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9日訊】作者按：二零零二年《時代》週刊推選趙紫陽為「亞洲英雄」，我當時為《時代》寫了一篇英文稿，一直沒有中文版本。今天紫陽走了，我在無限悲痛之中幾乎無力成文，謹將這篇舊文譯成中文，加了副題，含淚遙祭他老人家在天之靈。紫陽，中國政治改革的旗幟，中國老百姓的貼心總理，世界沒有忘記您，歷史不會忘記您，安息吧！
在錯誤的時間和錯誤的地點，趙紫陽做出了正確的事情。那是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時近午夜。中國的領導人正在確定他們的軍事戒嚴計劃，準備鎮壓天安門廣場上有上百萬人參加的民主運動。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趙紫陽，他可以在廣場一側的人民大會堂裡，與那些解放軍指揮官一起召喚軍隊進城。可是，他卻來到群集的學生面前，疲憊地站在那裏，雙眼含淚，在黑暗中呼籲學生撤離廣場，不要等到一切太晚了。
事實上已經太晚了。無論對抗議者還是對趙紫陽本人來說。全副武裝的解放軍就要來對付民眾，趙紫陽對此完全不能贊同。他發自良知的反對行動，等於擋到了坦克面前。接著，他被剝奪了權力，他在中國的最高權位被來自上海的江澤民取代。自此之後十三年了，趙紫陽和他的妻子梁伯琪一直生活在軟禁之中。
趙紫陽為甚麼要選擇這種政治上的自我毀滅？這是一個有爭論的問題。有人說，他來到廣場，希望以這個和解的姿態贏得學生支持，以便對抗包括李鵬在內的強硬力量。但是他失敗了，那是嚴重失算的政治伎倆。另一些人的說法相反，認為趙紫陽過於天真，他以為自己是安全的，他錯誤地判斷了自己與黨決裂所可能承擔的風險。
可是，那天夜裡，我對趙紫陽探視廣場學生的舉動完全不感到驚奇。我知道，他在試圖保護學生，也在捍衛他自己的政治理想。記得當年我從《人民日報》評論員的工作崗位上，參加到趙紫陽所組織的政治改革政策設計班子的時候，我曾經預期將會和一個善變的、沒有原則的、精於自我保護的共產黨官員一起工作。可是，一九八六年九月，當我第一次面對面地和趙紫陽一起開會的時候，我就發現，我在面對這樣一位領導人和這樣一個悖論：他堅定地承諾要改變那個支撐他的權位的政治體系。
隨著對他的瞭解日益加深，我明白了這是為甚麼。趙紫陽把政治改革看作「社會主義面臨的最大考驗」。他相信，經濟進步與民主變革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早在一九八六年，趙紫陽就首先主張實行差額選舉，讓選民有權選舉從村民委員會主任到中共中央委員會委員的各級領導人。歷史地看，他的經濟政策也同樣進步。他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實際上就是在中國實行從現實社會主義轉型的理論。這為今天中國的經濟繁榮奠定了基礎。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趙紫陽被許多人認為是一個修正主義者，是馬克思主義的異端。作為一個人，他給我的印象是：溫和而有魅力。記得在會議上，他常常會舉出一些包括個人經驗在內的事例，不時還會引證古典著作或外國小說來闡述他的觀點。有時候，他的首席助手鮑彤會激昂地與他爭辯。趙總是微笑著全神聆聽。他絕不是那種不容爭論而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的領導人。他重視對話和溝通，不僅僅是在這樣的高層內部會議上。他建議舉行全國性的對話，提高政府透明度，讓一般老百姓也能瞭解甚至參與決策過程。
這是因為他相信人民。他曾經與人民一道經受過磨難。他的父親，河南省的一位地主紳士，在四十年代的土地改革之中被共產黨處死。在廣東省工作期間，他屬於那種共產黨裡少見的具有良好民間聲望的領導人。在四川，趙紫陽早在七十年代就著手推行經濟改革。「要吃糧，找紫陽」，說的就是這段往事。
據說，今天監管趙紫陽的那些警衛，必須定期輪換。一旦執行任務超過幾個月，他們就變成了這位老人的朋友。在八十多歲的風燭殘年，他不對任何人構成任何政治威脅。可是，他認為中國要走民主道路的這種歷史遠見，卻被認為是危險的。十多年了，今天，趙紫陽還會引用他喜歡的（也是馬克思所喜歡的）那句話嗎？「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這正是這樣一位領袖的寫照：他明白權力需要付高昂的代價，而堅持理想，則需要付出更高的代價。
作者吳國光，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中國研究與亞太關係講座教授，曾在趙紫陽任總理、總書記期間擔任其政治改革智囊及講演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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