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5日訊】宇宙之中，普遍的物理現象，具有其必然性，也具有偶然性。這兩種現象，猶如存有的一體兩面，具有統一與矛盾的關係，也各自具有二律背反的形式。這兩種現象，決定了宇宙之中，許多物理的運動與發展規律，使宇宙呈現出，許多千變萬化的自然現象。
一、人類歷史的必然性與偶然性
人類的歷史，也具有這兩種現象。這兩種現象的關係與結構，非常類似宇宙的物理現象，它成為改變人類歷史的原因，也成為決定人類命運的關鍵。
以人類的民主文化為例，它具有歷史的必然性。例如，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全球化潮流等，都是促成人類民主化歷史的必然性力量，不論人類怎麼樣抗拒，這個大潮流，它都無法改變人類全球民主化的歷史必然性。
人類民主文化，也具有歷史的偶然性。例如，法國大革命、美國獨立戰爭、中國國民革命等，都是由無數的偶然因素，所產生的歷史結果，這些偶然因素，包括無數的人文、社會、時代環境等因素，只要其中一個因素改變，那麼這些歷史事件的面貌，可能會延後或改寫。
從人類文明長久醞釀的發過程而言，人類的歷史事件，具有必然性；從人類文明的個別事件發生現象而言，人類的歷史事件，具有偶然性。換言之，所謂的人類歷史的必然性，其中包含了許多歷史偶然事件；所謂的人類歷史的偶然性，其中也包含了歷史必然性的動力。
二、人類的自由意志與歷史抉擇
從人文的觀點，來思考歷史的必然性與偶然性，它具有一個客觀的聯繫關係，那就是人民的自由意志。它可以改變人類歷史的必然性與偶然性，使它呈現不同的發展方式與形態。
這種人民的自由意志，就像《聖經》中伊甸園的故事，人類吃了智慧的果實之後，他便具有了判別的能力，也具有了自由的意志。自此之後，愛與恨、善與惡、正義與不義、幸福與苦難，便永遠成為人類自由意志的宿命。
這種人民的自由意志，也代表人類在不同的時空環境之下，對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心靈需求。換言之，這種人民的自由意志，與人類的心靈需求，具有密切不可分的關係。
人類的心靈需求，具有兩種潛在的前提條件，第一種為特定的時空環境條件，它包含人種、文化形態、理念價值、器物文明、社會階級、政治制度、經濟分配關係、教育內涵結構、自然環境、自然資源、生產力等。第二種為先知的啟發或號召，當人類面臨了，特定的時空環境狀況與問題時，人類基於生存與發展的形式，通常會面臨許多迷惘與抉擇，那些較聰明的先知，他們會根據時代的需要，提出一些看法，作為一種思考的指標，幫助人類進行未來命運的抉擇。
這種人類心靈的需求，會激發人民的自由意志。人民的自由意志，在面對人類歷史大潮流與變革時，具有三種不同的選擇形式，第一種是文明的傳統派，第二種是文明的改良派，第三種是革命派。
所謂的傳統派，是指以優良的傳統方式，來解決歷史問題。所謂的改良派，是指以改良傳統的方式，來解決歷史問題。所謂的革命派，是指以打破傳統的方式，來解決歷史問題。這三種方式，在特定的歷史時空之中，都具有一定的意義。
由於人類人性，具有善與惡的兩元特質，因此上述三種不同的選擇形式，也會呈現出善與惡的不同結果。換言之，人性的兩元特質，將會決定上述三種不同選擇形式，它的最終內涵與結果。
