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9日訊】長期以來，人們把鄧小平稱作“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確實，鄧小平是“改革開放”的創導者，他一次又一次用智慧化解了陳雲為代表的“左派”勢力對“改革開放”的干擾，但鄧小平只是一個“大老闆”，掌握“大方向”，不想做，也做不了“總設計師”，那類具體的、複雜的、辛勞的工作。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經濟改革的總設計師是趙紫陽，政治改革的總設計師也是趙紫陽。
在一九八七年一月胡耀邦下台前，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錯案，恢復社會正義和推動中國的思想解放起了領導作用。沒有胡耀邦的努力，趙紫陽不可能順利地推動當時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
趙紫陽是經濟改革的總設計師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是把計劃經濟體制改革為市場經濟，這個變化，至今尚未完成，但八十年代的方案是趙紫陽在大老闆鄧小平的支持和認可下，由趙紫陽在領導國務院各部門時設計的。
在八十年代上半期，中國經濟學界對“計劃經濟”、“商品經濟”、“市場經濟”以及“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相互關係，提出了各種觀點，存在很大爭論。在經濟改革初期，趙紫陽就對當時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的政治局委員說，“經濟體制改革，是改你們計委的”。趙紫陽在設計“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關係時，明確說，就實際工作而言，兩者沒有差別，“兩個說法，一個意見。”趙紫陽的助手鮑彤說，趙紫陽當時說，西方市場經濟的各種範疇和手段，包括期貨市場、證券市場等等，都應該學習。
趙紫陽在出任總理後幾個月，就在國務院內成立了“經濟法規研究中心”，草擬了上百個法律法規。胡耀邦和趙紫陽主持通過《關於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後幾個月，全國人大授權國務院在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方面制定暫行規定或條例。正是在趙紫陽擔任總理的八年中，中國才走上了依法管理經濟、依法行政的道路。二十多年前，溫家寶、曾慶紅都在國務院部門工作，溫家寶在地質礦產部任政策法規研究室主任，曾慶紅在海洋石油總公司也負責經濟法規工作。朱鎔基在國務院下的經委工作。所有在國務院系統工作的人，包括朱鎔基、溫家寶、曾慶紅在內，都會對當時趙紫陽在經濟改革中領導作用會有深刻的印象。
趙紫陽是政治改革的總設計師
一九八七年十月，中國共產黨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七次全體會議經過討論，作出正式決定，稱“原則同意《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並決定將這個文件的主要內容寫入“十三大”報告。
這個《總體設想》的總設計師正是一直擔任國務院總理的趙紫陽，他這個設計方案完成並被中央全會“原則同意”後，就開始任總書記。
說趙紫陽是“總設計師”，溫家寶可以作證。當時，趙紫陽為研究政治改革總體方案，分了七個小組，溫家寶本人是其中一個小組的“牽頭人”，因為趙紫陽要求當時任中共中伊公廳主任的溫家寶和國務院秘書長陳俊生、全國人大常委會秘書長王漢斌三人共同負責設計“黨政分開方案”。溫家寶是一個專題的“設計師”，當時的統戰部長閻明復也是一位“設計師”，趙紫陽這位“總設計師”要求閻明復與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繩，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有林一同研究民主問題，包括協商對話之類的問題。
由趙紫陽、胡啟立、田紀雲、薄一波和彭衝組成的“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下設辦公室，由鮑彤負責。我與陳一諮、吳國光等人也在辦公室中工作，了解溫家寶等“設計師”與“總設計師”趙紫陽的關係。
趙紫陽認為，只有市場經濟加上民主政治，中國才能真正富強起來。他說“中國政治體制有現代化問題”，舊體制至少有三弊病，即權力過分集中於黨；人治色彩嚴重；政治運作和政治資訊封閉。他主張政治改革的主題是“從革命體制向建設體制轉變”，中國政治要逐步走上“程序化、規劃化和制度化的軌道。”趙紫陽不去做當時做不到的事，他提出的主張最大特徵就是循序漸進，切實可行。
在民主與法治的軌道上解決問題
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學生運動期間，趙紫陽提出“在民主與法制軌道上解決問題”。他這一思路是一貫的。趙紫陽在“十三大”上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總體方案》，就是希望在維護共產黨政權的情況下，用漸進的方式，使中國走向法治、政治上的開放和民主。
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學生運動期間，趙紫陽企圖按“十三大”通過的政治改革的精神去處理問題。閻明復參與了有關“協商對話機制”的設計。他身體力行，認真地 “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然而，當時鄧小平、李鵬、陳希同另有一套解決天安門學生運動的方案，這就是出動解放軍、暴力驅散、暴力鎮壓。趙紫陽的政治改革方案最後就在“六四屠殺”中拋到了一邊，經濟改革的方案則經過九十年代的進一步修改、變形，在加速私有化的同時，雖然基本上消除了計劃經濟的弊端，但形成了一種充斥“權錢交易”的市場經濟。
“總設計師”與“大老闆”的關係
