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4日訊】美國首都華盛頓有一個讓所有參觀者都難以忘懷的大屠殺博物館。這個由納粹集中 營幸存者、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韋塞爾倡導成立的博物館，向全世界公衆揭露了納粹集 中營地獄般的殘暴、邪惡與黑暗。在此意義上，作爲作家、歷史學家和人權活動家的韋 塞爾堪稱災難深重的猶太民族的驕傲，而作爲那段悲慘歷史定格的大屠殺博物館則堪稱 受難者們的一座活的紀念碑。
然而，就二十世紀以來人類所承受的種種血腥與苦難而言，華盛頓的大屠殺博物館僅僅 是其中一個驚心動魄的橫斷面，而絕非全部。同樣是納粹集中營幸存者的匈牙利作家、 二零零二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凱爾泰斯伊姆萊在《船夫日記》中指出：“迄今爲止， 人們僅將惟一的一個國家——執政短暫的希特勒政府——送上了審判台。假若能夠聽到 真正的指控！——假若整個世紀所有被無辜處死的人們能從骨灰盒裏站起來的話，假若 他們的屍骸在令人恐懼的‘吱呀’聲中提起上訴的話，假若數以億計的骷髏的指骨指向 所有負罪累累的國家，並指出在那些國家裏將國家視爲己有的統治者們、那些毫無膽戰 之心地倡狂犯罪的罪犯們、那些毫無良心可言地進行屠殺的殺人犯們以及那些肆無忌憚 地剝削壓榨的富人們的話！——那才是審判。”凱爾泰斯伊姆萊不僅經受過納粹集中 營中死亡的威脅，他還在實行史達林式極權主義統治的匈牙利度過了近半個世紀更爲痛 苦的生活——那是一種“日常生活無所事事的悲劇”，一種時刻都在等待秘密警察敲門 的恐懼，一種更加深入每個人骨髓的監控與自我監控。凱爾泰斯伊姆萊的全部作品都 在回答這樣的問題：在納粹的集中營和共産制度下的匈牙利，如何活下來並保持自己的尊嚴？
還有更多的罪行沒有被揭露，還有更多的罪行沒有被審判。凱爾泰斯伊姆萊所面臨的 問題也是中國作家廖亦武面臨的問題——用曾經調查過“文革”期間廣西吃人事件的中 國作家鄭義的話來說：“對於生活在共産國度的詩人作家而言，我們所經歷所目睹的大 規模滅絕、饑餓、酷刑、殘忍、鐵石心腸、不義、墮落，與奧斯維辛極爲類似。而且， 這個紅色奧斯維辛曾佔據半個世界，所蔓延的時間已將近一個世紀，僅‘非正常死亡’ 一項，就是納粹奧斯維辛的十幾二十倍。”蘇聯東歐的共産主義政權早已垮臺，越來越 多的罪行正得到揭露和審判；而依然“健在”的中共政權儼然以世界上最大的“垃圾場 ”（搖滾歌手何勇《垃圾場》）自居，在這片廣袤的土地上所有的罪惡依然是“現在時 ”。那麽，在中國作家當中沒有人立志于成爲“中國的韋塞爾”或“中國的索爾仁尼琴 ”呢？
廖亦武不是法官、不是審判者，他是受難者中的一員，他是受難者中發出聲音的一員， 他是記錄者和見證者，他所從事的正是這樣一種“在屍骸在令人恐懼的‘吱呀’聲中提 起上訴”的工作，他的文學與生命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建立一個人的“大屠殺博 物館”。這個博物館的背景比巴金所呼籲和夢想的“文革博物館”更爲廣闊，它將包括 這個政權“過去的罪行”和“正在發生的罪行”。爲此，他與一切官方的御用作家和以 市場爲取向的作家決裂，成爲生活在倫理道德底線崩潰的中國卻堅守良心的“異端”； 爲此，他成爲秘密警察和公開警察的“眼中釘、肉中刺”，成爲一名全球罕見的、大部 分作品的“第一讀者”都是警察的作家；爲此，他以富於獨創性的詩歌、音樂、散文、 小說和傳記等豐富多彩的文學藝術作品，成爲這座“大屠殺博物館”的奠基石。
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廖亦武在中國當代文壇嶄露頭角的時候，是以一名先鋒詩人的面 目出現的。七十年代末期，作爲偶像的毛澤東崇拜和作爲“僞信仰”的共産主義意識形 態，同時像肥皂泡一樣不可抑止地破滅了。如同美國“垮掉的一代”一樣，許多才華橫 溢的中國青年詩人以叛逆、反諷、絕望和玩世不恭的姿態開始了他們的寫作，這樣的 “詩歌江湖”延續了不到十年的時間。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屠殺終結了一個時代的文學 潮流，此後的中國迅速進入商品經濟佔據社會主導地位的時期。與此同時，僵硬的政治 體制對文學創作和新聞傳播進行更加嚴密的控制。當年喧囂一時的先鋒詩人們，要麽 “下海”成爲成功的商人，要麽進入學院、期刊及出版機構成爲循規蹈矩的“學院派詩 人”。在這一滄海桑田的變遷中，廖亦武可能是惟一的例外——他因寫作並朗誦長詩《 大屠殺》被捕入獄長達四年之久，此後更是徹底地被抛入了社會的最底層。
