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3日訊】人人都知道，這一天遲早要到來。公元2005年1月17日，一個普通的日子，中共中央前總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前總理趙紫陽先生大行。在春天來臨之前，他離去了。從此，這個日子有了歷史意義。
雖然不是人人，但至少是相當多的人都希望，在這個日子之前，另一個日子先來。那個日子人人心中有，個個嘴上無，無論是期盼它的人，還是恐懼它的人，心裡都明白，那個日子像這個日子一樣，無法躲避。洗雪沉冤的日子的到來速度，與一個國家進步的速度成正比。看來，中國的在政治上的進步還是慢於自然規律，社會心理的陰雨期還是長過一個偉人的餘生，信息時代的趙紫陽還得懷抱農耕時代陸遊式的遺憾長眠。不知道他臨行前是否也遺詩後人：“王者重整乾坤日，家祭無忘告乃翁。”
趙紫陽先生與我並無多少個人交往，我並非他的什麼“智囊”，更不是他的秘書。我作為一個政策研究人員和講稿寫作組成員，主要為胡耀邦先生工作，在胡先生被貶後，我們的工作單位被趙先生慰留。當時被慰留的還有為胡先生工作的中共十三大報告起草組。我們組的負責人鄭先生把報告草稿和辦公室的鑰匙同時移交給趙先生的班子，不久，趙先生讓我們繼續工作，鄭先生說，“我們關門了。”趙先生說，“門關了還可以開嘛。”
他不把胡先生的人當外人，他知道胡先生的門和他的門是相通的，所以不用關。但六四後，他被某些人描繪為胡先生的構陷者，這成為他晚年的一塊心病。有朋友建議我為趙先生作傳，在他的聯絡人徵求他的意見時，他有點遲疑，說先要徵詢他的前大秘鮑彤先生的看法。這不是不信任，他可能是擔心，作為胡先生的前外圍工作人員，我能否在處理他與胡先生的關係時保持公允。為避嫌疑，我沒有考慮做那件事。其實，他是胡先生的戰友，不願意被誤解為胡先生的對手。在一系列重大改革舉措和政治事件中，趙先生都是胡先生的堅定支持者。在1986年的學潮中，趙先生在書記處會議上支持胡耀邦的開明立場，明確表示，“學生鬧點事並不可怕，是對我們執政能力的考驗。我們要學會在中小動亂中建設現代化。”據我所知，捅進胡先生後背的第一把刀子，來自另一手，那隻手是胡先生從未防備過的。
但並不是說我與趙先生從未有過直接工作接觸。1987年至1988年，趙先生兼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我是該組的工作班子──秘書組的三名副組長之一。每次小組開會，對於我都是一次洗禮，趙先生的睿智、洞察力和簡化複雜問題、深化簡單問題的能力令我嘆服。在我看來，他比當時某些名經濟學家們有更深的理論功底，更不用說現實透悟力了。當時的經濟改革正進入價格改革的攻堅階段，農副產品市場出現價格波動。某些反改革的經濟學家與政策研究人員認為是總供給大於總需求，要暫停價格改革，進行治理整頓。趙先生在一次小組會議上駁斥了這種觀點，指出農副產品價格不穩定與總供給無關，根源是農副產品生產規模過小。他其實領悟到了經濟學上的一個著名定理──蛛網定理。根據他的思想，我與他的辦公室主任張岳琦先生到天津調查生豬與蔬菜生產，他的思想得到證實。
毫不誇張地說，如果說鄧小平是中國經濟改革工程的總設計師，趙紫陽便是它的總工程師。沒有他，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是不可想像的。這樣一個改革功臣為何沒有被繪入凌煙閣，反而成了階下囚？據說，他犯了某種很難找到恰當稱呼的“罪”。說他“分裂黨中央”，有點勉強，一個黨的總書記還會分裂自己的黨？不如說他犯了奧地利小說家斯蒂芬•茨威格（StefanZweig，1881-1942年）所說的“同情的罪”。在那篇同名小說裡，一位奧匈帝國輕騎兵少尉偶然認識了一位下肢癱瘓的貴族少女。出於同情，少尉經常去看望她，安慰她。不料少女卻愛上了他，少尉卻對她卻只有同情沒有愛情，最終導致被同情者自殺的悲劇。
