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4日訊】毛澤東曾在《詠蛙》中自比一只狂蛙：
“獨坐池塘如虎踞 綠蔭樹下養精神
春來我不先開口 哪個虫儿敢作聲”
所以，1949年7 月中共召開的全國第一次文代會斬釘截鐵的宣布：“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規定了新中國的文藝的方向， 全部經驗證明了這個方向是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沒有第二個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錯誤的方向。”
所以，接下去， 50年代初毛澤東對胡适派文人進行批判，否定了“五四”一代知識分子的自由主義傳統，使知識分子基本上失去了基于“五四”自由主義立場評論中共的權利；
所以，1955年毛澤東對胡風集團進行批判，又將來自30年代左翼文藝陣營內部的反對派掃出文壇；
所以，1957年發動“反右”運動， “引蛇出洞，聚而殲之”，剝奪了知識分子評論中共的權利,其中一大批是在50年代成長起來的年輕知識分子。
所以，1966年開始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江青操控文藝界，“破除對30年代文藝的迷信、破除對中外古典文學的迷信、 反對外國修正主義等”， 割斷了中國文藝界所有諷喻時政的傳統。
在這一聯串的批判運動之后， 中國當代文學的大腦出現了一片空白。在這個空白處，以槍杆子為后盾，共產党的意志堂而皇之的乘隙而入。
中國文學史上的所謂新的“春天”，就真的只剩下毛澤東的“蛙聲”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了。
這個蛙，“獨坐池塘如虎踞 ，綠蔭樹下養精神”，共產党今天依然虎踞中華，相對于1949年——1979年這一段瘋狂歲月來說，今天的文壇似乎稍微寬松了一些，但是，這种些許的寬松，焉知不是狂蛙在“綠蔭樹下養精神”？養足了精神，焉知它不會再度拿起槍杆子，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呢？有鑒于此，我們把共產本性總爆發的1949年——1979年的三十年文學，加以回顧，給予總結，看看在文學中，共產党慣于拿走哪些民族傳統，慣于換上哪些共產垃圾，看看鑽入中國當代文學流毒至今的那個東西，到底是什么。
一：拿走天上人間的道德世界 換上欲壑可填的共產幻夢
中華民族所追求的理想世界 ，或在人間，或在天上，都是以道德為本的世界。 李白的詩歌里經常出現道家的天國世界，《夢游天姥山吟留別》中的“虎鼓瑟兮鸞回車”的洞天仙境、《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中的“手把芙蓉朝玉京”，都是中國古代文學的常見意象；《西游記》以師徒四人修成正果結尾，《格薩爾王》 以格薩爾王返回佛國世界收場，都源自佛教文學的大團圓結局的格套。佛道天國為道法所成就，積德行善功成圓滿者方可進入。
而尊道尚德的人間天堂，也貫穿中國古代文學之始終。遠而至于春秋戰國時期，《禮記‧禮運篇》匯合總結了諸子百家的社會理想，正式提出了大同的理念：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与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是謂大同。” 歷經几千年至于近代，亦有太平天國的社會理想与康有為的大同世界，太平天國虔信基督而康有為复興孔教，沒有道德做主， 中國人的理想世界即為烏有。五帝三皇的流譽，《詩經》中的頌唱，孔子、墨子、老子等的勾勒，“桃花源”的載錄， 《鏡花緣》君子國的描繪 ，其能感人至深者，唯在于道德。修德于天下，乃是實現人間天堂的津梁。
和傳統相反，共產党帶來的理想世界，卻是建基在物欲的完全滿足之上，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在共產天堂里， 基礎不是仙境佛國的慈悲，也不是君子國、桃花源的仁德， 而是物質,極大丰富能填平全民欲壑的物質.
實踐證明共產天堂是場幻夢!
