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5日訊】一九三六年，曾經積極支援蘇聯政權的法國作家紀德出版了《訪蘇歸來》一書。紀德並沒有因爲史達林和蘇聯政府的熱情款待、精心安排參觀專案而成爲其吹鼓手，也沒有迫于當時歐洲知識份子“政治正確”的壓力而保持沈默。相反，這位睿智的觀察家嗅到了那個龐大帝國中四處彌漫的血腥味，紀德直截了當地批評道：“我懷疑世界上是否還有哪一個國家，甚至希特勒的德國，其思想和精神比在蘇聯更不自由、更受壓抑、更膽怯（受恐嚇）、更附庸化。”紀德對蘇聯的尖銳批評，立即被淹沒在當時普遍左傾的歐洲知識份子的唾沫之中。然而，紀德所揭示的還只是史達林帝國的冰山一角——如果說希特勒帝國僅僅肆虐了十多年，隨著二戰的結束，納粹思想及其制度得到了有效的清理和根除；那麽史達林帝國則整整肆虐了三十多年，在史達林死後，其思想體系及其制度還延續了近半個世紀之久。因此，史達林的罪惡甚於希特勒的罪惡。
在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之交，一場不亞於三十年代大清洗運動的政治迫害又拉開了序幕：一九四八年八月三十一日，史達林的新寵、政治局委員日丹諾夫突然死於心臟病。史達林親自批示調查這起猶太醫生的“謀殺計劃”，此後四年間大規模的逮捕席捲而來……僅僅是因爲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史達林本人的死亡，這場新的迫害才戛然而止。美國歷史學家喬納森·布倫特和俄羅斯歷史學家弗拉基米爾·諾莫夫合著的《史達林晚年離奇事件》一書，即是對這段可怕的歷史隧道的第一次“探險”。儘管兩位作者在結束全書時謙虛地表示“在對史達林的‘醫生陰謀’這個巨大迷宮的調查中，我們僅僅到達了深淵的入口”，但由於兩位作者對最新獲得的大批秘密檔案——包括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俄羅斯國家社會和政治史檔案、俄聯邦安全保衛中心檔案和俄羅斯國家當代史檔案——的引用、分析和比較，“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使得讀者對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蘇聯社會的變遷以及晚年史達林的心態有了嶄新的認識。因此，這本書“爲二十世紀的災難文學作出了無價的貢獻”。
（一）歷史視野之外的蘇聯反猶運動
不久前剛剛去世的百歲老人、有“納粹獵人”之譽的維森塔爾，是納粹集中營幸存者，他一生致力於追查納粹戰犯，先後將一千多名潛逃的納粹戰犯繩之以法。維森塔爾爲何不開始新的生活，卻將漫長的人生與那段黑暗而恐怖的歷史糾纏在一起呢？他在自傳中寫道，一九四四年，一個党衛軍軍官對他說：“你想把集中營的真相告訴美國人民。這是對的。但你知道會發生什麽嗎？他們不會相信你的。他們會說你瘋了，甚至把你送進精神病院。除非他們親自經歷，否則怎麽會有人相信如此可怕的事情。”爲了否定這名党衛軍軍官的判斷，維森塔爾開始了其艱苦卓絕的事業，並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功，如美國前總統卡特在給他頒發勳章時所言：“我們應當加入維森塔爾的事業。我們的良心不能動搖，我們的記憶也不能淡薄。如果我們不瞭解歷史，就會重蹈悲劇的覆轍。如果我們要想擁有一個和平的未來，我們就必須銘記過去的罪行。”在此意義上，布倫特和諾莫夫兩位歷史學家所從事的也是同樣的事業，他們發現了這樣一個令人震驚的真相：反猶主義決不是希特勒一個人的突發異想，它根植于歐洲歷史文化中幽深的種族主義傳統；反猶主義也不只是納粹所獨有的意識形態，它在史達林那裏同樣是一記戰無不勝的“殺手鐧”。《史達林晚年離奇事件》一書忠實地記錄了史達林對猶太人根深蒂固的偏見，以及由此延展出來的反猶政策——這是一場歷史視野之外的、規模巨大的反猶運動。