政治制度不同，國家最高權力產生和更迭的方式不同。鄧小平在毛澤東去世後花了兩年的時間，才從華國鋒手中奪取了最高權力。一九七八年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鄧小平取得最高權力的標誌。鄧小平不求“虛名”，只求實權，他一不當國家主席，二不當總理，三不當總書記，他通過牢牢掌握軍權，成了八十年代中國的“大老闆”。“改革開放”實際上是經過毛澤東二十七年專制、封閉統治後自然形成的社會要求，“文化大革命”打擊了像鄧小平、陳雲一大批毛澤東前期的當權者，因此“改革開放”也成了鄧小平等人的要求，鄧小平在重新掌權初期充分意識到，只有順應民意，才能壓住陳雲一派對他權力的爭奪，同時通過改革開放，使中國富強起來。
說趙紫陽是八十年代中國改革的總設計師，並沒有降低鄧小平的作用。鄧小平對如何設計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提出要求、提出目標，提出框架，作為總理的趙紫陽就要按“老闆”的要求去具體設計。一九八三年六月後，李先念出任國家主席。李先念是一位“左派老人”，既無心，也無力擔當起“總設計師”的重任。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七日上午，鄧小平把趙紫陽叫到家中，在談到“政治體制改革”問題時說：“我們不能照搬三權鼎立，你們也沒有寫三權鼎立，但是不是也搬了一點三權鼎立？主要是要保證行政機構能夠有效工作，不能過多干涉。決定了就委辦，這是我們的優勢，不能放棄，不能放棄專政，不能遷就要求民主化的情緒。”趙紫陽當時已設計好一個“政治改革方案”，鄧小平就是對這一“方案”說的。趙紫陽的設計，總是小心翼翼地顧及“老闆”的指令。但趙紫陽也有懷疑，因為有些“指令”至少在文字上是互相抵觸的。例如，鄧小平一面走資主義道路，一面又“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他說，自由化的實質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趙紫陽在看到鄧小平對多年戰友胡耀邦毫不手軟後，終於在一九八九年公開說，反映鄧小平意見的《四•二六社論》是錯誤的，終於在他下台前最後一天，在北京會見來訪的戈爾巴喬夫時說出了他對“民主”與 “一黨制”關係的看法。“一黨制能夠保證民主發展嗎？它能夠有效克服黨內腐敗嗎？如果不能，就勢必提出多黨制問題。”這是中國共產黨的首腦人物在掌權後對 “民主”問題說的“最高水平”的言論。
“政治圈”中“怕的鐵律”
“東風催，戰鼓擂，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怕誰？”當中國大陸高唱這首“戰歌”時，毛澤東還是怕“美帝”，怕斯大林，但斯大林一死，赫魯曉天就不在毛澤東眼裡了。在“政治圈”中，一個人怕另一個人，一個國家怕另一個國家，只要“怕”，即使嘴上說“不怕”而心裡“怕”，一旦交手，這就注定了“怕”的一方必敗的命運，這就是“政治圈”中的“怕的鐵律”。
鄧小平從來怕毛澤東，每次開會，鄧小平總坐在後面。有一次毛澤東大喊，你耳朵聾，到前面來！鄧小平馬上服從。鄧小平怕毛澤東，但從來不怕江青，所以他在毛澤東活著時敢與江青鬥。趙紫陽辛辛苦苦當了八年總理，近十年“總設計師”，最後還是敗下陣來，其根本原因是中國專制制度的頑固和鄧小平手握軍權。從趙本人來說，也有兩個原因，一是他“忠於鄧”，準確說是他怕鄧，趙紫陽強調要“程序化、規範化、制度化”，一碰到鄧，這“三化”就沒有了。二是在專制政治的“大環境”中，趙不拉邦結派，就是在民主政治下，對官員的任命都有“政治性任命”與“依法律任命”之分，前者或多或少帶“拉邦結派”性質。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趙紫陽在會見戈爾巴喬夫時說出了一個共產黨首腦人物對“民主”與“多黨制”關係最為深刻的看法，但在第二天晚上中南海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上，李鵬、姚依林贊成“戒嚴”，趙紫陽、胡啟立“反對”、喬石“棄權”。在這時，趙紫陽沒有想到，應當立即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或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以贏得多數的支持，在這關鍵時刻，趙紫陽竟提出辭職，竟會同意把問題交給鄧小平和元老們來作決定。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八日，蘇共中央主席因以多數要求撤換赫魯曉夫蘇共第一書記職位時，赫魯曉夫在幾天後的中央全會上卻贏得了多數。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晚這一決定趙紫陽本人命運和中國前途的“五•一七會議”十五年後的今天，可以看到，正是“怕的鐵律”起了不可抗拒的作用。趙紫陽在擔任總理和總書記期間，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了“總設計師”、“總工程師”的工作上了。他“重治理”而“疏政治”，他只想成為“宰相”，而不想成為“主宰”，他在當上總書記後，並沒有多麼注重他與每一個中央委員的個人聯繫，他也許沒有充分意識到，政治首先是人與人的關係，因而他“下意識地”認為，“政治局常委會”中的“少數”就是“中央委員會”中的“少數”。
“東風摧，戰鼓擂，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怕誰？”法國在今年一月十八日至二十日，就是趙紫陽去世後一天開始，連續三天爆發了500萬人大示威。法國政府並沒有怕人民，也沒有把500萬人民的示威說成是“暴亂”。一九八九年的“六四”絕不是“暴亂”，而是借囗“暴亂”對人民的屠殺，如果執政者因怕“示威”，怕“抗議”而不願承認，不願正視事實，那就是害怕真相，害怕正義。正義包含能量，能量在地層中的積聚，到一定時候就會爆發。一位執政者只要內心深處怕人民、怕真相、怕正義，那麼遲早會喪失執政能力，這就是“怕的鐵律”。
(2005年1月23日紐約)
──轉自《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