而在共產党執政的頭30年里，共產主義理想卻是一切作品的主腦。早在左聯革命文學時期，革命作家們就常用“革命+戀愛”的小說來給共產幻夢涂抹浪漫色彩，胡也頻的《同居》中，女人心中共產藍圖是這樣的：她們可以“隨自己的意思和男人們結識”, “合法的同居起來,生下的儿女也由公家來保管,不用自己來擔心”.這种幼稚的夢幻,在共產執政后，更是無處不到，它蹦跳在李友才的快板里,飛躥在王貴和李香香的信天游里, 沿著賀敬之那“東方樓梯式”的句式上爬, 在郭小川的“新辭賦體”中披上華服, 《艷陽天》、《金光大道》、《太陽照在桑乾河上 》 、《暴風驟雨》、《新儿女英雄傳》 ,一部部巨著, 耗費了作家們多少心血,一切的情節安排,所有的人物塑造,全部的技巧展現,都俯伏在這個共產幻夢腳下,向它禮拜. 今天，作品如果有了它就會喪失价值，那個時期,作品卻憑它領取准生證。
二：吹噓詭取暴奪的發家史 取代體現天命的歷史演義
中國歷史演義小說 ，數量眾多，影響廣泛，書籍從《左傳》到《清史》，體現一個天命觀；人物從黃帝到康熙，體現一個道德律。
道家講“真”，佛家講“善”，儒家講“忠恕”、“仁義”， 所以作為通俗普及讀物的歷史演義小說，總是借助鮮活的人物形象，傳達傳統的道德觀念。越是朝代更替之時越體現出道德的直接作用。《新唐書‧地理志一》在總結隋朝“盛極必衰”的歷史教訓時，得出了“殆忽驕滿，常因盛大，可不戒哉”的結論，實在具有普遍意義。所以荊軻是“勇”的典范，諸葛是“智”的化身，唐太宗是“德”的表率，《水滸》又名《忠義水滸》，關羽是“義”的代表，岳飛背刺“精忠報國”。
“巍巍乎！唯天為大”， 孔子認為，“天”是万能的宇宙主宰，宇宙間一切運動變化包括歷史變遷都是“天”之所為，是“天命”使然。邵雍認為人世事物一切隨時變化的現象，并非出于偶然，在在處處，”雖曰人事，豈非天命!” 佛家亦有”成、住、坏、空”劫數之說 。故而《水滸傳》開篇講“洪太尉誤走妖邪”的事不過是應驗了一個預言，《三國演義》末尾講“紛紛世事無窮盡，天數茫茫不可逃”， 三國的紛爭也俱在天命中 。其余如《東周列國志》或《說岳全傳》也都有相同的觀念。
“
槍杆子里面出政權”，意味著政權的獲得不靠道德而靠暴力，“槍杆子里面出政權”，意味著奪權的成功只靠神通廣大的共產英雄。
當時的中共官員要求：描寫戰爭，通過戰爭的胜利來歌頌中國共產党的胜利。 于是， 粉飾革命戰爭，并通過描寫戰爭來編造現代革命史和中共党史，成為5 0年代公開發表的當代文學創作中最活躍的部分。
袁靜、孔厥的《新儿女英雄傳》、孫犁的《風云初記》等一系列表現華北抗日根据地戰斗生活的作品 ，以及此后，抗戰中敵后斗爭的傳奇性故事 ，如知俠的《鐵道游擊隊》、劉流的
《烈火金剛》、馮志的《敵后武工隊》、雪克的《戰斗的青春》等，叫人們認為不抗日、消極抗日的中共才是中華民族的救星。
碧野的《我們的力量是無敵的》、杜鵬程的《保衛延安》、峻青的《黎明的河邊》、肖平的
《三月雪》、吳強的《紅日》、曲波的《林海雪原》、瑪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等表現解放戰爭的小說，歌頌的是發動戰爭不要和平的中共。
作家們全心全意地贊美和歌頌革命戰爭中涌現出來的戰斗英雄。 英雄人物（包括共產党領導下的各种軍隊和游擊隊戰士，以及苦大仇深的農民），他們通常是出身貧苦，大公無私，英勇善戰，不怕犧牲，不會輕易死亡，沒有性欲，沒有私念，沒有精神危机，甚至相貌也有規定：高大威武，眼睛黑而發亮，不肥胖……等等；英雄人物不會輕易死去，即使是非死不可的時候，也必須要用更大的胜利場面去沖淡它的悲劇气氛。
中國作家對戰爭中大量存在的暴力、血腥的回避，對英雄之外的大量普通個體命運和生命价值的忽視，不能描寫軍人的复雜的內心世界和私人感情，不能暴露軍隊里的陰暗面，不能寫戰爭給人的精神和命運帶來永遠的創傷……路翎的短篇小說《洼地上的“戰役”》， 在戰斗過程中不斷地插入人物的內心世界，將各种心理變化包括恐慌都無遺地展示出來，小說一面世就遭到無情的否定。
