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6日訊】（新唐人熱點互動採訪報導）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歡迎您收看「熱點互動」，我是主持人姜梅。2004年11月19日《大紀元新聞網》發表了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文章發表以後在海內外引起「退黨浪潮」，迄今為止已超過570萬人了，發表聲明退出中共。我們今天特別邀請本台的特約評論員韋實先生來到我們的演播室，探討一下《九評》引發的現象，及《九評》對中國社會的影響。
姜梅：韋實先生您好。
韋實：姜梅好，觀眾朋友大家好。
姜梅：韋實先生，就說《九評》發表以後，在這一年的時間裡，您認為對中國及世界的影響是什麼呢？
韋實：我們先講對中國的影響，中國的影響我想最大有兩個，第一他為中國人獨立思考、獨立選擇提供一個很重要的法則，他指出了共產黨是什麼？把共產黨講的很清楚，其次他給中國人獨立思考決斷的依據。
就說以前也有很多人評價共產黨，中國人將近有一半以上和共產黨打過交道，而且這種交道是負面的，也就是受迫害的。這些人對共產黨都有一個體驗，比如說腐敗、暴政、控制，還有對家屬的株連政策，可是都是從一個片面評價黨。從黨的內部，也就是黨給你的思維中評價黨。
比如有人說我為黨奮鬥一輩子，比如說我長在紅旗下，那麼從整體上講清楚黨是什麼？黨不好，不好在哪裡，黨邪，邪在哪裡，黨的本質是什麼？講出來黨是一個邪教，講出了中國共產黨的本性「邪、騙、煽、鬥、搶、痞、間、滅、控」這些黨的特性和基因，這些整體的提綱挈領的東西，以前沒有過。
第二剛提到的退黨，「退黨」是近代史以來，中國人第一次掌握自己命運的大事情。以前不管是辛亥革命也好，民國也好，中共建政也好，沒有一次中國人真正把握自己的命運，都是被少數人或軍事集團把握著。但是這一次「退黨」不一樣了，每個人說出了自己的選擇，這是比較主要的其一。
其二是對世界上的影響，《九評》翻譯成二十幾種文字，而且在韓國是銷量最好的書。因為韓國人和北朝鮮打了那麼多年，並沒有對共產黨有深刻的認識。
其他地方他回應了人的一個想法，即中共到底是什麼？中共到底變沒變？跟中共打交道要把握什麼原則？對共產黨到底應該什麼態度？相信這些國家，不管是學者、政府機關或情報部門，都要拿回去研究。
就這一點講，《九評》對自由世界而言，也起了重大作用，因為美國和前蘇聯、包括北約和華約對峙那麼多年，用這種漫罵也好，武力對峙、用宣傳也好都沒有整體掌握共產黨它為什麼那麼强大，它的起家在哪裡，它控制人在哪裡？都不清楚。這一次可以說對西方國家研究共產黨，到目前為止最詳盡而且是最深入的剖析。
姜梅：那您看《九評》二十一種文字在其他國家發行受到很大的歡迎，這本身也說明了一種現象，就是人們看了《九評共產黨》才真正認識共產黨的本質？
韋實：就說他提出一個法規或依據也好，因為你只有一個標準在那兒，才能鑑定什麼是好和不對，比如對自由國家和共產國家在冷戰時基本上世界是兩極的，現在共產黨大集團倒塌，剩下中共。
那麼共產黨維持到現在，它還是共產黨一系，有人說中共經濟改革之後，已經是執政黨，資本家也入黨了，黨可能已經變了。其實不是，只是它利用共產黨更加隱蔽，狡猾的部分，繼續維持它的統治。
所以說中共雖然不信共產黨，但是共產黨還存在，它還利用共產黨的特性維持它的統治，實際上是相輔相成的。對其他國家而言，現在中國共產黨和其他國家共產黨不同，中國共產黨利用經濟利益，或把中國人民脅持在一起，和世界經貿來往，在這種情形假象下蒙蔽了很多國家的政府。
姜梅：也就是很多人他不知道共產黨真正是什麼？
韋實：很多人不知道中國共產黨是什麼，甚至錯誤的把中國和中共劃成等號。那麼在這一點上，如果這些國家的政府在閱讀《九評共產黨》之後，或對人民，他就會瞭解為什麼世界上會出現這種對峙。以前共產黨為什麼起家，倒台，包括今天的世界形勢，看了這本書之後，對他的選擇、對他頭腦中不利的思維起到很大好處的。