用中國先賢孟子的說法：“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空乏其身 ，行弗亂其所爲，所以增益其所不能。”廖亦武在長篇自傳《證詞》中栩栩如生地描述 了他四年可怕的牢獄生活，讀者似乎可以用此種殘酷的邏輯來完成以下推論：正是這四 年暗無天日的牢獄之災，完成了廖亦武從“旁觀者”到“見證者”、從“遊戲者”到 “控訴者”的根本性的轉變。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文學熱中，四次高考落榜的廖亦武 以詩歌作爲叩門磚，使得自己從川藏公路上的卡車司機搖身一變成爲四川某地文化館的 工作人員。那時，對“詩歌”的狂熱既來自于青春時期原始的生命激情，也有某種功利 性的目的。而在天安門屠殺之後全國性的鎮壓和搜捕之中，廖亦武卻因詩歌而獲罪， “詩歌”成爲起訴書上無可推卸的“罪證”、成爲對“國家安全”的“威脅”。那麽， 如德國哲學家阿多爾諾的追問，奧斯維辛或古拉格之後，寫詩是否可能？廖亦武的回答 顯然是肯定的——活著，並且寫下去；活著，成爲這個時代的見證。
在非人化的監牢乃至差不多會將人逼成瘋子的禁閉之中，廖亦武卻重新獲得了藝術的靈 感：他在幾張巴掌大的廢紙上寫下了數萬字的《古拉格情歌》。他用自己製作的筆寫下 寫作，每一個漢字都比那體積最小的螞蟻還要小，不用放大鏡一般人根本無法辨認。這 份手稿是中國當代文學“囚徒困境”的最爲真實的寫照，它昭示了一個生活在“一九八 四”和“動物莊園”中的作家捍衛文學獨立價值的令人感佩的努力。這部迄今爲止依然 無法在中國大陸公開出版的作品，挽回了中國當代文學日益聲名狼藉的聲譽。從昔日名 噪一時的詩歌《死城》等“三城”到如今依然只能在地下悄悄流傳的《古拉格情歌》， 廖亦武完成了一次巨大的蛻變，他變成一名真正具有“生命中無法承受之重”的詩人。 近十餘年來，他一直是警察重點監控的物件，多次遭到抄家、傳喚和囚禁，與警察的周 旋成爲他無法擺脫的“業餘愛好”。他的作品偶爾能夠突破官方的封鎖而以筆名發表， 但無不很快便遭到中宣部的查禁並導致編輯和出版商受到株連。他的更加完整的作品陸 續在香港、臺灣和美國得以出版，震驚海外華人世界，卻很難爲中國大陸的讀者所接觸 到——“長城”依舊在起著嚴密封鎖的作用。
出獄之後，廖亦武即雄心勃勃地開始寫作長篇文學作品《活下去》，五卷分別爲《漢人 》、《魔界》、《黑道》、《證詞》和《傳與記》。其中，《證詞》以《古拉格群島》 般的真實性刷新了“現實主義”這一陳舊概念在當代文學中的內涵，而《漢人》諸卷則 如《堂吉訶德》般堪稱一個時代深切的寓言。這部不同部分呈現“兩極化”的作品顯示 了廖亦武傑出的文學才華，他在寫實性的作品和虛構性的作品之間遊刃有餘，兩者的張 力是一般的作家所望而生畏的，它反倒成爲廖亦武寫作時巨大的快感和動力。廖亦武發 現了中共體制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戕害人性，在當代中國的知識份子中少有人具備此 種洞見，正如耶魯大學文學評論家康正果所評論的那樣：“中共的極權之惡與納粹機械 化的惡魔之惡有所區別，那是一種癟三之惡，惡得毫無意義，惡得極其下流猥瑣，頗似 阿倫特所謂的‘平庸惡’。”廖亦武書中的若干小人物均有相似的人生軌迹：在龐大的 暴力機器的壓榨之下，迅速退化成“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如果說納粹集中營致力於 取消人的“人性”，泯滅人的尊嚴，將人變成“非人”，將活生生的人“物質化”爲平 面的號碼和數位；那麽中共的監獄不僅消滅人的正面價值，同時還強加給人以負面價值 ，竭力將人的高貴置換成卑賤，將肉麻當作有趣，在此種過程中，虐待狂和受虐狂達成 了某種互相依存的關係。