在布爾什維克革命早期，革命領袖中便有托洛茨基等諸多猶太人，被新政權奉爲圭臬的“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也是猶太人。但這並不能改變俄羅斯沙文主義歷史傳統中對猶太人的蔑視和排斥。在史達林掌權之後，蘇聯的反猶主義又搖身一變成爲反西方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正是在這個維度上，史達林與希特勒心心相印、惺惺相惜。隨著德國對蘇聯的突然入侵，史達林只好暫時收斂起反猶思想，並允許居住在蘇聯的猶太人組建反法西斯組織。但是，在二戰結束之後，蘇聯的勢力急劇膨脹，史達林又肆無忌憚地重彈其反猶老調，繼承起希特勒未竟的事業來。
一九四七年，在史達林的授意下，蘇聯開始了聲勢浩大的反猶運動。《真理報》發表社論譴責猶太人的思想和文化破壞了俄羅斯的“純潔性”，指責猶太人是不會效忠蘇聯的西方間諜，一旦蘇聯與美國開戰，他們都會成爲帝國主義的“第三縱隊”。從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三年，成千上萬的猶太知識份子、科學家、政治領導人、軍管、公務員和商人被無情地傳訊，失去了職位，並被公開嘲弄、辱駡、威脅，甚至監禁，許多人被處決了。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是：在德軍圍攻莫斯科的危急時刻，史達林並未命令將莫斯科藝術學院內瓦格納的肖像取下來；而在五十年代初，猶太作曲家門德爾松的肖像卻被從藝術學院大廳移走了。
日丹諾夫的突然死亡，成爲史達林將反猶運動升溫的絕佳藉口。就像此前史達林利用基洛夫、高爾基等人的死亡，製造了一環扣一環的冤案來清洗政敵一樣，此刻他又故伎重施。負責克里姆林宮醫療工作的猶太醫生們紛紛被捕，四個規模空前龐大的集中營動工興建，莫斯科街頭巷尾都在傳說領袖要將所有猶太人都遣送到西伯利亞去，甚至還發生了毆打排隊買食品的猶太婦女的浪潮……正如俄羅斯歷史學家拉津斯基在《史達林密聞》中所指出的那樣：三十年代的大清洗是打算建立一個絕對服從“當家的”的一統社會，並爲國家做戰爭準備；而一九五三年計劃的清洗也有同樣的目的，意味著要重新恢復被戰爭損害了的紀律，使已逐漸消失了的恐懼感重新籠罩全國，並且策動與西方的戰爭。一九五三年二月，史達林最後一次出席黨中央主席團常委會，猛烈抨擊了那些擔心西方對醫生案件的反應的戰友們，辱駡他們是“瞎眼貓”，並說了一句讓所有人驚恐萬分的話：“我們誰都不怕，如果帝國主義者們想打仗，那對我們來說，現在就是最好的時機。”死神迅速降臨，使史達林的戰爭狂想曲未能奏響，否則這“第三次世界大戰”又是人類的一場浩劫。