政治有如愛情，不恰當的同情可能導致個人悲劇，這是同情之罪的道德含義；但如果對所謂同情之罪在法律上治罪，便會導致整個社會的悲劇，這是同情之罪的政治含義。作為一個政治家，在心中如果沒有對街頭學生的同情，那就不是情感高貴的偉大政治家；但如果錯用了這種同情，那就可能釀成政治悲劇。我們可以設想，如果當年趙紫陽先生與鄧小平先生採取同樣立場（盡管心裡不那樣想），學生在廣場上是否還會堅持那樣久，坦克是否還會開進北京城，改革派的政治勢力是否會遭到全面清洗？
不這樣考慮問題，就不能深刻地理解政治；但如果因此要趙紫陽對六•四負責，要治他同情之罪，那就從根本上糟蹋了政治。馬克斯•韋伯把政治理解為一種職業，他認為在政治中應當拒絕“絕對倫理”，奉行“責任倫理”。簡單地說，責任倫理考慮而絕對倫理不考慮政治後果。可以認為，同情心產生於絕對倫理而非責任倫理，在韋伯看來，它是“一種懦夫的表現”，因為在倫理不合理的政治生活中，一個信奉絕對倫理的人難以持久。所以他認為，“凡是將自己置身於政治的人……都同惡魔的勢力定了契約”，並且建議，“凡是想讓靈魂得救的人……不應在政治這條路上有所追求”。趙紫陽先生肯定是不肯與惡魔立約，並且想讓自己的靈魂得救，結果，他放棄了政治，拯救了靈魂。他沒有想到的是，放棄政治居然成了他的一條罪狀，讓他在軟禁中度過餘生。這已經不是政治，而是暴政。
1990年5月5日，我在秦城監獄寫了一則寓言，題目是“囚徒與鳥”，我想把它抄在這裡，獻給紫陽，願他在天之靈安息。
一隻黃胸脯黑脊背的小鳥飛到一扇向外開著的囚窗上，透過鐵窗上的柵欄向裡好奇地張望。她看見了囚徒，便叫了起來：
“哎呀，這位先生，為什麼呆在籠子裡不出去呀？”
“出不去。”囚徒說。
“咭，咭，咭——”鳥兒們是這樣笑的，“我們有的同類被你們人類關在籠子裡，讓你們看。這會兒，你被關在籠子裡讓我看。你不覺得這有點幽默嗎？”
“是的，很幽默。”
“請你告訴我，你為什麼被關了起來？”
“我犯了罪。”
“犯了什麼罪？”小鳥向前探了探身子，十分感興趣的樣子。
“不知道。”
“那你是殺了人？”
“沒有。殺人的不是我。況且，我又沒有槍。”
“你放了火？”
“沒有。”
“哦，我知道了，你一定是強姦了婦女。我看你挺年輕的。”
“沒有。除了我的妻子，我沒有和任何別的女人發生過性關係，不管是強迫的還是自願的。其實，高齡並不妨礙強姦；而且，能被強姦的也不只是女人。”
“難道你犯了盜竊、搶劫罪？”
“也不是。真正的大盜竊犯都不住在這裡。”
“住在哪裡？”
“宮殿裡。”
“你是說你沒有罪？”
“為了讓你滿意，我只好說，我的罪行是同情。”
“同情？同情什麼？”
“同情可憐的人。”
“我不懂。我們鳥兒喜歡同情。”
“我知道。”
“那麼是誰把你關在這兒的呢，是比你們人類強大得多的動物嗎，它們關你們就像你們關我們那樣輕鬆嗎？”
“不。關我的是我的同類。他們關我更輕鬆。”
“哎呀，真叫我吃驚！”鳥兒差點從窗口上掉下來，晃動了一下翅膀才站穩：“我們鳥兒從來不關自己的同類，而且從來也沒有同情罪。這你知道。”
“我知道。”
那鳥兒悲哀地轉了轉烏黑的小眼睛，然後說：
“我該走了。我們鳥兒的腦袋太小，理解不了你們人類的事。你要是孤獨，我每天夜裡唱歌給你聽。”
“謝謝你。”
小鳥飛走了。每天夜裡，囚徒都聽見一隻鳥兒在窗外不遠處唱著一支憂傷的歌。
－－轉自《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