領導的獨立國家的政治經濟生活必定是專制獨裁的，這不僅在理論上是合乎邏輯的，在實踐中也已經被克倫威爾帝國、拿破侖帝國以及前蘇聯、東歐和現實中國自身的歷史所證明。
中共通過甚麼方式來實現統治呢？勿庸贅言，這就是上述所謂「人民民主專政」。中共寡頭控制下的黨政軍組織建立了一整套嚴密的三位一體的後封建主義軍事官僚體制即自上而下層層任命，各級黨政官僚代表的是上層的意志（最終是中央最高獨裁者的意志），他們的職責是為上層統治者（即他的主子）管理人民和索取經濟利益，他們只有在滿足其主子的最大慾望的前提下，才能保持自己的地位和索取到自己所得的經濟利益，並得到陞遷。在這種體制下，只有黨棍、政客、流氓、無賴、痞子、婊子和雞犬之類的小人才能跨入統治者的行列；而賢能者是被排斥在外的，即使有些能夠加入這個行列，也必須首先把自己異化，然後把自己改造成一個地道的腐敗分子。這種情況，在中共官僚階層上下內外是通存通兌的。老百姓是被壓迫者，中共的普通黨員也是被壓迫者。
４「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
這是中共軍事官僚集團強制推行的宗教式意識形態，是對普通黨員和全體公民進行的精神控制。1992年，中共「十三大」在事實上取消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而規定「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為唯一的指導思想，近幾年來又在大肆鼓吹「江澤民學說」（姑且就用這個詞吧）。
如上所述，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理論實際上是以暴力革命實現平均主義的理論，它是十九世紀中期自由資本主義時代的產物，是當時處於極端貧困狀態下的基督教徒對天堂的幻想，是已經在實踐中破了產的理論。至於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這一觀察歷史的方法論，則早已在實踐中被共產黨的官僚集團以唯心主義所取代。列寧和斯大林的主義是沙皇專制加農奴制再加暴力革命基礎上的軍事法西斯主義，它已經隨著前蘇聯的解體而永遠被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
毛澤東思想形成於中國的民族革命戰爭和長期內戰的歷史條件下。中共領導的民族革命和以奪取政權為目標的內戰的基礎是鄉村小農經濟和農民階級。1945年，劉少奇給毛澤東思想下的定義是：馬克思主義民族化的典型。這裡的「馬克思主義」只是指暴力奪取政權，它在中共奪取政權後被闡釋為「人民民主專政」（已如上述）；民族化就是農民化。因此，所謂 「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列的階級鬥爭學說加農民的造反意識的糅合，而農民造反意識則是平均主義與忠君思想（即個人崇拜）。這一理論用於指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革命是十分有效的，而用於指導現代化建設（特別是世界市場日益構成一個整體的時代）已經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然而在事實上，已經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被鄧小平等人判了刑。
鄧小平理論就是經濟自由主義和政治專制主義相混雜的實用主義。如前述，它在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同時，也給中國帶來了比發展更嚴重的破壞；當然，它也迅速地使中共軍事官僚統治走向崩潰。至於江澤民，這個踩著愛國青年學生的鮮血登上中共專制權力中心的政客，他一方面不斷加強軍事官僚專制統治機器，另一方面在鄧小平陰魂下大搞個人崇拜。他的隻言片語被那些讓中共軍事官僚專制統治機器閹割了靈魂的太監們吹噓為「學說」、後鄧小平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其實，所謂「三講」、「三個代表」早已是被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鄧小平等共產黨家族的族長們講爛掉了的謊言，它所掩蓋下的只能是政治獨裁和經濟掠奪。