史達林企圖利用反猶運動來達到一箭雙雕的效果：對內是樹立“敵人”的靶子，獲得黨政軍系統和老百姓對“偉大領袖”的支援，進而清除殘存的老戰友們。他親自指示審理猶太醫生案件的特務頭子：“如果醫生們不從實招來，你就到他們現在呆著的地方去。”所謂“從實招來”，便是將莫洛托夫、米高揚、卡岡諾維奇和伏羅希洛夫等久經考驗的政治局委員統統網羅其中——在史達林的最後歲月裏，這四位老戰友再也沒有被邀請到其別墅去，史達林已經把他們看作是“死囚”了。對外則是故意挑起西方對蘇聯的反感，按照史達林的邏輯：既然猶太人是美帝國主義的代理人，那麽打擊猶太人，就會疼在美國主子的心上。如果西方由此掀起新一輪的反蘇浪潮，那麽就趁機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至於那些在監獄中冤死的猶太醫生，對史達林來說根本就只是一批囚徒的番號罷了，他對他們不會有絲毫的憐憫和愧疚。
這場可恥的反猶運動雖然未能全面實施，但仍有成千上萬的猶太人被剝奪了尊嚴和生命。這些罪行並未像納粹的罪行那樣彰顯在光天化日之下。維森塔爾曾指出：“人類的歷史是一段充滿各種罪行的歷史。因爲歷史會重演，所以資訊是一種防禦。通過它，我們能夠，也必須建立一個避免重蹈覆轍的防禦機制。”在此意義上，布倫特和諾莫夫所從事的事業與維森塔爾是相同的：不僅是哀悼無辜受害的逝者，更是要將産生暴政的機制徹底埋葬。
（二）流氓是“愷撒王國”真正的主人
《史達林晚年離奇事件》一書細緻地梳理了作爲至高無上的領袖的史達林與蘇聯的政治制度之間“雞生蛋、蛋生雞”般的複雜關係。“猶太醫生”冤案完全是史達林個人基於虐待狂和被虐待狂的矛盾心理狀態而製造出來的鬧劇，卻被各級黨政官僚、軍隊、安全部門、宣傳和教育機構忠實地執行。
史達林是怎樣成爲蘇聯帝國的“當家人”的？史達林這樣一個沒有受過完整的教育、沒有尊嚴感和道德感的流氓，是如何成爲“不朽的導師”的？或者用俄羅斯思想家別爾嘉耶夫的方式提問：“爲什麽數量巨大的人們，在體力上佔有優勢，卻要一致同意服從一個人或者一小批人，如果這些人握有權柄的話？”布倫特和諾莫夫通過研究史達林日益歇斯底里的晚年生活，得出了這樣的一個結論：“立足於這個國家的最高處，史達林擁有絕對的權力。他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不是因爲這個國家賦予了他絕對的權力，而是因爲他成功地找到了使這個國家脫離合法化的方法。在他生命的最後年頭裏的‘醫生陰謀’成了達到這個目標的、他手中最有力的武器，它赤裸裸地表明瞭史達林的權力不是從國家和它的制度中産生的，而是從那個允許他操縱國家和國家制度的隱秘的體制中産生的。”換言之，史達林的權力來自於一套比寫在紙面上的蘇聯憲法更重要的“潛規則”。他用一種粗俗的催眠方式鞏固其絕對權力，而類似于“醫生陰謀”的案件正是其用來實現催眠效果的絕妙材料。
史達林的長期當權以及爲所欲爲、不受制約地作惡表明，流氓才是“愷撒王國”真正的主人。別爾嘉耶夫深刻地洞悉了俄國乃至整個人類社會的專制主義精神傳統，他用“愷撒王國”這個概念來定義此種傳統。史達林是這樣一種“下流人”：他爲權力而生，爲權力而死。當他中風之後摔倒在別墅冰冷的地板上時，他最後一刻擁有的意識，一定是上帝對他的嘲弄——正是他親手製造的“醫生陰謀”案件，使得克里姆林宮的醫療系統陷入癱瘓狀態，甚至使得最高領袖本人也喪失了最佳的療救時機。史達林是權力運作的大師，權力也將史達林異化了，正如布倫特和諾莫夫所指出的那樣：“史達林的殘暴不單純是妄想狂和頭腦發熱的結果，它是一種混合物，將殘忍與謹慎，妄想與精明，孤立的野蠻行爲與對於人的本性的極爲現實冷靜的把握糅合在一起。這使得史達林這個人對於它的追隨者和它的敵人來說都是同樣危險的，又是同樣的令人著迷。他的陰謀幾乎具有幾何性質的精確。”這種“流氓當權”的格局是革命之後俄國歷史發展的必然，別爾嘉耶夫早就敏銳地預見到了此一悲劇，“勝利與統治地位總是意味著辯證的蛻化以及向著與曾爲之而鬥爭的東西相反的東西的轉化。一切革命都是如此”。晚年的史達林本應是一名呆在精神病院中的病人，這個病人卻主宰著整個國家的命運：他說所有的猶太人都是壞人，全國上下便一起說所有的猶太人都是壞人，這就是絕對權力的可怕——“權力自己在播種惡，常常成爲惡的由來。因此就需要有新的權力，以爲此設立界限。但隨後，爲惡的權力的統治設立了界限的那個權力本身又成爲惡的。這以迴圈是沒有出口的。”
