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4日訊】（大紀元特約記者林沖芝加哥採訪報導）
莊思明先生簡歷
現年七十二歲的莊思明先生，一九三三年生於中國廣東，一九三六年移民越南，在五十年代初期參加越南共產黨，一九五四年隨北越部隊集結越南北方，後在北越《越南之聲電臺》、《新越華報》任編輯、記者，負責當時越共總書記胡志明的相關採訪報導，一九六五年在中國大陸任新華社記者、編輯，參與新華社「印度支那組」工作，一九六八年被江青下令逮捕，罪名是「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越南特務、叛徒」，一九七八年獲「平反」恢復工作，一九八０年作為中共國安部特務派駐香港，負責蒐集研究海外對中共的輿論，一九八九年在香港《開放》、《爭鳴》、《前哨》任記者、編輯，一九九一年移居美國，現為自由傳道人。用「傳奇」來形容擁有這樣一份簡歷的人士應該並不為過，「傳奇」之處不但在於其時空跨越巨大的經歷，而這些經歷中角色和思想的巨大反差也成為其「傳奇經歷」的醒目焦點，記者有幸採訪到了這位具有傳奇經歷的人物，記錄了其部份思想、經歷，以作為一個時代的見證。
嚮往大同世界的理想社會
莊思明﹕我青少年的時代在越南，讀書的時候，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嚮往大同世界的理想社會，所以我就走上一條反對法國殖民主義者的路，參加了越南的「革命」，因此前後被法國殖民者逮捕了兩次，在監獄裡受了很多刑，但當時並不在乎，用共產黨說的就是﹕活著干，死了算。，當時只想到兩件事﹕不是坐牢就是去殺頭。在監獄裡，越共支部認為我被捕後表現好，就吸收我為越共黨員。
一九五四年，越南按照《日內瓦協議》以十七緯線分成南、北兩方，北方是胡志明的共產政權，南方是吳庭艷的反共政府。我當時作為一個參加「革命」的人，隨越共軍隊到北方去了，並受到越共重用，在《越南之聲》廣播電臺做編輯、記者，經常去採訪越共主席胡志明活動的新聞，中共領導人劉少奇和周恩來、蘇共領導人伏羅希洛夫、印度總統普拉沙德、印尼總統蘇加諾等人訪問越南北方，我都負責採訪。當時胡志明去哪裏，我都會和他在一起，寫了不少胡志明的報導。
從越南返回中國大陸 因反對神化毛澤東被捕
莊思明﹕可以這麼說，因為我這個人太坦率了。一九五六年赫魯曉夫發表「關於斯大林的秘密報告」，把斯大林講成是暴君、惡棍，反對斯大林的個人迷信。當時，有一次在電臺國際部討論蘇共二十大的決議時，我說﹕「越南也有斯大林。」當時有人就問我說﹕「你講的是誰﹖」我說﹕「就是我們的胡伯伯呀。」當時他們就大發雷霆，停止了我的工作，讓我檢討。
後來，我就離開了《越南之聲》廣播電臺，被分配到《新越華報》去作記者，照常在胡志明身邊工作。當時儘管我認為他有一些問題，但是我還是沒有徹底否定這個「胡伯伯」，我只是認為「他有這些問題」。
到六五年，當時蘇共和中共發生分歧，吵得很厲害，中共發表「九評」，評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啦等等，當時我對中共的那些觀點比較「接受」，而越南方面對中共和蘇共的爭論和衝突採取比較中立的態度，我當時不贊成，就對越南方面提出﹕讓我回中國去。
我在六五年八月回到中國，當時新華社知道我回了中國，而且越南文很好，越南話也通，越南各方面的情況也比較瞭解，中共正需要這樣很瞭解越南的人才，成立「印度支那組」，因為當時在印度支那地區和美國的交戰很激烈。當時中共對越南中立的態度是不滿意的，但是為反美等關係也需要和越南聯合。我就參加了新華社的「印度支那組」，在那裏工作。
六五年底，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已經出來了，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就暴發了，那時中共大樹特數毛澤東的絕對權威，我吃了豹子膽，竟然站出來反對神化毛澤東，我反對說毛是永不犯錯誤的「神人」，也反對老喊「毛主席萬歲」。因此，六八年清理階級隊伍的時候，中共把我當作清理階級隊伍的第一個人抓了起來，是毛澤東的老婆江青親自下的命令，給我定了一個反對毛澤東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再有是「叛徒、越南特務」等等，就把我關進了監獄，這是我第一次進共產黨的監獄，在北京。
