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4日訊】我在《哲思手札》裡寫過一段話：「在生活中當一個人人稱道的好人並不難，只消做到以下兩點──善良而不勇敢。」
巴金去世了，各方人士紛紛發表講話或文章，都對這位老人表示哀悼和讚揚。這看上去很奇怪：如今的中國是高度分裂的，對同樣的事情，當局與民間的看法往往不一樣，有時甚至截然相反；那麼何以在對巴金的評價上又如此一致呢？其實，我們和共產黨對巴金的看法並不一致。我們肯定巴金，是肯定他的善良；共產黨肯定巴金，是肯定他的不勇敢。
不久前我寫過1篇文章祝賀劉賓雁80華誕，其中有一段提到巴金。我提到去年11月巴金過100歲生日，中共以罕見的高規格為老人祝壽，還特地授予巴金「人民作家」的榮譽稱號。我寫道：「由一個屠殺人民的政府授予巴金『人民作家』的榮譽稱號，這決不是什麼榮耀。這是荒謬，是諷刺。尤其是對巴金。盡人皆知，巴金的文學生命硬是生生地毀在共產黨手上，就連李長春在提到巴金文學創作的成就時，也只是提到《家》、《春》、《秋》和《霧》、《雨》、《電》這幾部『解放前』的作品。晚年的巴金力倡『講真話』，可是在『6．4』之後這許多年，他究竟講了幾句真話呢？以他的年齡和地位，就是講了真話當局又能把他怎麼樣呢？記得在83年的作家代表大會上，巴金和劉賓雁以高票當選為作協的主席和副主席，一時傳為文壇佳話。20多年過去了，一個成了被專制者利用當作點綴『盛世』的花瓶，一個成了獨立知識分子的象徵。我無意苛責巴金這位老人。我只是說，在一個至今依然盛行文字獄的國度，作為一個以筆為生、以講真話自命的作家，被專制當局寵倖不是證明你的幸運，而是證明你的不幸。」
四川作家冉雲飛對巴金去世發表評論說：「49年後的中國，在我看來，名聲不只是誤會的總和，還是一種被政權利用的總和。」「80年代以降，巴老倡導講真話、建文革博物館，主張懺悔。說實在的，當時我真是很佩服他老人家。但到後來，逐漸被政權拿來作裝飾品，到昏庸不知的2003年，還當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不能建白一二，直到被利用至死。他不能說話這幾年，也許這不是他內心的想法，但他能說話那幾年，成了裝點品，只能說他是默許的。巴老在年以前都可算時代的良心，這以後恐怕應該不算。」
上海學者朱學勤在幾年前的一次採訪中，談到巴金時說：「他迎合很多他這個年紀可以避免說的話，但是他還是參與合作。我覺得他晚年是應該後悔的，他在病榻上說了多少不該說的話呀！說到他，你想他的《隨想錄》，他號召人們講真話……」「是，他懺悔了，我覺得他的懺悔還比較感動人，但，他說，他最後的10年，他是以3個字活過來的──說真話。這10年該說的真話太多了，您老人家說幾句吧！不要說100句，你說一句行不行？說一句沒人拿你怎麼樣。一個人不能以號召別人說真話為滿足，而是應該身體力行，你自己說幾句真話來留給後人。我對他這個說真話，我內心特彆不滿意就在這個地方，該說的真話何其多啊？！號召年輕人說，你自己躺在病榻上：『你們說啊，說啊。』為什麼你自己不說呢？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說，他雖然是最早翻譯赫爾岑的人，但是他離赫爾岑的境界何止十萬八千里。」記者問：「像你剛才通過這本書拷問巴老，這樣對一個老人公平嗎？」朱學勤回答說：「好！這裡面有一個標準，當巴老不號召人們說真話的時候，沒有一個人要求他這樣，當一個人以說真話為這10年生活的軸心，反覆地說、不斷地說的時候，不要說我，就是街頭一個修自行車的老頭都有權利對這位要求說真話的老人說1句：『你就說1、2句真話吧！』他自己把要求提出來了，人們要求他兌現這個要求。」
朱學勤的批評邏輯嚴謹，無可反駁。也許你會說：就算老人自己沒有做到說真話，他提出說真話本身總還是對的吧。當然，當然。只是，那你又何必把說真話這句話和巴金聯繫在一起呢？難道這以前你就沒聽說有人提倡說真話嗎？幼兒園的阿姨不是個個都教孩子們說真話嗎（美國出過一本講為人處世之道的暢銷書，書名就叫《我所知道的都是從幼兒園學來的》）？你幹嗎只說巴金教導我們要說真話，不說幼兒園阿姨教導我們要說真話？這不是勢利眼嗎？當我們把某一句話和某一個人聯繫在一起，那無非是出於以下兩個原因：要嘛，是這個人最先提出這句話，或者是對這句話做過最精闢的闡述發揮；要嘛，這個人是這句話的最好的實踐者，身體力行，以身作則。就「說真話」這句話而論，顯然，巴金兩條都不佔。
不錯，對巴金這樣的老人我們不應該苛求；但前提是，你們也不應該過譽。不要再讚美巴金如何、如何提倡說真話了。我們可以、也應該讚美巴金早年的文學成就，讚美他的善良，讚美《隨想錄》裡的懺悔，但不要去讚美巴金的說真話。也許現在你還沒感覺，以為這是誇他。只怕隨著時間的推移，到了後人那裡，人家覺得你哪壺不開提哪壺，還以為你是在諷刺呢。
－－轉載自《民主論壇》網站(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