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25日訊】一方面我們要重視專家話語，另一方面不可妄自菲薄，因為我們對生活的經驗感受是別人替代不了的，也是專家話語不能置換的。
專業分工是現代社會的一大特徵。表現在媒體中，就是越來越多的媒體有著強大的專家學者隊伍為後盾，甚至直接把專家學者推上前臺，以示自己的“知識正確”。我本人也屬於專家黨的一員，愛摻和媒體的分析報導評論，也極愛向媒體推薦作者：某專家適合分析交通問題，某學者對信仰有研究，某人評論讀經現象最好；我自己以身作則，常在媒體邀約文章時，會斷然推辭：高考問題沒研究過，科技政策不屬於我的關注範圍，足球我不懂，等等。
這是一個專家學者的時代。借助於專家學者的分析，借助於他們對資訊背景的交待，人們可以做出自己的選擇，得出自己的結論。在此時，在社會大量而分散的資訊和重大的事件面前，大眾顯得是無知的、盲目的。簡單地說，此時專家學者的判斷就成了人們的選擇。馬克思說過一句名言，對於沒有音樂聽力的耳朵來說，最美的音樂都沒有意義。專家學者就是人民大眾的聽力。
當代中國人確實對專家學者抱持著相當大的尊重和敬意。人們期待他們能夠在複雜的現代社會裏學有所用，學以致用，能夠指導人們的生活，能夠推動社會的進步繁榮。因為人們承認自己的有限性、自己的局限甚至自己的無知，人們願意把衣食住行乃至社會重大命題等等交給專家處理。人們覺得，面對歷史演進至今的人類生活，離開專家學者的引導，人們將無所適從。專家指導我們如何吃飯、穿衣，如何面對日益污染的食品，如何選擇五花八門的房屋裝修，如何看球賽，如何理解巴以衝突，如何看待美國民主的危機，如何想像俄羅斯的恐怖事件；甚至由於歷史感的喪失，專家學者告訴我們一個無處不在的有著“潛規則”的歷史，給我們解釋一個戲說前朝或走向共和的正劇的歷史。所有現代人類經驗的一切，需要專家學者的介入。
專家學者的眾聲喧嘩因此成就了轉型時代的“公共空間”。但由於我國轉型期的漫長複雜，這個“公共空間”是異常特殊的。最重要者，莫過於它的公共性是可疑的，是斷裂的。社會空間的脆弱，媒體的共謀或勢利，專家的非人民性、非現代性或非人性，使得專家也會失語。一批專家的登場是以另外一批專家的失語為代價的，公共空間的熱鬧也常會帶來寂靜的冷場。當經濟學帝國主義壟斷這一空間時，人文學者不僅失語，而且失落；當法學政治學話語顯露霸權底氣時，經濟專家們也陷入沉默之中；民族主義話語高漲時，無人攖其鋒銳，多作壁上觀；當文化保守主義登場獨唱時，無人喝彩；憲政派話語爭雄時，無人表態。雖然，這種沉默多是短暫的現象，轉型期的人人腹誹，常在沉默失語過後，爭先恐後地揉身而上，以示自己有知有勢有權，以顯示自己是聰明的、“政治正確”的、有頭有臉的、真理正義在握的。因此，在這個所謂的“公共空間”裏，不僅一人開口，萬人噤聲，還有著眾聲喧囂，還有著運動民眾之後的疲軟。
這種現象最早為媒體從業人員感受到了，他們經常問我，這是怎麼回事？我以慣常的現代社會專業分工來解釋，但愈解釋愈漏洞百出。至少，我給朋友們推薦合適的專家學者，就日益步入困境。說一句大白話，如果一個問題你今天認為只有十個人夠格來談，那麼明天就會以為只有五個人夠格來談，後天就沒人有資格了。如果我們把大眾的生活等同於專業相加，明天就會把專業等同於大眾生活，後天就是專家等同於大眾。再以後，我們生活的喜怒哀樂就不能落實，反而只能接受幾條乾瘦的名詞概念。用王小波的話，如果說我們的生活本來是豐富的蔬菜，明天專家學者能讓我們以為生活就是胡蘿蔔，後天他們會說生活裏只有胡蘿蔔纓子。
我要說的是，一方面我們要重視專家話語，另一方面不可妄自菲薄，因為我們對生活的經驗感受是別人替代不了的，也是專家話語不能置換的。在今天這樣一個大眾傳媒時代，用得上康有為的話，“人人有議之權，人人有救之責。”當年的著名報人張季鸞承繼了一個“文人辦報”的傳統，他對媒體記者的看法也讓今天一味強調專家話語的我們不免慚愧，他對另一位報人徐鑄成說：“成熟的記者應該是第一等的政治家，美國的總統候選人不是有許多曾做過記者的嗎？”張季鸞還說：“我們報人不可妄自菲薄，報人的修養與政治家的修養實在是一樣，而報人感覺之銳敏、注意之廣泛或過之。”
──轉載自《新世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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