与傳統歷史演義比較，這一時期戰爭題材的文學作品，不是沒有宏大的場面 ，不是沒有鮮明的人物 ，也不是沒有曲折的情節，它缺少的是党史的真實，卷帙浩繁的把殘暴描成偉大，把配角夸成中心，把真相加以剔除，為專制政治而寫戰爭，為證實共產學說而寫戰爭，它拿不出人道主義來撼動人，溝通不了天人之際來啟發人，与真理真相背道而馳， 開啟了用鴻篇巨制造假史的先河。當時許多作家下筆時或許要猶豫，可是，中共在強力編造發家史上卻毫不躊躇。
三: 不是懮國懮民的民族精英 而是傷天害理的階級斗爭机器
中華上下五千年，自黃、炎二帝開疆拓土，到康乾盛世截止， 中華民族一直是文化、科技、商品等全部人類發展要素的主要領導者和輸出者。 西方的歷史研究者無不對 19世紀以前的中華民族和中國人充滿了敬意。這种敬意往往凝聚在民族的精英身上。明達之圣者，有德之帝王，賢能之將相，忠義之豪杰， 諸如女媧神農，孔丘老子，漢帝唐宗，岳飛魏征，李白陶潛，乃至六郎荊軻， 關公武松，江格爾，格薩爾王，不可胜計，他們文則以道德為本，武則以忠義為重，他們生活在中國人的心目中一代又一代， 民族精英們崇尚自然、忠義和恕、扶正驅邪的傳統美德，薪火相傳 ，所依靠的最直接的火把就是中華民族文學。
1949年后三十年的文學里，平地冒出數不清的“精英”——紅色英雄。他們是《 紅日》里的沈振新,《紅旗譜》里的朱老忠, 《紅岩》里的江姐, 《保衛延安》里的王老虎 ,《林海雪原》里的楊子榮 ,《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靜, 《創業史》中的梁生寶, 《艷陽天》中的蕭長春,八個樣板戲中“高大全” 等等.這些紅色英雄們,今天提起來, 人們感到的是對民族精英這一概念的褻瀆, 他們不是懮國懮民道德為本的民族精英，而是被操控了的傷天害理的階級斗爭机器. 階級理論,在城里把資本家圈出去,在農村把地主圈出去,經濟上把富人當作靶子,文化上把智者當作敵人,總之是把中華民族的群體攪散,形成一個個假想敵,然后啟動階級斗爭的開關,在和諧的地方制造矛盾,在小分歧的問題上搞大恐怖,把嘴上可解決的事化為鐵与血.
許多人倒下了,英雄們卻站著,活生生的人倒下了,書中的人卻站著,我們親人倒下了,被共產學說撐著的無人性怪物卻站著.這就是共產党本性暴露之后,文學中所必然會出現的奇觀.
四:濟世議政的懮患意識 淪為服務暴政的留聲机
《毛詩大序》：“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對政治作出真實反映是文學重要功能,對政治得失發表議論与諷喻更是作家的責任与權力. 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對國家民族、社會政治的懮患，是儒家思想給中國文人帶來的良知骨气,形成了代代相續的优良傳統。古時昌明的時代,君主經常主動以文學為鏡子自正得失.唐代白居易寫了大量的諷喻詩,如實揭示社會弊害, “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他不僅沒有被消音,而且那時有人的地方就有白居易的詩.
類似白居易那樣的詩,在文革結束前的共產中國只能流于地下,形成一股微弱的地火.而在遼闊的中華大地上, 几次風暴之后, 文學便噤若寒蟬,机械的轉動著, 淪為服務暴政的留聲机,成為共產學說的講解圖.
由于 “文藝為政治服務，文藝為工農兵服務”這個緊箍咒，再加上“三突出”的原則,“領導出思想，群眾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三結合”創作方法，除極個別作家在特定條件下（如歷史題材）創作出較好的作品外，絕大部分作家“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創作不僅數量下降，而且藝術質量上也失去了生命涌動的魅力。且不說巴金、曹禺、葉圣陶、馮至、臧克家等一代作家均沒有創作出力作，即使是左翼文藝運動中的重要作家如茅盾、艾青、丁玲、夏衍、沙汀、艾蕪、田間等，也沒有創作出可与自己以前的文學成就相媲美的作品 .
“
大躍進民歌”， 郭沫若、何其芳、賀敬之、劉白羽、楊朔等人的頌歌型詩文, 《 紅日》,《紅旗譜》, 《紅岩》, 《保衛延安》 ,《林海雪原》 ,《青春之歌》之類,“革命樣板戲”，它們都是流行的“共產幻夢”的無聊的圖解.
難道是初生的政權,還沒有暴露出缺失嗎?
