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8日訊】三、 鄧小平改革的根本局限
鄧小平時代的所有進步，既不能完全歸功於鄧小平（無數民間努力彙成的強大民意才是中國進步的真正動力），更不能掩蓋鄧小平本身的根本局限性，他所發動的改革與蘇聯戈巴契夫的改革完全不同，後者的目標從提出“新思維”、“透明性”、“公開性”開始，其目標非常明確，那就是從根本上葬送現代奴隸制——一黨獨裁、個人獨裁和計劃經濟的舊體制，而建立私有化、市場化和憲政民主化的新體制。正如戈巴契夫的自白：“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滅對人民實行無法忍受的獨裁統治的共産主義。”而鄧小平抓住“四個堅持”中“堅持党的領導”這一核心不放，也就是堅持一黨獨裁體制不放，並意欲通過統治策略的調整而讓中共統治“永遠立於不敗之地”。所以，從前蘇聯徹底變天到現在，中共高層在討論政治改革時，仍然視戈巴契夫爲共産主義的叛徒，把蘇聯的瓦解作爲最主要的教訓來警示全黨。現在的中俄之間的所謂戰略夥伴關係，只是相互利用的權宜之計，決不會再有過去那種制度上的相互支援的可能。
（一）搖擺于開明與保守之間的鄧小平
相對于江澤民和胡錦濤的黨魁地位而言，鄧小平時期的中共高層無疑受強人政治支配，但相對於毛澤東時代而言，鄧小平在中共黨內已經不具有絕對權威，陳雲等元老對鄧小平的權力具有了一定的制衡作用，所以，毛澤東的個人極權變成了以鄧小平爲首的寡頭獨裁。
寡頭獨裁時期的鄧小平，在堅定地維護中共絕對領導權底線的基礎上，左右搖擺于黨內開明派和保守派之間。與陳雲、李鵬等人相比，鄧是開明派，主張擱置姓資姓社的爭論，大膽推進經濟改革，建立經濟特區、放開房地産及其股市，逐漸用市場代替計劃，用私有化代替公有制。而與胡、趙等人相比，鄧又是保守派，特別是在中國未來發展的政治方向上，他只設計了經濟上小康社會，而拒絕政治上的自由民主。儘管，他意識到了權力過於集中、缺少有效監督和黨政機構過於龐大等的制度弊端，在八十年代提出過以限制權力爲中心的政治改革構想，但在現實決策上，他堅決維護一黨獨裁體制，不進行任何實質性的政治改革。
這樣的左右搖擺，也表現在他對毛澤東時代的清算上。他作爲毛體制的受害者之一，深知毛對中國犯下的罪過，也在改革之初清算過文革和毛派。但他對毛本人和文革的清算極不徹底，甚至僅僅觸及皮毛，功過三七開的評價說明了他並沒有完全擺脫毛的陰影，因爲他的政治生涯就是毛體制的一部分，他複出後的權力還要依靠黨內毛派的支援。更重要的是，徹底清算毛就等於全面否定中共，也等於否定了他自己大半生的政治生涯，而對他來說，這是絕對辦不到而且也絕對不想做的。他堅持黨對一切重大決策的絕對領導以及個人獨裁，不放棄人治的決策機制和黨化軍隊；爲了保持住他在執政高層的核心地位，他玩弄著忽左忽右的權力平衡。但是，由於鄧本身難以克服的局限以及制度本身的慣性，他對保守派就更溫和，而對開明派則心狠手辣。這也是中共自毛澤東完全掌握大權的延安時代起的一貫傳統：“左”總比“右”安全，不會犯政治方向性錯誤，因而也就更底氣充足。
（二）在政治上保守的鄧小平
鄧小平作爲文革的受害者之一，他的清算文革罪惡、平反冤假錯案和發動思想解放，離還原歷史真相、揭示災難根源和否定毛澤東思想相距甚遠，而僅僅是官方主導的機會主義權謀的成功實施。以至於，最該出面承擔罪責的政權及其權貴們，非但沒有承擔且政權性質也沒有實質性改變。恰恰相反，新權貴們只做了統治策略的權宜性調整，就再次變成了正義的化身。
首先，以鄧小平爲首的新權貴根本不想放棄毛澤東體制，致使清算和平反皆是在官方劃定的範圍內進行，很少有真正的民間見證的出現。平反的第一受益者，也都是毛時代的落魄的中共權貴，他們在文革後紛紛恢復了特權。
其次，清算和平反主要是基於鄧小平收買民意和鞏固權力的政治需要，而絕非真的要清算毛時代的罪惡。所以，官方用“兩條路線鬥爭”的老套來解釋1949年以來的歷史罪惡，抛出幾個替罪羊來承擔體制性罪責。一旦鄧的獨裁權力基本穩定之後，當局就以中共中央決議的形式爲毛時代蓋棺論定，對毛澤東罪惡的清算，還未開始，就已結束。
而在當時的民間，絕大多數受害者，包括那些曾經屢受迫害的各類精英們，一朝被平反，便把讚歌唱。他們大都專注於爲改革開放鼓與呼，臣民們終於等來了“青天再世”，哪有不“謝主龍恩”之理！所以，對鄧小平政權的合法性提出挑戰的“西單民主牆運動”被鎮壓，並沒有激起民間的反彈。所以，犯下過滔天罪惡的毛澤東政權就這樣輕易地被原諒了，直到八九運動發生，民間也再沒有出現對鄧政權合法性的強有力的和挑戰。也就是說，改革之初得到萬衆歡呼的平反大潮，實際上是中國特有的荒謬悖論：作爲罪惡的主要根源的獨裁體制本身卻得以輕易逃脫被追究，新的獨裁者們還得到萬衆擁戴；而受難最深重的民間，理應具有見證歷史和討還正義的充分正當性，但民間卻把見證歷史和主持公道的主導權無條件地交給了製造這些罪惡的政權，任其歪曲、閹割、遮掩、篡改和裝扮中國當代史。於是，討還正義的道義正當性被賦予了踐踏正義的獨裁党，受害者獲得解放的功績也全部歸功於那些曾經參與制造罪惡的獨裁者們，任其壟斷歷史見證和主持正義的權力，使其在封鎖主要罪惡的同時，也把全部“政績”據爲己有。比如，繼續發動打壓民間異見的“清汙運動”的鄧小平政權，卻在天安門廣場的閱兵式上接受“小平您好”的擁戴。