史達林殺害了無數醫術精湛、心地善良的猶太裔醫生，更破壞了蘇聯社會的道德倫理和信任感。史達林未能活到“萬歲”，當他死在自己的屎尿堆中之後，赫魯雪夫迅速開展了“非史達林化”運動——當然，這場運動隨著赫氏的倒臺很快又被中止了，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戈巴契夫的“新思維”時期才得以完成。對於這樣一個“愷撒王國”的獨裁者來說，我們期盼的不僅僅是其肉體的死亡，更是其意識形態的死亡。雖然今天的俄羅斯聯邦總統普京也曾在不經意之間說出“爲史達林乾杯”這樣的荒唐話——也許跟其前克格勃官員的身份有關，但在我訪問俄羅斯期間，在俄羅斯廣袤的大地上從未見過一尊史達林的塑像，而在史達林時代，其塑像像森林一樣佈滿城市和村莊。人們告訴我，劊子手是不會被懷念的。這就是我對歷史的信念所在。由此，英國哲學家波普樂觀地斷定了獨裁者和獨裁制度必然敗亡的規律：“所有的獨裁者都有敗亡的一天。所有的獨裁統治在道德上都是站不住腳的。民主的基本道德原則：這種統治形式可以通過布流血的手段來更替政府。獨裁統治在道德上犯了錯誤，因爲它迫使一個國家的每一個公民——違逆他們較好的判斷，違逆他們的道德信仰——似乎只能維持緘默，跟惡魔合作。它剝奪了一個人的道德責任，少了這一層，人就只是半個人，甚至於百分之一個人。它把想要肩負起責任的努力，轉化成意圖自殺的冒險。”所以，具有深刻的諷刺意義的是：殺死史達林的正是史達林本人，埋葬蘇聯帝國的正是史達林主義。
（三）魔鬼是怎樣煉成的？
掌權之後發誓要清除史達林主義毒素的戈巴契夫，在與日本哲學家池田大作的對話中曾經沈痛地指出：“史達林主義不僅限於迫害者一方，甚至將那些犧牲者弄得陷入了精神的墮落。”戈巴契夫及其妻子的家庭中都有親人死于史達林的清洗運動，因此他深知過去的生活不能再繼續下去了。布倫特和諾莫夫在本書中所引用的一份官方文件中，有這樣的一段記載：許多囚犯處於“健康幾乎崩潰和心理極度壓抑的狀況”，這份文件還略帶感情地寫道：“許多人失去了他們做人的尊嚴。”兩位歷史學家感歎說：“失去‘做人的尊嚴’的豈止是醫生們，這個處於極度的不信任和國家暴力的持續威脅之中的社會，到了文明能夠忍受的極限，它破壞了全體人民的‘做人的尊嚴’，構成了對全球文明的威脅。”這就是戈巴契夫矢志改革的動力所在，他寧願失去權力，也要讓人們真正告別史達林。在這一點上戈氏是成功者，所以他能理直氣壯地宣稱說：“直面於親友的目光，我一點也不感到愧疚。將俄羅斯從恐怖中解放出來，將政治犯解放出來，而且，打破了那將一個國家變成一個大監獄的鐵幕，這一切不正是我艱難地活著挺過來的收穫嗎？”
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知般地預見到了革命之後的俄羅斯將是一個“群魔亂舞”的國度。在《史達林晚年離奇事件》一書中，兩位歷史學家栩栩如生地描述了在蘇聯的極權主義體制下，其安全機構從主管到嘍囉們是如何的卑劣、殘暴和道德敗壞，該書用無數的細節回答了後人關於“魔鬼是怎樣煉成的”的疑問——製造醫生冤案的命令是由史達林親自下達的，其實施者則是國家安全部的將軍和偵察員們；一個大流氓之下，還有成千上萬的小流氓爲之效勞。