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0日訊】從社會財富的代際分配的角度看，中國經濟自一九七八年以來的高速增長是歷史對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人民遭受的巨大痛苦的一個遲到的回報；只不過得到這個回報的並不是承受苦難的那一代人。
衆所周知，中國自八十年代中期以來的經濟增長有一個十分重要的特點，那就是經濟增長的外向型。從一九八五年到二零零四年，中國的年均出口增長率是整體經濟增長率的兩倍。這意味著出口增長對經濟的帶動作用十分強勁。而出口增長中，大約有百分之六十左右是由外國投資企業和中外合資企業、尤其是那些勞動密集型的加工型企業創造的。
中國出口的快速增長和外資企業的大量在華投資，有著主客觀兩個方面的因素。從客觀上看，自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的加快爲中國創造了加入國際分工的良好客觀條件；從主觀上看，中國改革派領導人順應了這一歷史潮流，自毛澤東去世後選擇了加入經濟全球化的正確的政策。但是，中國之所以能夠迅速在全球化的過程中獲取收益，則得益於中國的特殊的産業和社會結構。
中國的産業和社會結構呈現出濃厚的二元色彩，一方面是中國在改革之前已經有了一定規模的工業基礎，或者說起工業化水平已經達到了一定的程度。與此同時，中國工人的工資水平去大大低於同等工業化水平的國家，而且中國人口的城鄉分佈結構也大大落後于工業化水平。正是這種特殊的特點時的中國在這一輪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具有比較優勢。然而，非常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種結構是毛澤東時代的不人道的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的結果。
毛澤東時代的經濟政策的一個重要特點，那就是是通過壓制人民消費來強制推行高積累，從而實現中國的工業化。這個政策是通過同時對工人和農民的進行剝奪來實現的：一是在城市地區實行人爲的低工資政策。城市工人的工資實際上從一九五七年以後直至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期一直沒有增長。與此密切相關的另一項政策是，中央計劃部門長期壓低農產品的價格，強迫農民進行不等價交換。這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工農業産品價格的剪刀差。
與這兩項經濟政策配套的還有一整套剝奪人民擁有財産權利、限制人民自由選擇工作和自由遷徙的城鄉分割和地區分割的社會政策。尤其是強制性的戶口制度使得本來應該隨著工業化程度的提高而逐步向城市轉移的農村人口長期滯留在農村，不僅如此，農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也被強制性的控制在基本生存的程度。正是這種特殊的産業和社會結構，使得中國一方面具有起碼的工業基礎加入最低等的國際産業分工鏈，同時又具有大量的低成本勞動後備軍。
有人可能會說，正是毛的這些政策奠定了中國工業的基礎，因此中國上一代人的犧牲是必需的。問題時，誰有權利要求人民做出這樣的犧牲？當時制定政策的領導人沒有權力要求人民作出犧牲。因爲他們並沒有做出犧牲。除了極個別的領導人裝模做樣地有那麽幾天不吃肉以外，實際上他們從始至終有特供商店去消費。不僅如此，他們始終有小汽車，有洋房，甚至有美女相陪的舞會。生活在今天的這一代人也沒有權力要求上一代人做出犧牲。因爲一代人如果有權剝奪另一代人，這無異於讓社會中的一部分人去剝奪另一部分人。
同時，後代人所得到的收益與上一、兩代人的犧牲相比不成比例。換言之，許多犧牲在沒有效益的集權機制下白白浪費掉了。在毛澤東時期，中國工業的資金/産出比例、人員/産出比例、以及能源/産出比例不僅大大低於發達國家，也大大低於許多發展中國家。毛時代的工業化完完全全是靠普通老百姓的生命和汗水換來的。打一個比方可以更清楚地說明這個問題。，本來一隻燒雞值十塊錢，一顆雞蛋值一塊錢。毛澤東剝奪了上一代人消費一隻燒雞的權利，留給了下一代人一顆雞蛋。
更何況，上一、兩代中國人被迫作出的犧牲絕對不是一隻燒雞所能比喻的。在毛澤東時代，消費品的供應長期匱乏，所有的基本生活必需品都是限額憑票供應，所有的普通百姓只能爲了基本的生存而辛勤奔波。由於沒有選擇工作和遷徙的自由，中國有數百萬的夫妻不得不長年兩地分居，連基本的性生活權利也被剝奪了。更令人髮指的事，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期，中國至少有三千萬人由於人爲的饑荒失去了生命，這比歷史上所有的外國軍隊所殺戮的中國人還要多。試問這一代中國人，如果讓你作出如此的犧牲，你同意嗎？
這一代中國人是幸運的，但是他們的幸運是建立在他們的祖父輩和父輩的犧牲之上的。更重要的事，上兩代人的犧牲並不是他們自願選擇的結果，而是被一種十分不人道制度所強加的。十分明顯，這樣的發展道路是不人道的，也是不能夠推廣或者重復的。那些侈談中國特有發展模式的人，不是缺乏起碼的歷史常識，就是別有他圖。
今天我們談到是中國當前的發展如何建立在過去一、兩代人的犧牲之上；在下篇評論中，我將進一步分析中國今天的發展如何以剝奪下一代人作爲代價。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