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5日訊】
從農民孫敬的遭遇看中國醫療保健
中國醫療保健系統的市場化改革，吃藥看病成了很多人無法承擔的奢侈。法蘭克福匯報的一篇報道中寫道，48歲的農民孫敬每月收入只有一千元，而治療儿子白血病卻最少需要20万元的醫療費。万般無奈之下，孫敬竟然想結束自己的生命，然后出售器官。法蘭克福匯報寫道：“在中國向孫敬這樣因無力承擔醫療費用而陷入絕望境地的人成千上万。究竟有多少人因為無錢看病而死亡，是外界無法知曉的秘密。不過，中國衛生部的一項調查顯示，去年至少有一千四百万患者無力支付住院治療的費用。
“局勢如此嚴峻，以至于許多中國政治家坦誠，醫療體制的弊端已經成為威脅社會穩定的隱患。人大副委員長韓岐德前不久表示，“醫療體制的改革同社會穩定和民眾利益密切相關”。因無力承擔醫療費用而導致的自殺事件越來越多，更多的人因為經濟原因無法接受及時地治療而死亡，民眾對醫療體制的怨聲載道，在這种背景下，很少作自我批評的中國政府，終于開始反思了。”
“前不久國家發改委發布的一項調查報告以官方少有的坦誠態度指出，衛生醫療體系的改革已徹底失敗。調查報告中甚至首次承認，醫療系統的現狀不如改革前的局面。在中國，無論是富人，還是窮人，無論是農民，還是市民，都對醫療體制的現狀感到不滿。”
中國今年清廉指數全球排名第71
美國之音報道：“透明國際”組織指出，腐敗在全球70多個國家依然猖獗，各個國家無論經濟發達与否，政治制度如何，都應該正視腐敗問題。透明國際清廉指數以10分為滿分，表示最清廉。得分越高，表示越清廉；得分越低，表示越腐敗。
今年清廉指數調查的國家一共是159個國家，中國的清廉指數為3.2，同摩洛哥、塞內加爾、斯里蘭卡和蘇里南并列第78名。
北京獨立政治評論人士戴晴指出，中國的腐敗程度比透明國際得出的結論要嚴重得多，因為在中國這种集權的社會制度中，很多因素和情況沒有被考慮進去。
戴晴說：“我覺得不是文化的問題，也不是人性的問題，人性都是要貪的，利己的。最主要的是制度的問題。這個制度能不能對有權力的人實行有效監督。比如中國最關鍵的問題是所有制的問題。所有制不明确，就給那些想貪污的人可乘之机。此外，中國憲法中規定有言論自由，但實際上沒有。民眾沒有監督的渠道，共產党自己監督自己。所以整個資源全部被政府掌控，他們控制了資源之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富起一部份人，貧了大部份人。他們怎么富起來的？當然是剝奪人家才富起來的。”
戴晴接著說，審視中國的腐敗情況是否得到緩解，一是看中國的資源法是否出台，屬于資源的規定是否清晰；另外一個是看中國的監督渠道，普通民眾是否能監督共產党。戴晴說，如果執政當局限制人們言論自由，動不動就抓人，就證明他們的限制就是要保護他們無償占有公共財產。
記者無國界組織：中國新聞自由倒數第九
美國之音報道：國際保護記者權益組織–記者無國界星期四發布2005年度報告，在全球167個國家新聞自由指數的排行榜上，中國排名為第159位，倒數第九。最后一位是北韓。
記者無國界組織的亞洲部主任文森特.布羅賽爾對記者說，中國之所以排行如此之低，原因很簡單，從他們調查的結果看，中國政府，特別是象中宣部等負責宣傳的部門，為了阻礙中國記者自由報導局勢使用了各种手法破坏新聞自由。
布羅賽爾說：“中國就象緬甸、利比亞和古巴這類國家一樣沒有新聞自由。中國當局使用逮捕、攻擊和恐嚇威脅記者、審查報紙等各种手段，不讓他們報導特別是象腐敗、政治、和社會等消息。特別是最近當局阻止記者，包括外國記者采訪報導廣東太石村的事件，從中國對互聯网、報紙、電台和電視的控制看，我們認為中國仍然在嚴格管制新聞。”
記者無國界2005年度報告的中國部份說，恐懼是中國共產党有效的控制工具。中國至少關押了27名記者，截至2005年1月，中國是世界上關押記者最多的國家。
正在為南方都市報總經理、副總編輯喻華峰辦理申訴案的中國著名維權律師浦志強對記者說：“中國記者處境艱難最關鍵的問題可能是一個政治體制的問題。沒有一個獨立的媒體就象沒有一個獨立的司法一樣，使得中國很多應當說清楚的事情不能夠說出來，使得中國很多不應該受到磨難的人因為自己的正當履行職務的行為、甚至一個正當的做人的行為而承受了不應有的打擊。”
中國獨立公眾輿論的發展勢不可擋
中國的報刊种類繁多，為爭奪讀者和廣告，大有什么都敢刊登的架式。新蘇黎世報駐北京記者在該報發表文章說，快捷的多种信息傳播渠道推動了中國獨立公眾輿論的形成和發展，中國的社會生活表面看來已經自由化，但人們仍然沒有自由感：“盡管日常生活已多元化，但人們仍然意識到自己生活在一個敵視自由的制度下，這与國家威懾力量的有形存在沒有關系。人們內心的不舒服与缺少法制有關，他們知道，現在仍然可能因政治態度或宗教信仰被突然隨心所欲地剝奪人身自由。這种缺乏基本法制的狀況被當局有意識地用來預防并威脅出現的异議聲音，成了中國自由輿論現代化和多樣化的主要障礙。
典型的例子是腐敗問題：一方面党和國家首腦胡錦濤把官員和党的干部受賄稱為對党的最大威脅，另一方面調查地方党的王公貴族們腐敗問題的記者卻面臨被投入監獄的危險，那些有腐敗行為的人反而安然無恙。一些無論出自何种原因被貶謫的媒體工作者至今仍然遭到諸如危害國家等斯大林時代的指控。与判決罪犯的法庭相比，這樣的法庭審理具有更大的威懾力量，因為它不過是一种臨時軍事法庭，無法進行辯護和公正審理。”
盡管如此，為了在激烈的競爭中立足，在經濟上維系生存，中國的媒體越來越大膽地反映群眾愿望和社會問題，對公眾自由輿論的形成起了推動作用。新蘇黎世報記者的文章認為，這一切都是經濟發展的結果，文章最后寫道：
“自中國開放以來，人們喜歡提出的問題之一是，經濟和社會現代化能否推動中國的政治革新。西方企業家往往面臨在中國的投入是否只會加強專制統治、還是相反可以推動中國自由化的問題。如果我們只把中國的政治結构作為衡量標准，必然會得出負面結論。一党統治仍在繼續，有效運作的法制國家仍然遙遙無期，少數信教人士和政治异議人士仍然受到肆意壓迫。但這一切只是中國現實的一部分，二十年來經濟和社會領域中自由的不斷擴大已收到了成果。大城市、各地省城和富裕地區的人們都受益于中國的經濟奇跡，他們在實現自己的人生目標和維護自己的利益方面變得自由多了，要求也高多了。
這一切還僅集中于私人領域，但無可忽視的是，在對問題形成獨立判斷的過程中，周圍的人和整個社會也涉入其中。在判斷能力和信息水平方面，數億中國人思想上已武裝起來，做好了建立正常運轉的公民社會的准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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