因為以前是非可以很簡單公斷的，說共產黨不好不好在哪裡？就陷入一種對罵，也是一種宣傳，這是一種輿論的宣傳，但沒有實質的內容，很難讓人相信。
那麼在一點就說他整體上把黨說清楚了，以前可能某一個人在某一個時候、某一個地點、某一方面講清了黨的一點。可究竟黨是什麼，沒人說得清。
姜梅：韋實先生請您分析一下，九評共產黨只是《大紀元時報》發表的九篇評論文章，為什麼會引起中共高層的高度重視，《九評》為什麼有這麼大的威力呢？
韋實：《九評》的本身就說他講清楚共產黨是什麼，一旦講清就很簡單，因為人都有分辨能力嘛！那麼是非對錯，以前中國人沒辦法選擇，並不是中國人笨，是黨把這些都封閉了。
我們可以退二十年來講，比方說你要講西方思潮，它會給你扣一個資產階級大帽子，再往前提就不要講了。現在雖然有網路，但媒體還在黨的手裡，所以人拿到的訊息只是片面之詞，很難做出自由判斷。
《九評》一出來，在道理面前，只要人還有思維能力，就不說退黨，他也會打個大大的問號，重新好好審視黨做的這一切，到底黨在騙人，還是《九評》在騙人？
有分辨能力、受過社會歷練的人一定會得出一個答案，就說《九評》講的是對的。那共產黨就害怕了，一旦人有了辨別、有了思維、有了選擇能力之後，那一定要從黨對人的控制中掙脫出來。來得到自己心靈上、人格上、行動上的自由。這就是黨最害怕的，因為你不受它統治了。
姜梅：那也就是說中共極力封殺媒體，也不允許《九評》傳入中國的一個原因，它害怕很多人能夠真正的認清，也就能夠明辨是非。
韋實：其實哈佛今年做了一個網路調查，中國政府封鎖得最厲害的就是《九評》，達到百分之九十多，這個《九評》全被擋住了。
但是就像這樣通過網路傳、通過傳真傳，甚至有的中國人是用最原始的方式：往國內帶《九評》。實際上在國內各個省份，上至高官、下至貧民，用口、用光盤，這個傳播速度是可怕的，包括大陸的《九評》，黑市賣的《九評》，賣到幾十塊錢一本、一套。
姜梅：喔！是嗎？韋實先生，有評論家分析，他說這個《九評》引發了570萬人退黨，可以說是到了社會巨變的前夕；但是也有人認為：即便是有一千萬人退黨也沒有什麼用處。那您對這兩種認識是怎麼看的呢？
韋實：其實這個都是在數字之中打轉，這個《九評》引發退黨多少人，現在人都關心說退了多少人黨能夠倒，他關心的是這個，其實這個不重要。
為什麼這麼說呢？可以講是天意，就說當年國民黨雖然在抗日戰爭中領著中國人贏得勝利，但是因為他腐敗，不能體察民意，「水能載舟，也能覆舟」。那麼國民黨的腐敗，也就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國民黨的倒，是因為他失掉人心，就像淮海戰役的時候，老百姓幫共產黨不幫國民黨。
到了今天也是一樣，共產黨的腐敗甚至超過國民黨。現在對於上訪也好，對於底層的工人、農民，甚至游離市區的邊緣市民，因為貧富差距、因為衛生、因為醫療、因為腐敗、因為對人的控制種種的不滿，甚至超過那個時期，就說民心已經不在共產黨那一邊了。
從天意而言，共產黨殺中國人的數量，超過中國任何一個封建王朝、超過日本人。這麼一個政權如果還在的話，它將「多行不義必自斃」，它的淘汰是必然了。因為中國唐、宋、元、明、清，每個朝代幾百年，甚至有的朝代幾十年，一定是要倒的。一個朝換就要換下一朝，這也是自然的規律，這是一個天意。
到了今天，退多少人只不過是在黨倒之前有多少人能夠正確的選擇，是給他自己做的。所以說你要預測多少人退黨，黨能夠倒，這個並不重要，為什麼呢？因為這個事情還沒有成為歷史，既然他要成為一個新的篇章，那麼誰也無法預測退多少人會倒。但是一旦相持到最後階段，就會像推枯拉朽一樣，一旦達到臨界點，自然就垮了。
我們不知道那個臨界點是多少，可能是2千萬，可能是3千萬，到了所有的黨員都不聽黨的話，黨名存實亡，整個高層也在退黨的時候，那我想，自然而然它就要走出歷史的舞台了。所以說這個大的趨勢是必然，但是在這個大趨勢下，每個人怎麼選擇是你自己的事情。
