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9日訊】十六年前，因“反自由化不力”而被迫辭職的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在抑鬱中離開人間。他的去世引發了一場驚天動地的八九民運。作為中共開明派乃至自由派的象徵，胡耀邦一直受到我們的高度尊敬與懷念。
兩個多月前，大陸官方媒體發佈消息，中共中央將於11月20日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90歲冥辰時，隆重舉行紀念活動。這個消息多少有些出人意外。按以往慣例，中共只在過世元老百歲誕辰時舉行紀念活動。此其一。第二，十六年來，在官方話語中，胡耀邦的名字縱然不是禁忌，也是敏感詞。在2001年北京隆重推出紀念中共建黨八十年的文獻電視片裏，居然沒有胡耀邦的一個鏡頭。因此，這次中共當局主動發起紀念胡耀邦的活動便顯得很不尋常。
那麽，胡錦濤這樣做究竟是什麽意圖呢？起初甚至有人猜測胡錦濤要借紀念胡耀邦之機為“六四”平反。這當然絕無可能。在我看來，胡錦濤此舉的主要目的是為了修補自己的形象，從而鞏固自己的權力。因為胡錦濤是團派出身，一度被很多人視為胡耀邦的傳人； 但是他上臺這幾年的所作所為卻令人大失所望，所以胡錦濤需要做出某些重大姿態修補他的形象。 胡錦濤提出紀念胡耀邦，會使不少人産生一種幻想，以為胡錦濤還是願意繼承胡耀邦的政治路線，努力推行政治改革的，眼下只是時機未到而已。這就對胡錦濤鞏固自己的地位大有好處。不難想見，共產黨紀念胡耀邦，必定會強調胡耀邦是共產黨。也就是說，共產黨會按照他們當前的政治需要塑造胡耀邦的政治形象。
對今日中共當局而言，胡耀邦和趙紫陽還略有不同。趙紫陽因反對鎮壓民運而下臺，為堅持此一立場被軟禁十五年至死不悔。除非中共決定為六四平反，否則它就不可能對趙紫陽高度讚揚。胡耀邦固然也是因為“反自由化不力”而下臺，但是胡曾經違心地承認過“錯誤”，後來胡是以党國領導人的身份死在政治局會議上的。這就使得當局有可能在堅持反自由反民主的同時高調肯定胡耀邦。據瞭解，這次當局紀念胡耀邦，主要是強調他“廉潔清明，務實親民”。估計當局會對胡耀邦犯有“反自由化不力”的“錯誤”一事避而不談，這看上去是“為尊者諱”（和年初當局在趙紫陽訃告中還寫有“犯嚴重錯誤”一語構成對比），其實卻表明當局繼續堅持一黨專制的一貫立場。
如果說在八九之前，中國的自由派知識份子和民運人士普遍地對胡的評價要高於趙，那麽在今天，恐怕很多人對趙的評價要高於胡。不過，我以為我們不宜對胡趙作這樣簡單化的比較，因為兩者的時空背景大不一樣。
什麽是胡耀邦的真精神
依我之見，胡耀邦最主要的的功績是：勇敢地平反冤假錯案，組織“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組織理論務虛會，推動思想解放運動，保護民主牆，反對逮捕民運人士，保護大學生競選運動，保護黨內一大批自由派知識份子，反對壓制人道主義與異化的討論，抵制“清除精神污染運動”，支援政治改革討論，抵制“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在這一系列行為中，貫穿始終的有兩點：一是對殘酷的政治迫害的反感，一是對不同政見和民主運動的容忍。
衆所周知，胡耀邦是以“反自由化不力”的罪名被迫辭職的。平心而論，這個“罪名”倒為不冤枉。身為專制政權的掌權者，胡耀邦的偉大之處就在於他拒絕實行政治迫害，堅持對不同政見和民主運動的容忍。
這裏，我從自己參加民主運動的經歷，談談我對胡耀邦的感受。
1979年，我在北京參與了民主牆運動。不久，團中央就主動派人來和我們接觸。團中央政策研究室的謝昌奎多次和我們誠懇地交談，明確地表示對民主牆對民間刊物的支援。魏京生被捕後，謝昌奎向我們瞭解各方面的反應，從他的談話中可以感覺到他們也是不贊成的。這就進一步拉進了我們之間的距離。爲了保住民間刊物，謝昌奎建議我寫一篇論同人刊物的文章，看看是否能以此名義是民間刊物合法化。在民主牆期間，我們還得到了其他團派機構的支援。《沃土》雜誌舉行了一場關於社會主義新人的討論會，中國青年報借給我們開會場地。中國青年雜誌曾經約集當時北京地區影響較大的四家民刊《北京之春》、《沃土》、《四五論壇》和《今天》在他們的辦公室舉行座談。儘管在當時胡耀邦早已離開團中央，但是我們都能深刻地感覺到胡耀邦對團中央的巨大影響。來自團派的同情與支援實際上就是來自胡耀邦本人。