而有初中歷史知識的孩子們都知道，江澤民所謂「以德治國」的理論，是二千五百年前孔子對那些殺戮掠奪成性的殘暴國君們提出的挽救其統治危機的諫言。江氏的「學說」，其實只是最大限度地滿足他自己對權力和利益的佔有慾望，以及在此前提下的中共軍事官僚集團之間對權力和利益的瓜分。相反，江氏的所謂「學說」恰恰說明在他的統治下，中國已經沒有正氣、沒有民族利益，生產力不能健康有序地發展，人文精神和社會道德日益淪喪。因此，江氏的「學說」充其量也只能是以他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軍事官僚集團進行專制掠奪而以期掩人耳目的招牌。
綜上所述，「四項基本原則」是地地道道的謊言，四項之中只有中共軍事官僚集團的專制和掠奪才是實實在在的東西。但它又實實在在是中國社會健康發展的巨大的障礙。它一日不被徹底革除，中國一日不能健康發展。「四項基本原則」正式被宣佈廢除的那一天，就是中華民族真正獲得民主自由的起點，是中國歷史邁向輝煌的起點。
6、畸形和無序的中國
「改革開放」的歷史功績在於擴大了同世界的交往，中國人不再故步自封、夜郎自大，不再安於現實的經濟的、特別是社會的現狀；舊的體制正在走向解體，生產力和國防力量取得了巨大的提高。
然而，巨大的成就卻是以人為的巨大破壞和民族的巨大犧牲為代價的。二十多年來，特別是江澤民統治十多年來，在所謂「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路線的錯誤指導下，中國進入了一個畸形的、無序的時期：政治和經濟的腐敗、社會道德淪喪、信仰危機和精神麻木、環境惡化、國家分裂加劇……
腐敗，這個社會機體上的毒瘤，它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政治專制主義的必然產物。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開始的清朝洋務運動以「富國強兵」為口號，結果是國沒富、兵沒強，卻富了李鴻章等洋務派官僚、以及與洋務派和西方列強相勾結的盛宣懷之流，強了「支持」洋務運動的西洋強盜。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國民黨蔣介石集團以「國民經濟建設」為名，結果卻是四大家族迅速積累起巨額官僚資本，而民族工業卻因此奄奄一息，百姓流離失所，內戰烽火連年，最終是千萬里河山淪喪在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之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共軍事官僚集團的「改革開放」也同樣造就了一批李鴻章、盛宣懷、蔣宋孔陳等大大小小的官僚資本集團，國有資產和中國人民在「改革開放」中用血汗創造的財富迅速地轉化為官僚資本，而幾億農民和成千上萬失業工人卻仍然生活在溫飽線以下，他們不僅被剝奪了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權利和受教育權利、連生存權利也毫無保障。一個官僚一餐吃掉的是一戶農民或一個失業工人一年的血汗和吃飯錢。
腐敗的根源不在市場經濟，而在專制政體。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是一大進步，但操縱國家經濟命脈和制定經濟法規的是官僚階層，於是，近水樓台先得月，大量國有資產和民脂民膏便像潮水一般地合法或非法、公開或隱蔽地流入各級官僚及其親信或情婦們的賬戶裡。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到企業經營者、村長和街道委員會主任，就像以不同的級別享有不同的政治權力一樣，幾乎所有的黨政官僚及其親信們也同樣以不同的級別佔有不同數量的財富和享有日益減少的以「國有」或「集體」名義而存在的資產的支配權。
