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9日訊】官方本來可以和高智晟律師相安無事地相處幾年，沒有證據顯示高智晟可以對中國的政治產生巨大的影響。可是擁有強權的官方總是沒有耐心，在高智晟為法輪功直言上書，並參與了鄭貽春、陝北油田等維權案件的工作之後，官方以「沒有申報律師事務所辦公地點的變更和非法為非本事務所律師提供法律文書」為名宣佈高智晟的律師事務所必須停業整頓一年，這就逼迫高智晟對官方的行為做出反應。官方使矛盾公開化，這就導致了兩個結果，一是高智晟對官方叫板，二是破壞了法治進程。本文將對這兩個結果進行詳細的分析。
一、
中國共產黨建政以來，國家的專政機器經常對個人施加懲罰，受到懲罰的既有國家領導人，也有高智晟律師這樣的普通公民，這些人面對懲罰時有甚麼樣的表現？北京市司法局官員宣佈完停業處罰後告訴高智晟現在可以申辯，高智晟律師說：「第一，這是公權力再次對文明世界的野蠻和反動！你們僅僅是這場野蠻和反動系統安排的走卒和工具。第二，這樣的安排是赤裸裸的針對職業律師、針對普通公民的一個迫害。第三，我將在各個環節上進行鬥爭，奉陪到底！」高智晟律師是一個普通公民，在國家的專政機器面前，他敢於挺直腰板說話。
一些國家領導人在受到懲罰的時候有甚麼樣的表現？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其目的之一就是要剝奪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家主席劉少奇以及他的追隨者的權力。當劉少奇發現自己無法避免自己被清洗之後，便放棄與毛對抗，希望毛能讓他回家當農民。另一個要求當農民的是曾經擔任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防部部長的彭德懷元帥。1959年，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發動黨內高層對彭德懷進行批判，彭德懷招架不住，央求毛澤東讓他回家當農民。
自古以來，中國農民就遭受著官僚集團和鄉間惡霸的雙重盤剝，因此農民的生存狀況是很不好的。一個國家領導人在權力鬥爭中失勢以後自願去當農民，這就相當於自己糟蹋自己。劉少奇和彭德懷都不是等閒之輩，劉少奇對中共的組織系統和宣傳系統有著相當大的影響；彭德懷在當時是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元帥。這兩個實力派人物在懲罰面前甘願去當農民，他們這樣做至少沒保持住不卑不亢的風度，更談不上達到君子可殺不可辱的境界了。兩個實力派人物何以如此？作為旁觀者，現在至少可以說，那時的專制傳統實在是太深厚了；同時也可以說，那時的人還缺乏獨立的精神。一個人無法獨立，他就要依附組織，要想依附組織，就要在必要的時候委曲求全。獨立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沒有精神資源和物質資源作為支撐，一個人是無法獨立的。劉少奇和彭德懷的頭腦裡正統意識多一些，正統之外的意識形態尚未對他們產生影響。另外，在社會主義國家裏，他們也沒有自己的身外之物，所以他們是無法獨立的。沒法獨立就只能依附於組織，在他們與組織發生衝突的時候，總是他們向組織低頭。
高智晟是一個普通公民，在政界和軍界都沒有任何資源可以利用，但是他對於懲罰可以表現出滿不在乎，而劉少奇和彭德懷卻做不到這樣。是正統之外的意識形態給了高智晟不畏強權的精神力量，高智晟也可以在市場經濟的環境裡尋找到支持自己的物質力量。劉少奇和彭德懷都能影響到許多人，這些人有可能為他們的頭目做事，可是劉、彭兩人所擁有的潛在的力量並不能成為實際的力量，因此劉少奇和彭德懷只能向懲罰低頭。高智晟僅僅是一個人，可是他卻沒向懲罰低頭，因此一個現代人的力量等於很多個傳統人的力量，高智晟一個人抵得上劉少奇、彭德懷的所有追隨者。
在高智晟與強權的較量中，強權已經敗下陣來。強權之所以失敗，是因為高智晟敢於向它叫板。在強權面前，許多人選擇了求饒、或者是沉默，向強權叫板，實際上是羞辱了強權，羞辱只具有象徵性的意義，它產生不了實際的作用，但是在人人都對強權低頭的情境中，一個人的象徵性舉動就可以使現實產生震動，這種震動有時不太大，但是許多變化都是由這種震動誘發出來的。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可以說強權在與高智晟的對壘中失敗了。 1989年6月的一天，王維林勇敢地站在鎮壓平民的坦克面前，他並未將坦克摧毀，但是人們都說他是英雄。高智晟就是一個王維林式的英雄。
二、
權威比較弱的當政者都不希望民眾動不動就不講理，不希望民眾用非理性的手段來解決糾紛。假如民眾經常起來造反，當政者肯定會疲於奔命。在法治社會裏，非理性的紛爭會降到最低限度，因此權威比較弱的當政者這時候是比較喜歡講依法治國。實際上中共也是這樣做的。實行法治會產生一個問題，一些官員的不法行為受到法律的追究怎麼辦？現在官員中存在著十分普遍的違法現象。由於官場腐敗，所以違法的官員和中共高層都不願意法律完全發揮作用，法治充分發揮作用，違法的官員就沒有好日子過，大批官員倒下，中共的統治也會受到影響。
中共高層對法治的態度是矛盾的，既想利用它，又不敢利用它，當高智晟、郭國汀、鄭恩寵這些律師真正依法辦事的時候，官方馬上就出來干擾他們依法辦案。官方的這種行為破壞了法律的實施。法律是一個可以給我們帶來理性和秩序的工具，當人們無法利用這個工具的時候，他們就只能隨心所欲地做事情，這樣一來，社會上的衝突就不會減少。一個人不能在法庭上為自己討回公道，他就可能用拳頭討公道。例如被拖欠工資的工人討薪不成就會殺人，王斌余就是這樣一個人。
能夠為當政者利用的資源已經是很少了，現在的當政者只能是維持現狀，然而時世在不停地變化，現狀能維持多久，誰又能說得出來？未來越是不確定，就越要維護法律的權威；要想維護法律的權威，就不能迫害高智晟這樣的法律人。@(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