1980年北大競選，當局很重視，至少有三個中央部門派出人員坐鎮觀察：一個是民政部，一個是國家教委，一個是團中央。其中，團中央派出的負責人是張黎群，張黎群在五十年代出任中國青年報總編輯，後因犯右傾錯誤被貶到四川任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在三年大饑荒時期寫過不少燕山夜話式的雜文，文化革命中自然首當其衝，四人幫垮臺後複出。在北京大學的北招待所，張黎群約見我和王軍濤等幾位主要競選人，態度相當友好。不出所料，事後張黎群在向中央彙報時，對北大選舉予以高度肯定，和國家教委的報告針鋒相對。
競選活動結束後，北大和人大的幾位同學召集各高校的競選活動的活躍分子在人大校園一間教室開會，總結競選運動經驗。臨近尾聲，中國青年報的記者梁平趕來向我瞭解會議情況，她說耀邦對這個會很關心。原來我們這邊的會還沒開完，那邊中央已經有人要給我們扣上“開黑會”的帽子了。幸虧會議有錄音，我叫人把一份錄音帶送交梁平。後來“開黑會”的帽子終於沒扣下來。想必是遭到胡耀邦一派的堅決抵制。
1984年，武漢的一些青年理論工作者打算辦一份理論刊物。當時，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正以特派員的名義參與湖北地區的整黨工作，對此表示支援。多半是由於胡德平的特殊身份，《青年論壇》破土而出，創刊號上發表了胡德平的一篇短文“爲自由鳴炮”。雖然這篇文章的觀點並沒有多少新意，但畢竟烘托出一種自由化的氣氛。《青年論壇》發表了很多立論大膽，觀點尖銳的文章。在1986年夏秋之交，《青年論壇》全文發表了我的“論言論自由”，隨後又在北京舉行了一場專題討論會。1987年1月，當局發起反自由化運動，胡耀邦下臺，《青年論壇》也受牽連而被迫停刊。
1986年無疑是中共建政以來最自由化的一年。那時，我應邀在多所高校講演言論自由，還應邀出席團中央和中宣部舉辦的政治改革討論會。記得在團中央舉辦的討論會結束後，全體與會者在團中央大樓門前合影，我忍不住對旁邊的一位老朋友說：“共產黨真是亂了章法，把我輩請到這兒開會來了。”我自知“思想反動”，和共產黨不是一路。所以我既不打算混入黨內，也不指望得到高層領導人的賞識或支援。我對共產黨領導人的要求只有一條，那就是容忍。
當時，我對胡耀邦較有好感。我知道胡耀邦是中共領導人中最能容忍的一位。不過，胡耀邦的容忍度到底有多大？他對容忍的理解到底有多深？我仍然不無疑慮。然而我相信，只要眼下的寬鬆氣氛再持續三五年，自由化的勢頭就真正不可逆轉了。所以在那時，我很擔心形勢逆轉。十分不幸的是，逆轉很快就來了。1987年1月，胡耀邦被迫辭職，隨之而來的反自由化運動，使中國的民主進程遭受到嚴重的挫折。正是在這裏，我們可以清楚地感覺到胡耀邦存在的重大意義。
十六年後，我從海外媒體上讀到胡績偉的紀念文章，其中引用了胡耀邦在1979年6月全國五屆人大二次會議的一段講話，對取締民主牆和逮捕魏京生等人明確地表達了自己的立場。胡耀邦說：“我始終支援任何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希望大家都在憲法的保護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儘管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以及在這次人大會議上，不少同志點名也好或不點名也好，批評我背著中央，支援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所謂民主化運動，助長無政府主義，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胡耀邦說：“我奉勸同志們不要抓人來鬥，更不要抓人來關。敢於大膽提出這些問題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監牢。魏京生抓了三個多月，至今沒有做過檢討。聽說他現在還在絕食。他一死就會在群衆中成為烈士，是人民心中的烈士。這種烈士是不進八寶山的”。