中共的官僚們沒有一天不在高喊「反腐敗」，然而愈反腐敗愈嚴重。中共的現行體制就是製造腐敗的大工廠，反腐敗者往往是更大的腐敗者，反腐敗只不過是賊喊捉賊的虛張聲勢。十二年前，江澤民上台時就高喊「反腐敗」，而如今腐敗卻增加了十二倍之多。幾年前，朱鎔基在就任政府總理時只是以讓老百姓稱其為「清官」為任期目標。由此可見，中共官僚機體的腐敗到了何等觸目驚心的程度。中共輿論機器大肆吹噓的經濟的虛假繁榮的背後是真真實實的腐敗的繁榮。十多年來，腐敗的速度遠遠超過經濟實際增長的速度。更加發人深省的是，腐敗越來越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增長」的動力。中共軍事官僚集團製造腐敗、縱容腐敗，以腐敗為其統治基礎，但是人民是不會容忍腐敗的。
腐敗迅速加劇著社會群體的兩極分化：一方面是官僚集團和接近官僚集團的投機者非法地、掠奪性地迅速積累起巨額財富；另一方面，是億萬人民（也包括中共普通黨員）的日益貧困化。於是，社會矛盾急劇激化。在中共內部，一方面腐敗也在同時加速著中共軍事官僚集團自身統治的瓦解，由於對財富的分贓不均，官僚集團內部矛盾日趨激烈；另一方面大批本來非常優秀的人才，在這個專制腐敗機體裡迅速墮落。腐敗不僅是中共官僚集團的自殘，更是對中華民族人才的惡性摧殘。
新舊世紀之交，中國出現了百年來空前嚴重的信仰危機，以及日趨加劇的社會危機和民族危機。
一百年前的世紀之交，康有為、孫中山們提倡過民權、自由、平等，胡適、陳獨秀們高舉過民主和科學的旗幟，但民主、自由始終只是一種嚮往和追求，而沒能成為中華民族的信仰。從新文化運動到今天，除民族主義外，絕大部份中國人信仰的仍然是儒家忠君思想。而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來，忠君就是忠於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黨魁，就是忠於蔣介石、忠於毛澤東、忠於鄧小平；當前，中共的「第三代領導集體」正在神話江澤民，正在不遺餘力地推進忠於江澤民的群眾運動。但是，毛澤東以後，中共官僚集團的任何造神運動都是注定要破產的，它的後果不僅是造神者的自隕，更重要的是將帶來嚴重的民族災難。
中共奪取政權後，通過「人民民主專政」和對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運動」，使對中共領袖的個人崇拜（即忠君）和共產主義（即平均主義）成為中國人的法定信仰。處於高度集權政治經濟體制下的善良的、而經濟和精神同樣貧困的中國人則不假思索地接受了這一信仰，甚至為此肝腦塗地。但是，今天的中國人不會再盲目地接受這一法定的信仰了，因為忠君和平均主義是小農經濟的產物。二十多年來的對外開放擴大了中國人的視野，商品經濟日益衝擊著小農經濟，中國人需要的是與開放的中國和與商品經濟相適應的信仰。於是，中國人不再崇拜中共領袖，不再相信「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更何況「江澤民學說」？（人們不相信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江澤民為代表的中共官僚集團的日益腐敗和治國的無能）但是，江澤民為代表的中共「第三代」軍事官僚集團卻在用專政的手段強迫人們接受其「學說」為「指導思想」，以體現其政治專制和經濟掠奪的合法性。追求民主、自由的行為和言論，成為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犯罪。甚至以「六四血案」這樣的大屠殺來推行其「理論」、「學說」和「指導思想」。中共「第三代」軍事官僚集團實行古今中外最虛偽最拙劣的思想專制。
在絕大部份中國人（包括中共官僚自身）的內心世界裡，卻蔑視和唾棄這些「理論」、「學說」和「指導思想」。但另一方面，迫於強大的壓力和自然生存的需要，人們在行為和言談中，又不得不無奈地佯裝自覺地「接受」這法定的意識形態。於是乎社會不再有真實，人與人之間不再有信任。沒了真實的信仰、沒了精神的寄托，只剩下對物的佔有慾望和對奢靡生活的追求——對動物本能的昇華。金錢就是唯一的信仰、就是上帝。中共官僚機體日益腐敗、社會治安環境和道德人文環境的日益惡化、各種各樣的制假販假、行賄受賄、賣淫嫖娼、賭博吸毒等等社會的醜惡現象，都可以從這裡找到深層原因。