1956年4 月,“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推出 , 許多跨時代的作家都相繼發表文章或作品，他們包括周作人、沈從文、汪靜之、徐玉諾、饒孟侃、陳夢家、孫大雨、穆旦、梁宗岱等 ,旨在恢复五四以來文學的諷喻功能;何其芳、秦兆陽、周勃、劉紹棠、陳涌等人在理論方面提出了反對教條主義，提倡現實主義的“廣闊道路論” ;王蒙、劉賓雁、宗璞、李國文、陸文夫、從維熙等人的小說和流沙河、邵燕祥、公劉等人的詩歌,以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大膽干預生活，深刻反映社會的消極現象，以及政治經濟體制上存在著的弊端.
結果是,中共引蛇出洞,聚而殲之,文學大國的文學又回到留聲机位置上去了.
1961年，歷史學家吳應京劇表演藝術家馬連良之約，響應1959年毛澤東提出要宣傳和學習海瑞的主張，創作了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結果是，毛澤東認可了此劇具有影射彭德怀罷官的意味，引發了文化大革命。文學大國的文學不僅要努力成為中共的留聲机 ，而且必須毫無疑問的成為中共的留聲机。
五:返歸自然的終極關怀在萎縮 人定胜天的自大狂熱在泛濫
中國自魏晉南北朝時期起，山水田園詩大量涌現，流派紛呈，佳作輩出，體現了老子的“人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象陶淵明“采菊東篱下 ，悠然見南山，山气日夕佳，飛鳥相与還，此還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這樣的詩句，不僅僅是單純的寫自然之景，更為重要的是對宇宙人生秘奧的了悟;象李白“手持綠玉杖，朝別黃鶴樓。五岳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游”,游山是為了尋仙,山川草木构筑了一個真實的精神家園,是中國人魂魄里早已存在的實實在在的一种生活方式; 其它如蘇軾游廬山便想到“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佛理,朱熹見到半畝方塘,便感悟到“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的形而上學……傳統的中國文學作品,只要涉及到自然,無不是在自然中,領悟到一种天人合一的真意,尋到一种純朴的生活方式,得到一种人皆需要的終極關怀.
如果哪個皇帝,硬把陶淵明從山野里拉出,把李白從廬山赶下,強迫他們過另外一种生活,并且公然聲稱:“這是讓陶淵明李白從鬼變成了人”, 我們會覺得這個皇帝是個不懂中華傳統的文盲加流氓.可是這种事情在中共那里發生了,一個女人在山上修行,人稱仙姑,共產党來了,不僅剝奪了這位女人的生活方式,而且宣稱是將這個女子由鬼變成了人,還專門炮制一個歌劇來,在全國范圍內上演,這個歌劇即是《白毛女》.
反天反地的共產教義決定了中共要這樣做,不斬斷中國人与自然的親密聯系,中共就沒法在中國生根.因此表現在文學上,就是在作品里, 將自然的意義貶低,將中共的力量抬高, 將自然貶低到人之下,淪為人的斗爭活動的背景,化為人的自大狂熱的烘托.
在中共的寫作指南里,你只要寫到“北國風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飄”之類的壯麗景色,接下去就必然要“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好渲染党和領袖的偉光正;你只要寫到“四海翻騰云水怒, 五洲震蕩風雷激”之類的惡劣天气,接下去就應該寫“要掃除一切害人虫, 全無敵”,好襯托階級斗爭的暴烈;有了“截斷巫山云雨, 高峽出平湖”的上文,就必須來個“神女應無恙 ,當惊世界殊”的下文,好增添人定胜天的气勢;上文是“雀儿答道: 有仙山瓊閣, 不見前年秋月朗 訂了三家條約”,下文就可以是“還有吃的 ,土豆燒熟了 ,再加牛肉 ,不須放屁 試看天地翻覆”,好建立流氓無產者的話語權威。
有了毛澤東的不斷示范， “山間之明月，水上之清風”，從此意義變得膚淺，地位變得可怜，作家們只能把返歸自然的終極關怀深埋在心底，偶爾有所流露，像郭小川望望星空，探尋一下生命的終極意義， 便受到了批判，從而又退回到用《甘蔗林——青紗帳》襯托狂人的死胡同里去了。
總之，中華民族文學，凡如流水般純洁的，必被共產党弄臟；凡如天空般浩瀚的，必被共產党貶低；凡如日月般神圣的，必被共產党搞臭。
為什么在根深蒂固的中華特色那里，時見偷梁換柱的魔術， 為什么在堅不可摧的中華傳統那里，時見共產党的鐵血，因為它是個邪靈，是個附著在中華民族文學身上的邪靈。
為什么一代作家們奉獻了自己的心血，共產党還猶嫌不夠，為什么無數作品化為故紙堆 ，共產党一點也不怜惜，因為它是個邪教， 它是個以中華民族文學為祭器的國家邪教。@(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