應該講，當時我心裏還沒有「反對毛澤東」，思想體系還沒有建立，只是覺得毛澤東在神化他自己，只是反對這種「神化」。
因言獲罪勞改十年
莊思明﹕六八年我被抓到北京看守所，在看守所的時候，我一直「想不通」，幹了幾十年「革命」，出生入死，現在落到這樣的下場，心裏不能接受，我就一直想，想到整個腦子都發熱，有一天就中風了，好像有一瓶黑墨水倒在腦袋裡，昏倒下去。
上午的時候倒下去，我以為自己就這樣死了，我心裏很不甘，為甚麼自己干革命變成了現行反革命，在這裡死去了。到下午的時候我發現自己有一口氣了，好像會呼吸了，後來聽說他們用針灸還是甚麼對我做了搶救，雖然活過來了，但是眼睛看不見了，看人只能看到一個黑影，耳朵也聽不見了，講話也不行了，整個腦子裡面是空的了，一張白紙，甚麼都忘光了。當時覺得自己廢了，這樣活著還有甚麼意思，要自殺了。
不過他們還是對我進行了追查，可是追查來追查去，我並沒有其他反革命言論。最後說是「放」，實際上是把我送到山西去勞改了，一去就是八年，這個事情從開始到 結束，坐牢加勞改，一共十年。而勞改時的待遇更慘，比坐牢還更苦，三個月都沒吃到一滴油。
和中共國安部表面週旋得以赴港
莊思明﹕七八年五月的時候，說要給我平反啦，沒罪了，你講的只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沒事了，恢復了我的工作，又回到新華社做編輯、記者。還派我到中越前線去採訪，那時中共正在打越南。
雖然平反了，可是當時我對中共這樣的欺負老百姓，這樣的對待我，使我對中共失去信心，我要探討，究竟出現了甚麼問題﹖當時給我開平反大會，我找藉口沒有去參加。八十年代初，我申請去香港探親，新華社一直不同意。那個時候整個社會也處在一個巨大轉變的時刻，它也不敢完全拒絕。我的申請書遞到公安局，落到國安部的手裡，國安部就派人到公安局來見我，對我說﹕「你去香港的條件完全符合我們的規定，但是你願不願意給我們做點事﹖就是當我們的外派人員，講更清楚一點，就是做我們的間諜。」我當時說﹕「讓我考慮一下。」我也告訴他們﹕我基本上不是一個做間諜的料，我是做記者的。我不得不說要考慮，因為他們當時和我這麼講﹕「如果你答應給我們做事，明天就可以去香港，隨時可以走，如果你不答應，那我不知道你甚麼時候才能走。」
所以我一回來找了我幾個最好的朋友，一個叫帥鵬，他當時是新華社很有名的大右派，是李慎之的好朋友。我和他講了這個事情，帥鵬就說﹕「不行，不要參加他們的工作，當初把你當反革命抓到監獄去，現在又要叫你做它們的特務，不干﹗」帥鵬很直率就和我這麼講，我把他的意見當作一種參考放在心裏。然後我又找到另外一個朋友，叫程天水，他原來是越南《新越華報》的社長，後來也回到中國，他在北京外語學院，我在徵求他的意見時，他說﹕「你這個事情很麻煩，如果你要去香港，你不和它們合作，那你香港可能去不成，你要好好考慮。」最後我找到我的一位在經濟研究所姓嚴的好朋友，他以前給宋慶玲做過秘書，我請他給我提些建議，他和我說﹕「你可以假裝和它們合作嘛，但是你去到那邊就海闊天空了，到時候你幹嘛還聽它的話。」後來我就接受了老嚴的意見，和國安部的人表面週旋，答應為它們工作。
這樣它們就想派我到香港去了。在去之前，它們有一個小組，有男有女六七個人，來培養我一個人，當時讓我看蘇聯的秘密警察等搞特務工作方面的書，學它們的東西，更多的是要學習、理解中共的政策。不過就在那個時候，魏京生的案件就出現了，我當時同情魏京生，就老是和這些人討論魏京生的問題，學習時間經常變成辯論會，我不贊成抓魏京生。但是它們很有耐心，我這些觀點不成為問題，它們還是要我為它們工作，所以最後我還是去了香港，名義上是探親，實際上是它們派我出去的。
馬列主義出了問題
莊思明﹕一九八０年八月，我到了香港，香港的經濟繁榮使我大開眼界。香港是一個自由開放的國際城市，使我有機會拚命閱讀研究政治理論，我要知道﹕馬克思主義出了甚麼問題﹖我發現，列寧和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創造性發展」正是問題的癥結，列寧說要在資本主義最薄弱的環節突破資本主義體系，導致蘇聯的十月革命﹔毛澤東要用農村包圍城市、越過資本主義階段走上社會主義，導致中國社會主義革命。這兩種理論正是給蘇聯人民和中國人民帶來無窮災難的根源。出於這些思想，我當時就在香港用各種筆名發表文章，批判、揭露中共。
因不配合中共國安部工作再次被捕