可以說，廖亦武的作品同時具備了極權主義體制的研究素材和 研究成果的雙重價值，他的發現爲當代優秀的政治學家、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們提供了 富於刺激性的思想資源，康正果就是從其作品的若干細節中發現了撒旦統治中國的秘密 ：“同樣是不把人當人，納粹機械化的惡魔之惡的殘害是技術性的，它把多餘者的人命 當清除垃圾一樣處理，其目的主要是乾淨利落地消滅多餘的肉體。中共的極權之惡則把 殘害發展成精致的惡作劇，加於肉體的傷害純粹是一種淩辱，它就是要將你的人格尊嚴 一腳踏扁。而製造淩辱之餘，還要在傷害的手段上挖空心思，變出花樣，把殘忍發展成 可以把玩的活動。”
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開始，廖亦武還開始了多卷本《中國底層訪談錄》和《中國冤 案錄》的寫作。這兩個系列的作品，各自以近百萬字的龐大篇幅，爲世界展示了與“正 在迎接奧運會的北京”迥然不同的“另外一個中國”。在職業分工相當明確的西方世界 ，“新聞採訪”、“社會學調查”和“文學創作”是三個截然不同的領域，各自有各自 的寫作規範和原則。但是，中國自古便有文史哲不分的傳統，在當下仍無新聞自由的狀 況下，一個具有社會責任感的作家不得不同時兼任新聞記者和社會學家的多重角色。在 這十多年的時間裏，廖亦武本人即身處社會底層，像古希臘詩人荷馬一樣以音樂說唱維 持生活。他漂泊於中國廣闊的土地上，與形形色色的社會底層民衆和各種離奇冤案的當 事人成爲無話不談的朋友——死囚犯、小偷、騙子、警察、士兵、民間藝人、車夫、農 民、和尚、巫師、上訪者以及當代中國最敏感的“不可接觸”的群體，如“六四”難 屬、法輪功修煉者等。廖亦武成功地復活了這些本來只能無聲無息地誕生與死亡的無名 人物的生命。要完成這兩個系列的寫作，需要的不僅僅是勇氣、時間和精力，更需要精 湛的文學技巧和豐富的語言天賦——廖亦武的寫作繼承了中國古代史傳文學和筆記小說 的傳統，同時汲取了現代新聞報道和社會學調查的若干方法，從而獨創了一種可以稱之 爲“廖亦武式”的“訪談文學”——這種以原有的文學理論無法歸類的“文學體裁”， 正隨著廖亦武訪談物件的拓展而日漸豐滿和成熟。
在廖亦武的筆下，躍動著的是被蔑視、被淩辱、被抛棄的“另一個中國”，它有自己的 存在邏輯和生命力。“惡”是其誕生的根源，亦是其生長的動力。廖亦武並沒有將底層 苦難和冤案的原因完全歸結於制度之惡，他進而發現了人性之惡——人企圖以作惡來抵 抗生命的虛無感，卻沒有料到作惡反倒讓人陷入更加虛無和荒謬的處境之中。在這個意 義上，加害者和受害者都是魯迅式的“無物之陣”的俘虜。在廖亦武的作品中，不再有 偉大而光明的正面人物。包括作爲傳記主人公的他自己在內，都無法擺脫根深蒂固的 “流氓性”。正是出於對自己的“不信任”，廖亦武拒絕參與任何黨派活動，他超越了 一個單純的政治抗議者和社會批判者的角色，而選擇了一個對人性有著悲觀而誠實的評 估的哲學家的身份，將變革中的中國社會精神信仰的危機凸現出來。
廖亦武的多部作品已經被翻譯爲法文和英文出版，並引起許多漢學家的研究興趣。一九 九五年和二零零三年，廖亦武兩度獲得美國赫爾曼哈米特獎，其獲獎理由是“面對種 種迫害，仍以充分的勇氣堅持獨立的創作”。二零零二年，廖亦武還獲得了獨立中文作 家筆會之“傾向文學獎”。廖亦武以其作品的深度和廣度，以其對政治勇銳的批判和對 人性深邃的體認，而成爲當代中國作家中的一個令人敬重的異數。他雖然沒有王蒙、余 華、莫言、賈平凹等在權力與金錢之間玩弄平衡術的作家那樣擁有巨大的世俗知名度、 社會地位和作品發行量，但他的作品顯然具有更爲遼遠的理想主義氣質和更爲真誠的人 道主義關懷。廖亦武筆下的每一個漢字，都是這座“一個人的大屠殺博物館”中具有永 恒性的磚石——對於長期以來患上了嚴重的失憶症的中國來說，這是一筆無價之寶。廖 亦武的寫作乃是一個飽受摧殘的肉體和心靈進行自我療傷的過程，這位傷痕累累卻始終不屈服的作家莊嚴地向世界宣佈：在暴力與自由的較量中，最後的勝利者一定是自由。
──轉自《觀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