中共「第三代」軍事官僚集團專制統治導致的信仰危機所造成的最大惡果，不只在於他自身的統治危機並加速其滅亡，更在於嚴重的社會危機和民族危機。在物慾橫流的醜惡社會現實和虛假的「學說」之間，人們無法找到平衡。於是，大部份中國人（甚至包括這些 「學說」的製造者——因為他們也從未相信這些「學說」）的人格被扭曲了，變成了雙麵人。未來中國的主人——當代的青少年一代，他們在醜惡叢生齷齪不堪的社會環境中、在虛假的理想教育和低劣的素質教育中長大。雖然他們中有許多人將會為徹底消除中國現存的專制、腐敗、虛假、醜惡和為創造一個嶄新的中國而英勇奮鬥，但是也會有相當一部份將終生與虛假和醜惡做伴。民族信仰的危機是比八國聯軍侵略和日本帝國主義鐵蹄的踐踏更加嚴重的民族危機！一個沒有信仰的民族，一個沒有靈魂的民族，是一個走向墮落、走向衰敗的民族！不管他的物質財富多麼發達。我的天真的孩子們，你的那些貪婪虛偽的爺爺、父親們的罪孽，將讓你們去承受！
覺醒吧，我的偉大的民族，我的親愛的同胞！為了我們的祖國，為了我們的孩子！為了中華民族的復興！
民族復興的一個非常的重要的保證是民族的團結、國家的統一。這是辛亥革命以來始終沒能解決的問題之一。北洋軍閥政府沒解決、國民黨沒解決、共產黨統治五十年依然不能解決。
在古代歷史上，中國的分裂主要是由於政治集團的爭權奪利所引起，近代香港、澳門、台灣等領土與祖國的分離是由於殖民主義的擴張所致。在現實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外宣佈為唯一代表中國主權的國家政府，但事實上台灣至少是一個割據的地方政府，香港、澳門同大陸屬於不同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的特殊的政治、經濟區域。中國還是一個分裂的國家，領土主權完整只是一個阿Q式的聊以自慰的政治術語。然而，殖民主義的遺患、美國的亞太戰略是分裂的兩個原因，但也只能是歷史的和外部的原因。最根本的，即內在的原因，在於大陸中國和台灣、港澳地區的政治經濟的不平衡。
武力統一必然遭致國際社會和海內外中華民族同胞的反對。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鄧小平提出所謂「一國兩制」的方針，用以實現對台、港、澳的「和平統一」。它被中共軍事官僚集團及其御用文人們吹噓為對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巨大的發展。然而，「一國兩制」同樣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實用主義的、在政治上妥協的、在理論上違反邏輯的、在實踐上注定破產的謬論。據說，英國和葡萄牙結束在香港、澳門的殖民統治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成功實踐。其實，這是中共軍事官僚集團對海內外炎黃子孫的欺騙和嘲弄。試想，既然是一個國家，為甚麼非要實行兩種制度？而且還要對此立法。不是「社會主義好」、「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嗎？那麼，為甚麼不在港、澳實行社會主義？為甚麼港、澳同胞拒絕社會主義呢？換句話說，既然「社會主義好」，為甚麼又害怕大陸十三億同胞接觸「資本主義」呢？大陸、港、澳既然已經是一個國家，那麼，為甚麼一個國家非要實行兩種不同的政治制度呢？為甚麼非要通過立法在同胞之間強制實行不同的生活方式、信仰不同的意識形態呢？為甚麼一個國家內的人民之間不能自由的往來？上述種種問題的存在，都是對「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嘲弄，都是對中華民族的褻瀆。如果說，屬於「一國」的話，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多對香港、澳門行使的只是一個宗主國的象徵性權力罷了。
大陸與香港、澳門不能融為一個真正統一的政治實體，台灣不能實現和平統一，根本的原因就在於中共軍事官僚集團在大陸的專制統治，以及所抱定的、但是已經破了產的「社會主義制度」。中共軍事官僚集團一再指責外國干涉勢力和台灣當局，其目的一方面是要推卸責任，另一方面是要轉移國內矛盾和海內外炎黃子孫的鬥爭視線。其實，真正反對祖國完全徹底統一的是中共軍事官僚集團，因為一個政治、經濟制度和民族意識統一的強大民主的中國，是不會允許軍事官僚集團專制獨裁繼續存在的。因此，可以斷言：中共軍事官僚集團專制獨裁一天不廢除，中國一天不會統一，中華民族一天不能復興。只有十三億大陸人民有了真正的民主、自由，在中國大陸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治體制，中國的統一才能真正實現，大陸、台灣、香港、澳門才會真正的融為一體，成為一個強大的、生機勃勃的大中華共和國！也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到那時，中國才能真正以世界強國的姿態，屹立在世界的東方！
