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7日訊】陶行知是虔誠的人道主義者，始終以人的價值為核心位置。他的雜文《中國的人命》，就充分體現了這種理念。有感於不斷重演的生命悲劇，陶行知喟然長嘆：“人的生命！你在中國是耗廢得太多了。”生命之巨量耗費，當然主要源於對生命的輕賤，主要源於愛的匱乏──路邊餓得半死的孩子沒有人過問。童養媳偷了一塊糖吃，要被婆婆逼得上吊。徒弟沒把師傅的夜壺倒乾淨，一煙袋打得腦袋花開。這些日常生活中多見的事例，足證生命之卑微。但陶行知又認為，其實國人並非輕賤所有的生命，並非完全沒有愛。“一個孩子出天花，他的媽媽抱他在懷裡七天七夜，畢竟因為卓絕的堅忍與慈愛，她是救了他的小生命。在這無廢物而有廢命的社會裡，這偉大的母愛是同時存在著。如果有一線的希望，她是願為她的小孩的生命而奮鬥，甚而至於犧牲自己的生命，也是甘心情願的。”一方面是殘忍的冷酷，一方面是偉大的慈愛。看似矛盾的兩種人性，竟可以並存於國人身上。殘忍的冷酷施於所謂“外人”，偉大的慈愛施於所謂“自己人”，可見國人並不是輕賤所有的生命，而是只珍惜“自己人”的生命，根本沒有生命權利普適性的概念；國人並不是沒有愛，而是只有自私的愛，根本沒有博愛的概念：“他是我養的，我便愛他如同愛我或者愛他甚於愛我自己。若不是我養的，雖死他幾千萬，與我何幹？這個態度解釋了這奇怪的矛盾。”換句話說，國人的人性觀是一種有選擇的人性觀，它僅僅承認被選擇的人的生命權利。如果不在選擇範圍內，就根本漠視其生命權利，根本視若草芥。選擇的標準，則無非是一己利害，一己好惡；從這個意義上又可以說，國人的人性觀是一種功利的人性觀，它不是著眼於生命本身，而主要著眼於生命的外在價值，即社會屬性。生命的社會屬性壓倒一切，生命本身無足輕重。這種情況下，生靈受荼受毒，人命如草如菅，是極正常的現象。對生命在中國的這種悲慘遭際，陶行知痛心疾首，而有如下一段振聾發聵的警言──
“中國要到什麼時候才能翻身？要等到人命貴於財富，人命貴於機器，人命貴於安樂，人命貴於名譽，人命貴於權位，人命貴於一切。只有等到那時，中國才站得起來！”
在陶行知看來，生命的尊嚴才是至高無上的，在神聖的生命面前，沒有任何世俗之物稱得上高貴。任何世俗之物都應該匍匐在生命之光中。而中國恰好相反：物的價值，世俗的價值遠遠凌駕於生命之上。這樣一種扭曲的價值體系，不僅是對生命的褻瀆，不僅造成人的異化，而且直接導致了國家的積弱積貧。環顧世界就可以知道：生命至上的國家，往往是強國；生命卑微的國家，則往往是弱國。既然生命的地位決定著國家的地位，那麼理所當然，必須改造傳統價值體系，以人為本，國家的振興才是可以期待的。
從生命本位出發，陶行知特別推崇博愛，“愛滿天下”是他的人生信條，置之座右以時刻觀照自身，贈之友朋以互勉互勵，終身恪守不渝。早年他斷言：“共和之大本”在博愛，若無博愛“以植共和之基，則希望共和，猶之水中撈月耳。”後來創辦曉莊師範，創辦育才學校，最重要的推動力量仍是博愛。“曉莊是從愛裡產生出來的。沒有愛便沒有曉莊。”“曉莊可毀，愛不可滅。”1943年他又說：“近來我們深刻的了解，人生最大的目的還是博愛，一切學術也都是要更有效的達到這個目的。……以後我們仍當向這個方向努力。”愛是陶行知畢生事業的靈魂，他以畢生之力描繪著愛，歌頌著愛，實踐著愛，創造著愛。
陶行知之博愛，當然主要是愛人類全體。而在人類全體之中，弱勢群體的生命權利最缺乏保障，弱勢群體最需要愛。也就因此，陶行知對底層勞苦大眾的關懷尤為深切。他在上海解囊幫助流落街頭的軍人家屬；他特別重視治痢和治瘧的藥物研製及推廣，立志以最少的金錢和最簡便的辦法，解除危害底層勞苦大眾最烈的這兩種常見的流行病。他關注最多的弱勢群體，一是“中華民族中最多數而最不幸之農人”，為此不惜放棄每月500大洋的教授職位，住牛棚，戴斗笠，穿草鞋，過著“原始生活”，創辦鄉村師範，試圖通過普及鄉村教育來改造整個農村社會，解農人於倒懸。二是貧苦兒童和青年學生。陶行知對此有過自白：“在我的世界裡，小孩和青年是最大，比什麼偉人還大。”他幾乎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小孩和青年，早年在上海街頭以樹枝為筆，教報童識字；抗戰中為難童創辦育才學校，晚年他仍為小孩和青年苦苦奔波。當一碗麵條或二塊燒餅成為他的家常便飯時，他卻念念不忘孩子們的“飲食的調節與改進”。當他身穿破褲而無從更新時，他卻只記掛著孩子們“每人應有一套出客之衣”。為了小孩和青年含苦如飴，鞠躬盡瘁。
陶行知的博愛甚至惠及小生物──
有一次，曉莊學生捉來的蝦蟆子在實驗室的池子裡被化育成成千上萬的小蝌蚪，擠在小池裡如人山人海地亂衝亂撞。學生們以為好玩，他卻覺得這些蝌蚪是在嘗著中國人滿為患，找不到出路的滋味。不久得知這些小生命全部死亡後，他痛悔不已，忍不住大呼“作孽”，並自責責人：“我們有什麼權利可以犧牲蝦蟆的生命，來給我們玩把戲？”這件事給他印象至深，由此成為他考慮兒童生物學的出發點：注重養生，和生物做朋友，反對無辜殺生。
可見陶行知的博愛固然主要是愛人類，但並不局限於人類。陶行知對生命抱有深刻的敬畏，這裡的生命不只是人的生命，而是眾生。陶行知的博愛實質上以眾生平等為基礎，他的博愛本質上是關愛眾生、利益眾生，尤其是關愛弱者、利益弱者。陶行知是真正的宅心仁厚之人。
但是，如此宅心仁厚之人，卻終於死了──不僅在肉體上死去，在精神上也被宣判了死刑。陶行知死了，愛死了，以至於我們對人命之賤早就習以為常。今天重讀陶行知對於人命的論述，對於愛的論述，真有驚心動魄之感。
──轉自《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