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5日訊】今年我任編輯的開放雜誌九月號發表了一組文章《中國大饑荒回憶》，由中國海外作家回憶親身經歷的中國上世紀六十年代一次空前慘烈的人道災難。
迄今為止世界對此悲劇所知甚少，中國作家在發掘和披露這一個空前大災難真相的付出令人相當失望。
一九五八年中國大獨裁者毛澤東為了實現其稱霸世界，取代蘇聯充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霸主的野心，發動了一個狂熱的，烏托邦式的要超英趕美的大躍進運動，中國的工業農業經濟秩序完全被打亂，結果釀成了一場曠世的大饑荒，在1959年到1961年這三年時間，中國至少有三千萬人餓死，這個數字相當於現澳洲全國人口一千九百五十萬的一倍半。我家鄉的四川省死人最多，達捌佰萬（也有大陸學者認為有一千二百萬）。在四川、河南、安徽等饑荒最嚴重的地區，還出現可怕的人吃人現象。
在和平時期三千萬人死於一場大饑荒，這是人類有史以來的非戰爭狀態的最大的人道災難，但更不幸的是，也是最少人知道其真相的世界大災難之一。
中國政府迄今三十年一直隱瞞大饑荒的真相，並竭力將大饑荒從人們的記憶中消除掉。在中國的歷史教科書上，中國公開出版的報章書刊雜誌上，沒有大饑荒這一字眼。中共官方在不得不提及的時候，僅稱之為《三年自然災害》（儘管中國這三年並沒有巨大天災），後來提法有稍改變，稱為《三年困難時期》。除了把饑荒歸咎於不存在的天災，還歸咎於蘇聯，說因為償還蘇聯的外債才造成了經濟困難，而決不承認是毛澤東大躍進的政策造成的惡果。
而對於餓死人的數字，中共更是秘而不宣。直到最近中國政府才宣佈自然災害數字不再視為國家機密，但未說明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數字是否也包括在內。大陸的歷史學家主要是根據中國歷年人口統計數字得出餓死三千萬人甚至更多的結論。實際上中共領導人私下也承認有數千萬人死於飢餓。一九九八年已退休的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承瑞曾估計餓死兩千萬人。因糾正毛澤東大躍進政策使中國未至更多人餓死，但卻因此得罪毛澤東，被毛髮動文化大革命整肅而死的國家主席劉少奇生前曾對蘇聯大使說中國餓死三千萬人。
由於中共對這一歷史災難真相的封鎖，以致現在年輕一代絕大多數不知道他們的父輩曾經經歷過如此可怕黑暗的時代。六四事件後一位逃到香港的湖南大學生與我談起這場災難，仍稱為三年自然災害，當我說餓死三千萬人時，他更是瞠目結舌，難以相信。最近大陸泛起狂熱的民族主義思潮，有一些狂熱青年民族主義者甚至說，三年困難時期沒有餓死人，而餓死三千萬人是海外民運人士造謠，是西方反華勢力的惡毒污蔑。而大家都知道大饑荒的罪魁禍首毛澤東頭像仍被供奉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作為中國的偉大領袖，受到崇拜。
如此掩飾扭曲歷史真相是對餓死在那場大災難中的三千萬生靈的極大諷刺和不公。發掘這一掩蓋了四十年的大災難的歷史真相，記錄死難者的悲劇，指正慘劇的元兇禍首應是有良心的中國作家和新聞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遺憾的是，我們中國作家未能盡到此責任。
據我所知，迄今只有兩本中文著作介紹過中國大饑荒。一本是中國天津作家楊顯惠的《夾邊溝紀實》，該書記述大饑荒時代中國西北甘肅夾邊溝勞改農場的約三千右派分子的悲慘遭遇。這三千被勞改的右派分子最後只有三四百人活了下來，其餘全死於飢餓及苦役。另一本書是美籍華人學者丁抒一九九一年在香港出版的《人禍》，這本書大概是唯一一本力求披露大饑荒全部真相的中文著作。
中國政府一直禁止人們討論中國政府引發的災難，視其為言論禁忌，任何人想探索這些禁區都會遭到很大困難，甚至受到迫害。但是，如果與另外兩個毛澤東一手製造的人道大災難——反右運動及文革相比，我發現大饑荒是最少受到關注的，如果說反右和文革的披露很不夠，那對大饑荒的披露幾乎是不存在的。原因何在？我想這涉及一個話語權的問題，即誰有權力或能力寫歷史問題。
在上述三大人禍中，反右運動整了五十多萬知識分子，他們有筆，可以講述自己的苦難。文革迫害的不僅是知識分子，而且也有中共官僚，他們在文革後獲得平反，有權利掌控對歷史的表達。但中國大饑荒餓死的三千萬人幾乎都是農民，雖然城市居民也飽受飢餓之苦，但有配給的糧食活下來。中國農民位於中國社會最低層，沒有文化，沒有權力，是無聲無息的群體，他們死得靜寂，他們的苦難被人遺忘。
我是經歷大饑荒的那一代人，有飢腸轆轆的痛苦回憶。但一直要到一九六九年大饑荒過去十年後，我這個城市中學生被下放到農村才吃驚地知道大饑荒造成千千萬萬農民死亡。我下鄉的那個兩百人的村莊，有一半村民，即一百多人是活活餓死的。由於毛澤東時代最黑暗的一頁被層層的謊言和冷漠所掩蓋得嚴嚴實實，所以今天才會有人聲稱所謂三千萬人死於大饑荒並無其事。
當然中國政府難辭其咎。但我們中國作家也有責任，作家擁有話語權，因此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去發掘歷史真相，為無聲者代言。儘管這樣做會受到來自中國政府的壓力甚至迫害，但不是說我們完全無能為力。英國衛報記者JesperBecker在派駐中國期間用了多年時間到中國各省搜集資料，訪問證人，寫成一本中國大饑荒調查的英文著作《餓鬼：毛澤東的秘密饑荒》。海外的書評公認此書成功曝光了中國現代史最黑暗的一頁。中國的批評家則指此書應該使中國作家汗顏，因為這位英國作家作了中國作家應做而未能做到的事。
其實大饑荒並非是中國作家未能盡到書寫歷史責任的孤例。中國著名異議作家胡平曾提出《誰來為地主富農寫歷史》這個問題。在中共建政之初的血腥土改中，有兩百萬地主和自耕農被殺害，然後地主和富農及他們的子女這整個群體在中共新建立的種性制度中被剝奪一切權力，淪為不可接觸的賤民，直到毛澤東死後才結束此悲慘命運，但毛死去已多年，中國政府和中國社會至今未能還他們一個公道。直到今日，中國沒有一本書講述過他們的血淚歷史。
我們中國有一句古話《人饑己饑，人溺已溺》，即是說在我們共同生活的地球上，任何一個人的苦難即是我們共同的苦難，因此我們不能對我們身邊的苦難和不公視而不見，中國作家的筆不能只記載自己的苦難，也有責任為一切無聲的受害者代言。將毛時代一切仍塵封於歷史的災難揭示於眾對於中國作家來說是一條漫長之路，可幸的是，楊顯惠、丁抒及為我們開放撰稿的作家，他們已開始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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