胡耀邦這段講話我早在民主牆時期就聽說過，但只知其大意，未見其原文。我必須承認，胡耀邦的講話比我想象得還好。正象林牧先生指出的那樣：“胡耀邦當時還只是中共中央秘書長和宣傳部長，他不顧黨內高層指責他支援民間民主化運動的流言蜚語，在莊嚴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公開發表維護公民權利、維護民主自由和為魏京生等持不同政見者鳴冤叫屈的呐喊，真是驚天動地、大義凜然！那些至今還在堅持反人權、反民主的立場，繼續迫害敢於站起來維護公民權利，推動中國民主化、法治化進程的人們，看到耀邦這一段擲地有聲的言論，能不為之汗為？！還有那些期望過高至今還認為中國沒有民主派、體制內更沒有民主派，胡耀邦也不過比較開明而已的朋友，看到耀邦這一段言論和他的全部思想、全部實踐活動以後，不知能不能改變一點悲觀失望的情緒？！”
偉大的容忍
胡適有句名言：“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適說：“有時候我竟覺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我以為，容忍和自由本來就是一回事，是同一件事物的兩面。只不過自由是對自己而言，容忍是對他人而言。誠如殷海光所說：“同是容忍，無權無勢的人易，有權有勢的人難。” 民主國家的掌權者，由於其權力受到有效的制衡，想不容忍也難，故而其容忍尚不足為奇。因此，容忍的重要性尤其體現在那些其權力不受制衡的掌權者身上：能夠不容忍而卻肯容忍才最難能可貴。專制制度是怎樣轉化為自由民主的？從掌權者的角度，那就是從容忍不同政見開始的。
不錯，胡耀邦直到去世前仍然宣稱自己是共產黨人，是馬克思主義者；不錯，胡耀邦生前似乎為沒有提出過多少政治改革的具體措施。但其實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夠容忍不同政見，這就是對專制制度的釜底抽薪，這就為自由民主的實現打開了大門。我在《論言論自由》裏寫道；“當代專制主義與古代專制主義不同，它不是以公開地作為人民的對立物而出現，恰恰相反，它們是以最直接地表達民意作為自己存在的根據。而為了做到和維持這一其賴以生根立命的假像，壟斷言論是它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阿基裏斯的致命處在腳後跟，當代專制主義的致命處在壟斷言論。”一旦有了表達不同政見的自由，共産專制便立刻土崩瓦解。那麽，怎樣才能實現言論自由呢？我們知道，言論自由屬於消極自由或曰否定性自由。只要政府不干涉，言論自由就實現了。我們要求言論自由，無非是說當我們發表各種言論時，政府不要壓制，也就是說，政府只要容忍，那就夠了。
或許有人會說，有了自由還不等於就有了民主。這話當然不錯，不過，共産專制制度不同于傳統的專制制度。在傳統的專制制度下，例如在傳統的君主制下，皇帝是世襲的，文武百官都是由皇帝任命的，統統不需要選舉，人民根本沒有什麽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在這樣的制度下，人民就算有了自由，也還不等於就有了民主。共産制度則不然，共産專制制度包含有若干民主形式。共産制度在理論上肯定了國家的各級權力，包括最高權力，都應該從人民的選舉中産生。共産制度的問題在於，它雖然在名義上肯定了人民享有公共權力，但是由於它“沒有給人民提供一個比投票箱更大的活動空間”（哈貝馬斯語），所以窒息了這種公共權力。如果有了言論自由，那就有了比投票箱更大的活動空間，公共權力就被啟動了。簡言之，在共産制度下的選舉之所以是假的，就是因為沒有言論自由；只要有了言論自由，選舉就變成真的了。這也就意味著，在共産制度下，人民一旦有了自由，也就同時有了民主。
我們不妨設想，如果民主牆不曾遭到鎮壓和取締，或者是政治改革討論熱潮不曾被強行中斷，或者是反自由化運動被有效地制止，今天的中國將會是什麽局面？由此，我們才能深切地理解胡耀邦的容忍具有何等偉大的意義。容忍為為這就是真正的胡耀邦精神。這就是我們要紀念、要讚揚的，也是胡錦濤、江澤民們要遮蔽、要抹殺的。
──轉自《自由亞洲電臺》(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