莊思明﹕我在到了香港後，中共國安部要我發揮記者的特長，收集情報，綜合研究各方面對中共的一些看法等等，那時候港幣也給我，美金也給我，中共在我身上花錢。但我就是用這個辦法，「表面週旋」，每次回國都是和國安部的人談幾句，它們就會請我吃飯啦，用汽車拉我去玩啦，參觀這裡，參觀那裏，好像保持一種很密切的關係，但我自己知道，只是表面的，我甚麼事情也沒做。
到香港一段時間後，自然要找個工作做，不然我自己也站不住腳，雖然它們給我錢，當時生活沒有太大問題，但是不能夠總這樣，一個人在那邊沒有職業，但是老是有錢，周圍的人也會發生很多疑問，因為那邊有我的老朋友，他們介紹我在一家法國公司做公關經理，因為我熟悉大陸的情況。
這期 間我經常往來大陸，但這時候，我就不再和國安部報告了，太忙了，那麼它們就認為我在有意擺脫它們，所以我去到哪裏它們都會監視。到八五年的時候，在我要回香港的時候，它們就在飛機場抓我。我問它們﹕你們為甚麼抓我﹖它們說﹕你到了公安局就知道。到了公安局後，它們搞得很恐怖，對我進行精神威脅，電視、採訪一大堆，好像發生了甚麼大事一樣，說抓到了大特務，我本來是中共的特務，它們要把我說成是替外國工作的特務在中國進行活動，要給我賳髒，用這個辦法威脅我。可是我不怕，我不是特務嘛，我又沒干它們說的那些事，我不怕它們，我就罵它們，我說﹕「你們這些人給我滾蛋，如果你們在這裡拍攝、照相，我根本就不會講話。」這些人給我一吵一鬧它們就走了。
在審訊我的時候，中共方面有一個白頭髮的老傢伙，聽他的講話就知道，他對審訊工作很有經驗。他向我提出，第一，你要繼續和我們合作，馬上回香港，我們再派人和你聯絡﹔第二，如果你不和我們合作，我們要你坐牢。我考慮後回答它們﹕我寧願坐牢，不和你們合作。當時我自己有一種好奇心，我也不怕坐牢，我沒有甚麼事嘛，出於做記者的好奇心，我想通過這次坐牢，把監獄的情況瞭解一下，我當時想，最多幾個星期它們就會放了我。
以「變造證件」罪被判刑兩年
莊思明﹕但是它們沒有放我，後來審判我的時候，給我定了一個「變造證件」的罪名，說我變相的製造偽證件，實際上我沒有變造過任何的證件，但是它硬給我加上這個罪名。所以在審判我的時候我就對那個法官講﹕「今天你們審判我，明天我就到國際輿論上去審判你們。」法官說﹕「你不能抹黑我們的祖國。」我說﹕「你們可以做得出來的事情，我為甚麼不可以講﹖誰在抹黑誰﹖」它們理虧呀，就拿出一大堆《爭鳴》雜誌，問我哪一篇是我寫的﹖我當時有在《爭鳴》上寫東西，有的用真名有的用筆名，清清楚楚，這也沒甚麼可隱瞞的。這樣我就被它們判刑兩年。
後來它們讓當時陳雲老婆的妹妹，找到我太太，讓她來做我的工作，讓我低頭認罪，說認了罪就可以馬上放出來了，但我和它們說﹕我不認罪，不但不認罪，你們還要賠償我的損失。那當然不可能，所以我不得不坐了兩年牢才回到香港，那是一九八七年九月九日。
對中共不再有幻想
莊思明﹕一九八九年，那時我正在《爭鳴》雜誌工作，中國的形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學生運動興起，三月二十九日也正好是魏京生被監禁十週年，我寫了一篇《為真理平反》的文章，然後參加了在香港組織的一個代表團到北京去，要求釋放魏京生和所有的政治犯，當時劉千石、劉慧卿等人都在這個團裡。我和他們一起到北京去，但第一站是天津，結果到了天津，其他六個人都可以進去，我就被趕回來了，它們找藉口說我的回鄉證沒有蓋印，就把握遣送回來，結果引起全香港和全世界許多報紙都來採訪我，我的孩子當時正在澳洲讀書，他都看到了我的消息。
經過這個事情以後，我對中共的認識更進一步了，我就是覺得有責任，要把中共的醜惡揭露出來。一直堅持在刊物上寫文章。我有一個姓吳的朋友，是中共派駐香港的負責人，我們兩人經常交換意見，得出一個結論﹕中共是一個黑社會，更深一步來講，就是黑手黨。它想關誰就會關誰，想殺誰就會殺誰，沒有半點道理可講，這個政權我們對它不能再有幻想。
九七之前，在九一年我就申請來美國了。
我覺得《大紀元》的《九評》寫得很好，當《九評》發表以後，我在德國的、在法國的、在澳大利亞等世界各地的朋友都告訴我﹕「你趕緊看。」我原來還是不大想看，原因是我覺得﹕他講的東西我都知道。我在中國的時間這麼長，在越南對共產黨也很 瞭解，這些事情我不用細看了。誰知道我翻了這九篇文章，看後覺得非常好，寫得非常尖銳，我非常認同這些觀點，對中共我們是不能抱任何幻想了，可以說，只有那些不明不白的，頭腦糊塗的人，才會存在幻想。所有的人都應起來「反共」，為甚麼要讓這麼一個邪惡的黨，這麼一個黑社會、黑手黨還在統治中國吶﹖每個中國人都有責任反對它，而且這種反對是很應該的，很正確的。◇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