然而，人類文明從文藝復興後，開啟了人文主義；啟蒙運動時，學者主張人的自然平等，認為每一個人都有基本權利與尊嚴，而且不能被剝奪。這兩個運動，都受到《聖經》與基督教文明的影響，它最大的意義，在於將基督教的神權思想，導入世俗化的人道理念，這些人道理念，主要以《聖經》中的理念為基礎，例如愛、正義、平等、自由等價值觀，這些價值觀，促成了人類民主與人權的概念。
在這兩波文明運動之下，導致各種民主化的潮流，例如1689年英國的光榮革命，英國發布《權利宣言》，確立了英國議會制、議會選舉制、市民權利、自由言論權、獨立司法權；1775年美國宣布獨立，1776年簽署了《獨立宣言》，其中闡述了人人生而平等，人民有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等；1789年法國大革命，確立了自由、平等、民主、人權、公民權、制定新憲法與主權在民的概念，議會發表了《人權和公民權利宣言》。
自從上述的民主化潮流出現後，使人類對傳統的政體，有了新的抉擇，人類面臨了選擇專制或民主政體的問題。
三、論專制主義下的妥協意識與不妥協意識
中國的古代政治的歷史，也有不妥協的意識。例如，屬於政見與權力的抗爭，或者屬於保衛或擁護政權的抗爭，前者如屈原、東林黨、王安石、譚嗣同等，後者如岳飛、文天祥、史可法、王國維等。上述兩種不妥協的抗爭意識，都是屬於維護專制政權的行為。
至於中國民間的不妥協意識，可以元朝關漢卿的《竇娥冤》劇為代表，竇娥是中國專制體制下的受害者，她被誣害致死，最後化成了鬼魂，向人間控訴冤屈，最後得到了平反。這幕戲，成為中國民間不妥協意識的典型代表。
中國人的命運，就像竇娥一樣，在專制文明之下，受到不公不義的對待，但是中國人，如同竇娥一樣，從來不敢公然跟這個專制政權對抗，也不敢公然向專制政權的合法性挑戰，而是不斷地要求懲治貪官污吏，或要求平反。
這幕戲，有一個重大的結構性命題，竇娥並沒有在現實生活當中，得到平反，而是死亡之後，變成了鬼魂，借由鬼魂的哭訴，才得到後人的平反。這種故事結構，代表了中國人在現實中無法抗爭的絕望，只能在超現實的世界中，尋求精神上的自衛與補償。
此外，這部劇又名《六月雪》，因為竇娥被處斬的時候，正好是六月，天空飄著如淚的雪，六月雪已成為中國人冤屈與苦難的具體像徵。歷史竟然如此地巧合，1989年的六四民運，也在六月，難道六四也是一場《竇娥冤》的劇？
中國人不應該再接受《竇娥冤》的劇本了，中國人應該走另外一條路，那就是對不公不義永恆的對抗，對專制政權徹底的決裂，對一黨專政政權徹底的唾棄。中國人需要在靈魂之中，徹底拔除恐懼，徹底消滅妥協意識，徹底擺脫容忍意識。
在人類歷史大是大非的重要時刻，中國人不能夠再表現，那種莫名其妙的中庸態度了，那是一種殘忍的鄉愿，那是一種漠視人間苦難的行為，也是一種容忍社會不公不義的做法。如果人類不敢向邪惡抗爭，不敢向黑暗挑戰，不敢為自由而奮鬥，不敢為正義而犧牲，那麼人類的靈魂，只能永遠沉淪在黑暗的宇宙之中，這就是過去與現在中國人的命運。
從人類文明發展的客觀事實而論，一個文明要從專制形態，過渡到現代民主憲政，最快的形式，是革命的方式，而不是傳統派或改良派的方式。
以21 世紀民主的理念與潮流而論，前者可以快速引進，自由、平等、民主與人權的理念，而後兩者，卻無法有效擺脫，專制文明的魔咒，也無法有效引進，自由、平等、民主與人權的理念。專制文明，絕對無法容忍自由、平等、民主與人權的價值，現代民主憲政與專制文明，具有不相容的特質，很難透過和平演變的方式，來轉化專制文明，使它成為民主憲政的文明。