姜梅：其實一提到中共，很多人眼裡都會閃出恐懼，就是生活在海外幾十年的人也不例外。但是現在聽說在中國很多人可以公開地發表聲明退黨，而且許多村鎮、小的鄉村，也都有貼出字報發表退黨。甚至有人把退黨聲明寫在人民幣上。那您認為今天的中國人，他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勇氣做這件事情？若在二十年前根本就不可能的。
韋實：這個事情有兩方面，妳說勇氣，中國人都知道黨不好，原因就是恐懼，因為它殺人嘛。可以用機槍殺人、用坦克殺人，可以株連九族、可以把人打死，可以像孫志剛那樣，在收容所被警察打死。所以說這個恐懼是實實在在的，你跟黨作對，肯定沒有好下場，歷來都是這樣，所以中國人有一個深深的恐懼。
到了今天，第一、黨的能力，黨的執政機器裡邊，有的人已經不想再跟黨連在一起了，這種人就陰奉陽違、上行下不效。那麼這是一種，就是說黨在基層的控制力沒有像以前那麼大，不像毛時代可以控制人控制得那麼緊，就說它也心有餘力不足。
另一方面，就是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這是老子講的話。如果到了民不聊生，大家對黨已經很厭煩了，那麼大家透過化名退黨，其實並不需要冒太大的風險。也就是說實際上是對這麼多年的不滿的一個發洩，也是對自己重新一個選擇。
那妳想如果在中國大陸可以化名退黨，可以說從心靈上掙脫出來，不用再聽這些無謂的三講啊、宣傳啊、保先這些東西。甚至從家族裡面，和共產黨的劣跡做一個了斷，自己不是黨的一份子，何樂而不為呢？這並不需要承擔太大的風險，尤其是有百萬人急速的退黨，要法不責眾。
當你到一千萬的時候，恐怕人人都要談論你退了沒有。那麼這就應了一個老話，因為中國人就是要跟大的形勢嘛！有一、二個人可能比較可怕，到了幾百萬人的話，恐怕就是到了一個法不責眾，就是你做的時候已經沒有太大風險的這一步了。
姜梅：那您剛才也提到，共產黨對中國人灌輸了一種黨文化，那您說的黨文化到底是什麼，它對中國的老百姓會產生一種什麼樣的影響？《九評》發表以後對中國的老百姓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韋實：舉最簡單例子就是說，中國有一、二代人唱的歌可能都是什麼“打虎上山”、或者是說什麼“北京的金山上”，可能高興都唱這種歌。那麼再簡單講，黨文化就是說，只有共產黨國家的人才能夠理解這個東西。
你比如說你跟西方人說：愛啊、說友情啊，這個人能夠理解；你跟西方人說什麼鬥私批修一念間！說什麼要奉獻給革命，或者說什麼“老三篇”，這沒有人能夠理解。就是說它不屬於正常人的文化，這都是黨文化。
那麼有什麼好處？其實講個最簡單的例子：你比如說，黨文化裡邊，這種「認認真真的開會、紮紮實實走過場」，到最後只說不做，就是黨文化中的一個弊病。大家都開會，開了幾中、幾中全會，到最候還是那個樣子。
這一點如果克服掉的話，每一個人紮紮實實做事，回到中國人以前那種每一個記憶，像道德那邊靠攏，紮紮實實憑手藝吃飯，不是像現在這麼浮躁，通過黨的這種用小聰明也好，或者是用這種只講不做的辦法，一定會對家庭致富，或者說對一個人的事業有好處。
再來就是說家庭裡邊的矛盾，這個「鬥」是黨文化中一個最主要的部分，就是煽動你95%對5%，家裡面揭發、檢舉，跟黨要站隊伍、劃清界線，批那部分人搞階級仇恨，而這些恰恰不經意之間，家庭成員的關係都跟鬥的東西互相來做。
如果說這些都移掉的話，黨文化的清除對個人絕對是有好處的。其他黨文化還有很多，比方說馬屁文化、比如說監控文化、忌妒文化等等有很多今天可能都講不完。
姜梅：由於時間的關係，我們的節目到這裡就要結束了，非常謝謝韋實先生今天在我們的演播室跟觀眾朋友一起分析這些問題。感謝您的收看，我們下次節目再會。
(據新唐人電視台《熱點互動》節目錄音整理 2005/11/26 7:55 PM)(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