其中一個“戴著白手套的侍者”，是國家安全部副部長和專案重案調查局局長留明。留明是史達林體制的典型産物，他的一個同事描述他是“半開化的、愚笨的、天性上自我中心的一個騙子，他可以爲了自己的需要把死的說成是活的”。留明身材矮小，禿頂，肚子微微有點凸出，史達林雖然自己也不高，卻蔑稱留明爲“侏儒”。留明是一個殘酷的、狹隘的、粗俗的、總是心懷惡意的人，其安全部同事對他又怕又愛。留明積極地折磨和審訊由他負責的犯人，包括他的前老闆阿巴庫莫夫，據說留明第一次審訊這名安全部前部長時一拳打在他的嘴巴上。當有必要適應現實之際，留明就熟練地僞造供詞。他持續審問那些年邁的醫生，導致多人死亡。他不怕同事的譴責，因爲“老大哥”欣賞他的殘忍。這個沒有受過完整教育的農民子弟，這個曾因貪污而被免職的農村合作社圖書館的管理員，迅速地成爲克格勃高官，這樣的變化是如何發生的呢？“他懂得那個更大的官僚政治體制，並且自己完全是他的工具——他的行爲反映了這些比他更有權勢的人的行爲。他的成功是以犧牲他人爲代價的，他害怕他對別人作過的事最後落到自己的頭上。最終果然如此。”因此，留明剛剛三十八歲就火箭般地升任爲國家安全部副部長，卻又於兩年之後被逮捕並被處決。
這是魔鬼之間的肮髒交易。史達林最懂得如何啓用和控制小人，並將他們榨幹之後消滅掉。克格勃的歷屆領導都被“當家的”除掉了，可還有那麽多人前赴後繼地盼望著這一令人畏懼的職位。在史達林的督促下，克格勃這台從不停止的機器開動全部馬力，夜以繼日地審訊那些所謂的“犯人”們，並給出領袖所期望得到的一切供詞。我曾路過莫斯科那棟令人魂飛魄散的克格勃大樓——在這裏，昨天的審訊者卻又淪爲今天的被審訊者，貝利亞、阿巴庫莫夫、留明……那些參與制造醫生冤案的相關人員大都被捲入了這台巨大的絞肉機，屍骨無存。
於是，在這個幅員廣闊的帝國中，表面上是“解放全人類”、“全世界無産者聯合起來”的崇高理想，事實上卻是小人當道、好人遭殃、謊言遍地、良心泯滅。犯罪活動以國家的名義批量實施，魔鬼以救主的姿態撫摸著孩子們的頭顱。這是一個邪惡的“反義社會”——報紙上的每個詞語都必須置換成它的反義詞。這樣的生活損害了每一個人的心靈與肉體，無論是參與者還是旁觀者，無論是沈默者還是反抗者。當我閱讀著這血迹斑斑的書頁時，暗自告訴自己——我們不能接受魔鬼的誘惑和邏輯，否則必將陷入萬劫不復的深淵，正如戈巴契夫所指出的那樣：“不管標榜有多麽偉大的目的，但犯罪總歸是犯罪，再有多麽冠冕堂皇的理由和目的，也不能將困苦轉嫁給那些無辜的人們以求其正當性。而且，剝奪了人的幸福這個惟一的生命之意，即使成績再輝煌的所謂‘進步’，我們也應該拒諸千里，予以唾棄。”猶太醫生們的呻吟與呼喊從囚室的最深處傳來，從字裏行間中傳來，直到今日。我們不能無動於衷。
以恐怖來實現的穩定，乃是一種超級的不穩定狀態。曾經強大無比的史達林帝國，居然在一夜之間就崩潰了。一九九一年那綴著鐮刀斧頭的紅旗從克里姆林宮落下的瞬間，與一九五三年史達林在別墅中倒下的瞬間，具有同樣的戲劇性和內在的關聯性。戈巴契夫是惟一真誠面對蘇聯帝國罪惡的前蘇聯領導人，讓我們記住他的忠告吧：“一個沒有記憶的人是沒有過去的，如果沒有了‘記憶’也就不可能有責任感。沒有記憶，就不可能很好地理解自己所生存的時代，更不可能客觀地去看待所經歷的那個時代，結果則是喪失了一切的記憶，永遠也得不到幸福。”
二零零五年十月十七日，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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