因此凡是以傳統派或改良派，為現代政治改革的方式，最後終不免淪為失敗的命運，這就是20世紀，中國文明追求民主憲政失敗的原因，因為大部分的知識分子與人民，都是以與專制妥協的方式，來推動民主憲政。即使是1989年的民運，也是在妥協主義的意識下，屈服了。
妥協與不妥協意識的差別，就在於其結果，前者是中國的六四民運，後者是蘇聯解體與美國獨立的原因。歷史十分殘酷，非常無情，如果人類歷史定位錯了，或立場偏離了，其結果可能就是那種可憐的失敗或毀滅命運。
換言之，在專制國家，凡是企圖以妥協意識，來追求或推動民主憲政者，這種做法，有可能被專制的力量所擊潰，專制的力量，包括殘忍的謊言與暴力，這種力量，專門對付大多數軟弱的人民，它絕對不敢對付大多數不妥協的人民。
以台灣的民主化為例，它絕對不是一種和平演變，也不是一種寧靜革命，而是一種不妥協的革命抗爭。所謂的和平演變與寧靜革命，只是沒有參加過美麗島事件的人的看法，筆者親自經歷過這個事件，怎麼會不知道？
如果不是鄭楠榕自焚，如果不是施明德獄中絕食，如果不是美麗島事件所有領導人，承認顛覆政府罪，那麼他們如何能激起台灣人民的支持，產生偉大的精神力量，造成社會巨大的輿論與聲援力量，最後迫使蔣經國，做出開放黨禁、報禁與解除動員戡亂條款？難道蔣經國會比鄧小平更開明？他們都是誓死保衛專制政權的人，千萬不要對他們存有任何幻想！
如果那些美麗島事件的領導人，也像六四的領導人一樣，跑到國外，那麼人民如何能繼續抗爭下去？事實上，美麗島事件的領導人，沒有人被屠殺，反而顛覆了政府。
四、論民主時代的妥協意識與不妥協意識
專制國家，過渡到民主憲政，有很多經驗，可以提供給中國民主化的參考。這些經驗，大多屬於不妥協的革命意識，而不是妥協性的和平演變。
例如，1911年中國的國民革命，它受到了黃花崗72烈士的精神感召，最後全國人民都站起來，推翻滿清的政權。中國人可以從林覺民的《與妻訣別書》了解， 72烈士那種大無畏與義無反顧的精神，這種精神，就是永不妥協的革命意識。72烈士，遠比1989年民運死傷的人數要少，為什麼它能成功，而民運卻失敗？因為兩者的精神力量，絕然不同。
72烈士，充分傳達了不妥協意識，雖然他們失敗了，但是這種不妥協意識的精神，卻深深地種植在所有人民的心中，於是人民走向街頭，推翻了可怕的專制政權。但是六四民運，並沒有這種不妥協的精神，一旦中共開槍，所有民運的領導者，全跑光了，留下了那些學生，他們死了，既然所有民運的領導者，全跑光了，那麼人民為什麼要繼續抗爭下去？
那些因為六四，被關押的人，有些人感到受騙了！不僅如此，連那些死難的家屬，也感覺受騙了！還有那些膽怯的人民，也感覺受騙了！那種感覺，就像被革命的戰友欺騙了一樣，說好了大家一起革命，但是當我開始革命時，其他人卻沒有跟進，原來革命都是假的。只要所有的人，沒有同進退的心理，不管在場的人，或不在場的人，都會產生一種被騙的感覺。
事實上，大家的理想都是一樣的，但是如果革命的定位錯了，信仰的力量不足，心中仍然充滿了恐懼，那麼這種薄弱的意識，就會成為專制野獸屠殺的藉口。如果中國人能夠請教養獅子專家的意見，他一定會告訴你，千萬不要在獅子的面前，表現出恐懼或退縮的行為，否則一定會激發野獸，那種屠殺的瘋狂意念與行動。中國人說，兩軍作戰，勇者勝，懼者敗，這就是六四產生大屠殺的根本原因。