三、中華民族的復興
歷史上，「每一個企圖代替舊統治階級地位的新階級，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馬克思語）。歷史上，中國共產黨就是這樣一個取得統治地位的政黨。在二十八年的「革命」生涯裡，它的領袖們以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即平均主義）為旗幟，贏得了普遍的支持。然而，當它上升為統治階級、上升為執政黨的時候，它就逐漸蛻變為一個只代表中共軍事官僚集團利益的專業黨派。特別是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這種蛻變已經完成。
藉助於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即平均主義）贏得的支持，中共曾經為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做出過革命性的貢獻。但是，在奪得全國政權後，它就成了一個阻礙中國民主進程、延緩中國現代化發展五十年的執政黨。今天，它的軍事官僚集團正在企圖藉助所謂的「改革開放」來騙取民心、聚斂財富，擴大其統治基礎，延長其專制統治的時間。然而，「改革開放」的必然結果與中共軍事官僚集團的願望恰恰相反——它不僅加速著中共官僚機體的腐爛，還為它的滅亡準備了充足的物質的和精神的條件即商品經濟的發展呼喚民主社會、公民（特別是青少年公民）的民主意識和民族復興意識逐漸加強。失業和半失業者的貧困化，中共黨內矛盾的尖銳化，世界政治經濟的一體化趨勢等等，這一切使中共軍事官僚集團的專制統治的危機日益加劇，它的覆亡的日期正在加速到來！
在新世紀到來之際，中共軍事官僚集團專制統治的結束和真正民主的、統一的、現代化的大中華的復興都是不可避免的！
舊的歷史的結束和新的歷史的開始，不是靠沉默地等待，而是靠千百萬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們英勇的奮鬥！
我們不僅贊成改革開放，而且大力支持改革開放，因為它是推進中國民主化、現代化的必由之路。然而，只有迅速結束中共軍事官僚資本集團的專制統治，才能使改革開放穩健、有序地推進，使中國健康、持續地發展。
中國所面臨的最迫切的政治任務不是誰掌握政權的問題，而是要徹底改造幾千年延續下來的專制體制，建立良性發展的民主社會運行機制。否則，即使再「繼續革命」一千次，中國也不會健康發展。
中華民族的復興必須從對歷史的和現實的中國的徹底改造開始:
（一）發揚「六四」精神，堅決徹底地批判「四項基本原則」，廣泛而積極地開展民主思想啟蒙運動，使爭取民主、自由、實現中國的徹底改造運動成為整個中華民族的共同事業；
（二）召開制憲會議，實行憲政民主，廢除共產黨一黨專制、黨政軍合一的軍事官僚體制及其所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制定具有真正民主主義精神的《中華民主共和國憲法》，建立國家權力分立的民主共和政體，真正保證公民擁有直接選舉各級政府機構的權利，保障公民的思想、言論、出版、結社、集會、遊行、示威、信仰、工作、遷徙等自由的權利；
（三）實行強國富民、國富民有的政策，保障全體公民在教育、工作和各項公共事業中的機會均等，建立平等、自由競爭的和諧、寬鬆的新型社會關係，從而推動中華民族的現代化事業迅速、健康、有序地發展；
（四）在共存共榮、平等與和平原則的基礎上，推進大陸與台、港、澳在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的整合，實現大中華的統一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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