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7日訊】上訪是需要點勇氣的，沒有勇氣，有天大的冤屈也只能往肚子裡咽。很久以前，上訪的人還很少，但是提起「上訪的」三個字，裡面已經頗帶有蔑視的意味。那時候上訪的人少並不是因為不公正現象少，而是嚴密的控制，對自由的禁錮，以及絕對的服從，還有文化水平及覺悟的局限性，使得許多人不能認識到自己的遭遇是不公正的。同時，由於新聞的不自由，社會並不知道真相，總覺得是那些人無理取鬧。
文化大革命中上訪開始增多，因為胡作非為的範圍和程度都在驟然升級和擴大。被定義為10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過去了，被稱為向小康邁進的改革開放開始了，而上訪的隊伍也越來越浩浩蕩蕩了。
文化大革命後期，我的一個親屬的朋友，由於發現單位的會計作假賬侵吞公款，對她進行了組織處理，這本是遵守黨紀國法、維護執政黨信譽和廉潔的正當行為。但是，那位女會計頗有做戲的天才，進京上訪，在國務院上訪辦公室的接待室裡，進門伊始就撲通下跪喊冤流淚，接待人被感染，沒有任何證據就聽信了她編造的被迫害的故事，並據此對真正捍衛國家利益的部門經理進行了嚴肅處理，撤職、停薪以及黨內處分。這件事當時在黨報上大肆宣傳，宣傳的結果是全社會把顛倒的黑白當作真相，而該名幹部為討回公道也開始了艱難悲慘的上訪之路，直搞得蕩盡家財、妻離子散，前後用了近10年的時間，才最終推翻誣告，恢復了名譽。誣告的時候沸沸揚揚大張旗鼓，改正的時候卻無聲無息。
上訪，實際是靠上一級行政機關的權力來壓服下一級機關，在這裡起作用的是把握上級機關權力的人，而不是法律。假如法律的仲裁都難以做到公平的話，那人為因素的偏差就可想而知了。所以，上訪並不是好策略。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有法律的，但是人們需要從中國的四面八方到中央訴求公道，說明那裏的法律運轉不靈，假如「求救」的呼喚不斷地來自東西南北中，那麼誰去救誰呢？假如隨便甚麼案件都要籲請國家最高領導人關注甚至開恩，那麼他們是斷案的包公還是制定國策的政府領導人？假如甚麼事情要解決非高層或中央不可，那還要下面那些官員做甚麼？還要法院幹甚麼？
假如不是因為受了吞嚥不下的冤屈，他們會不惜風餐露宿、傾家蕩產、受盡侮辱，千里迢迢到省城、到京城、到中央去找個說理的地方嗎？上訪的人越多，越表明國家的層層管理有問題，越說明法律不起作用。所以上訪也不是好現象。
然而事實是，上訪的人越來越多，而公正似乎越來越遙不可及。一個國家的執政者，如果清楚自己的義務是對人民負責，面對上訪群體的悲慘現狀，至少應該懂得，他們來訪你，說明他們對當地已經不抱幻想，在絕望中奔你而來，表明對你依然信任，他們還指望這個世界上有公道可言，北京是他們在絕望中的最後一站，在走上絕路之前，你是還他們公道的唯一希望。
就憑這一點可貴的信賴，就不應該把他們當賤民對待，當動物驅趕，當犯人逮捕，更不應該坐視各地黑手圍截迫害毆打上訪人。他們衣衫襤褸，髒兮兮臭兮兮，但他們原來並不是這樣的，他們是你治下的人民，在你的領導下勞動生活，是被誣告和被剝奪權益使他們淪落至如此慘境的。權位再高的領導，他也是人，假如連人最基本的同情心都失卻了，那就甚麼都免談了。
歸根到底，專制是最簡單的統治辦法，也是最無能的統治辦法。武力壓制能獲得表面的暫時的平靜，但永遠達不到和諧。
執政者，不要責怪你的人民上訪，應該自責你的治理有問題。提高執政能力，要從上層開始做起。如果能夠做到有冤情的上訪人在當地得到公正的解決，從而使進京上訪的人數日漸減少，那就是了不起的政績，就是執政能力提高的具體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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