沒有了不妥協意識，沒有了精神信仰，沒有了靈魂力量，不論是死去的人，或是倖存者，都有可能感覺受騙了！這就是六四後，中國人民犬儒心態的根源，也是人民希望與信仰破滅的原因。
再如，1775年帕特裡克•亨利（Patrick Henry），在美國獨立戰爭時，發表了“不自由，毋寧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的演講，其中特別強調：“如果我們希望得到自由，如果我們真要維護長久以來為之奮鬥、使之不受侵犯的神聖權利；如果我們不願卑微地放棄我們長期進行的、誓言不達目的決不罷休的崇高鬥爭，那麼，我們就必須戰鬥！”。
這種“決不罷休的崇高鬥爭”的想法，就是美國獨立戰爭的抗爭意識，，它使美國擺脫了英國專制的控制，開啟了美國2百多年的民主憲政。1989年中國的情況，與美國1775年情況有些類似，甚至中國比美國，擁有更多有利的條件，但是為什麼兩國卻有不同的結果？
事實上，1989年的中國民運，剛開始時，也具有極強烈的不妥協意識，當時人民要求自由、民主與人權，但是這場運動，最後被異化了，成為學生愛國主義的運動，學生要求中共，承認學生是愛國的行為，卻不是要求中共放棄一黨專政，也沒有公然挑戰中共政權的合法性，最後成為一種妥協的運動。
為什麼這場運動，這麼容易被異化，因為學生的信仰力量不足，恐懼意識作祟，缺乏不妥協意識，最後只要高層政治人物出現，說學生們是愛國的，說學生們是擁護共產黨的，說學生們不是顛覆政府，甚至提醒學生要理性要冷靜，那麼這個運動崇高的理念與信仰，便會立即土崩瓦解，不是嗎？
學生們不理性或冷靜嗎？是中共不理性或冷靜，他們拒絕放棄專制，他們決定屠殺！學生們為什麼要擁護共產黨？共產黨實行專制、剝奪人權、貪污腐敗，學生為什麼沒有顛覆政府的權利？難道美國憲法同意人民顛覆政府，而中國憲法卻不能同意人民顛覆政府？中國人不是人嗎？學生們如果不愛國，為什麼會走上街頭？為什麼要到天安門絕食？難道還需要任何政治人物來肯定嗎？那麼人民豈不是喪失了統治者的地位嗎？
現在還有很多人，不斷地要求中共平反，甚至要求中共給一個公道，難道六四學生的死，只是為了平反與公道嗎？只有一種方式，可以讓這些學生安息，那就是中共下台，其它任何一種公共訴求，都是對死者莫大的侮辱，中國人不可以再自我加深罪孽了！
在專制體制下，它具有一種歷史的必然性，除非人民可以表現出，充分的不妥協精神，否則永遠無法改變專制歷史的必然性。六四民運，本來可以成為推翻一黨專制的運動，創造中國新歷史的偶然性，但是，由於六四運動的主軸，它被悄悄地異化了，使它成為一種愛國主義，它不是一種高度的人權革命，也不是一種高度的信仰抗爭，因此它無法擺脫失敗的命運。
換言之，六四大屠殺事件，並非偶然性的事件，也不足以令人意外，它具有專制的必然性，是一種合理的因果關係，也是一種必然性的機遇。中國人必須冷靜地承認這個殘酷的事實，在悲痛之餘，千萬不要忘記了，以一種絕對理性的態度，來面對悲慘的事實。
由於這種妥協意識的產生，使人民失去了，不妥協抗爭的意識，造成人民一種錯誤的意識，這種錯誤的觀點，就是體制內改革的意識。當中共用槍炮，回答了學生的要求之後，人民便一哄而散。
這種現象，好像討債一樣，剛開始，債權人要求債務人還錢，債務人說沒錢，於是債權人只好改變態度，要求債務人承認欠債，最後債務人根本不承認債務，於是債權人摸摸鼻子走了，臨走時，還不斷地大聲呼喊，告訴債務人必須認帳。所謂的債權人，就是人民；所謂的債務人，就是政府，所謂的要求認帳，就是人民要求政府，承認人民是愛國的行為；所謂的臨走後的呼喊聲，就是要求平反。
這不是很荒謬的邏輯嗎？人民是統治者，但是人民的表現與立場，卻是承認人民是被統治者，人民要求自由、民主與人權，最後竟然變成，要求政府承認人民是愛國的，政府應該平反人民。這種邏輯，與《竇娥冤》劇本的概念，有什麼不同？
五、重建中國的不妥協精神，推翻共產專政，重建新家園
六四的大屠殺事件，已經清楚地告訴了中國人民，體制內的改革，是不可能的，只有體制外的革命，才是唯一正確的選擇。
用妥協的意識，來要求中共放棄專制，只會讓中共更肆無忌憚。如果用妥協的人民運動，只會促成專制的鎮壓或屠殺，只有用永不妥協的抗爭意識，來號召人民，才會減少人民的死傷，也才會喚起人民的清楚意識，推翻專制。因為當人民獲得了巨大的心靈力量時，中共才會退縮與下台。
所謂的非暴力革命，比暴力革命更困難。它需要革命的領導人，具有堅強的理念與信仰，如此才能感動所有的人，使所有的人同心一德，達到革命的目的。
從六四時，天安門學生活動可知，大部分的人都缺乏自由、平等、民主與人權的信仰，這種非暴力革命的理念，多麼重要？也多麼嚴肅？怎麼可以容許，學生打橋牌、嬉笑、聊天、喧嘩與自由行動？
所有的人，都應該像法輪功學員一樣，靜靜地坐在那抗爭，這才是真正的非暴力革命！如果不這麼做，如何能充分體現對理念的堅定信仰？如何能充分體現那種根植於靈魂的生命？還有那種永遠不可被剝奪或消滅的意志？
未來的中國革命，絕對不是要求平反，絕對不是要求體制內改革，絕對不能與中共討價還價。中國人民，必須行使統治者的權力，要求中共下台！
請所有中國的知識分子，先確認自我的立場，千萬不要含糊不清，也千萬不要再幻想體制內的改革，否則一旦有民主運動的時候，如何要求人民繼續抗爭下去？
我並不懷疑中國知識分子的知識力，也不懷疑他們，對民主憲政的渴望。但是，我質疑他們的立場？我也質疑他們要帶中國人民去哪裡？在這個歷史大轉折點的時期，中共即將大崩潰前夕，我必須大聲地喊出來，中國知識分子們，請你們搞清楚立場，請你們醒一醒！
如果你們頭腦不夠清醒，那麼人民如何能清醒呢？
20世紀中國的知識分子，如康有為、梁啟超、陳獨秀、孫文、胡適、蔡元培、羅家倫、魯迅、熊十力、梁漱溟、馮友蘭等。由於他們缺乏對專制政權的抗爭精神，他們不敢公然譴責、決裂、唾棄與干涉專制政權，造成了中國人20世紀的所有苦難，他們應該懺悔，他們是有罪的！
如果中國知識分子，能夠改變靈魂的結構，也改變信仰的方式，例如，以亨利(Patrick Henry)、亞當斯(Samuel Adams)、華盛頓、傑弗遜、富蘭克林、林肯、馬丁•路德•金、托爾斯泰、甘地、德雷莎、吉拉斯、哈維爾、索忍尼辛、昆德拉、裡根、小布什等人，為自許，那麼中國知識分子的思考方式、立場、態度、做法與行動，絕對不一樣！
未來的中國知識分子，必須學會反省與懺悔，否則怎麼有資格為中國創造一個偉大的文明？
革命不是一天兩天的事，它需要靠偉大的愛與希望，也需要靠偉大的信仰與理念，才能夠推翻暴政，重建新家園。
當中國知識分子，向中國人民發出抗暴的聲音時，如果你們得不到人民的回應，請不要急著譴責人民，請先批判與譴責自己，因為一個沒有經過靈魂大鞭笞與懺悔的人，他的心靈，絕對無法釋放出巨大的能量，如果心靈能量不夠，怎麼有能力號召人民？
中國人民，能夠再相信中國知識分子嗎？
2005-1-23
－－轉自《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