儘管改革的最早制度創新——農村的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來自最基層的民間，但是這一制度創新如果得不到執政黨的支援，就無法成功和長期生存下來；儘管在改革的決策上，民意也有過巨大的影響，儘管執政黨內部一直存在著開明派和保守派之爭，而且開明派曾經短時期地左右過高層的決策，但在八九後被逐出高層政壇。六四後的1992年，鄧小平因犯下大屠殺的罪惡而心虛氣短，陷於難以擺脫的內在虛弱和權力恐懼之中。他之所以發動的第二次改革，最主要的動機有二：一是爲了以政績合法性來彌補政權道義合法性的急遽流失，二是以第二次改革來挽救他作爲改革總設計師的政治聲譽。
儘管江澤民時代的執政集團內部也在改革的策略上有分歧，如在國有經濟的改革、加入WTO和鎮壓法輪功等重大問題上，但是，直到目前，主宰社會轉型的進程和方向的，仍然是固守單純經濟改革的執政集團，鄧小平的 “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遺訓，仍然是主宰著中國式改革的既定方針。鄧小平在複出之時，能夠依靠強大的民意和黨內的支援，迅速清除把毛澤東的遺訓作爲既定方針的“凡是派”；靠著元老集團的欽定上臺的江核心則無力改變鄧所確定的既定方針。而這，正是中共第三代平庸化的最醒目標誌，朱鎔基的所謂魄力在平庸化的第三代整體之中，也不過是色厲內荏而已，他一個人的力量還不足以使第三代變成有所作爲的執政精英，何況他本人在關鍵性的觀念上的陳舊呢！。
（三）中共高層兩種聲音中的鄧小平
正因爲鄧小平政治上的保守，才使他在左右之間的搖擺中最終倒向保守派。只是爲了挽救失去民意支援的中共政權才進行改革——經濟上的放權讓利、政治上的特權化平反和意識形態上的有限思想解放。隨著改革的發展，執政精英集團內部在改革的方向性問題上，出現了根本對立的兩種聲音：一種聲音堅持在維護舊體制的根本——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只進行有限的經濟改革，它的中遠期目標僅僅是物質上的“小康生活”。另一種聲音則要在推進經濟改革的同時，進行舊體制的根本改造，直到徹底廢除四項基本原則，建立類似社會民主主義的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制度。這種目標上的根本相左導致了一系列政策分歧，使改革早期形成的“鄧、胡、趙”核心出現裂痕乃至最終消失。胡耀邦被解除中共總書記的職務，表面上的原因是胡耀邦在“清汙”、“反自由化”運動的決策上與鄧小平的歧途，而實際上是由於胡耀邦力勸鄧小平退休，使鄧感到了一種對自己權力的威脅。正如習仲勳最近的回憶所言，鄧小平對於胡耀邦勸他退位的反應是：“他們不想讓我再過問中央的事了。”這次鄧倒胡，完全是毛澤東當年對付政敵的方法之繼續，通過非組織程式的生活會方式就解除了總書記的權力，連黨內的正式規則在如此重大的權力交替中都不起作用。這說明，鄧小平時代的中共實質上仍然是人治政權。儘管相對於毛澤東時代的黨內爭鬥來說，在對胡的處理上要溫和一些，還保留了胡在政治局中的位置，而實際上胡已經被剝奪了主要權力。
接著便是八九運動所導致的公開分裂，趙紫陽被扣上“支援動亂，分裂黨”的罪名，也沒有經過合法的正當的黨內組織程式，就剝奪了又一位總書記的權力。這讓人不能不想起毛澤東廢除他的兩任接班人劉少奇和林彪的人治時代。同樣是一損俱損的古老政治傳統的當代翻版，趙紫陽的黨內外支持者也隨著他的下臺而基本全軍覆沒，還保留著黨籍的趙紫陽被嚴格監控，十五年來處在失去自由的軟禁狀態中。至此，黨內的極少數敢於堅持根本改革舊體制的權力精英及其幕僚被迫出局，政治改革全面擱置，而在維持舊的政治體制的前提下進行單純的增量經濟改革的多數派全面掌權。
鄧雖然表面上故作開明，以拒絕出任最高職位來表示他對權力終身制的反感和改造，但是誰都清楚他也象毛一樣，實際地維持著自己在最高決策權上的終身制，廢除終身制是他留給繼任者的政治遺産，而對他本人則另當別論。也許，不在其位卻又具有一言九鼎的權威，才是他自以爲玩的高明和瀟灑之處。現在謀求連任的江澤民，也以鄧小平的先例，爲自己未來的半退進行合法性辯護。鄧小平對自己的權力的貪戀以及內心充滿的不安全感，一點也不次於毛澤東的晚年。這種權力恐懼使他也重蹈毛澤東的覆轍，連續廢掉了自己選定的兩任接班人，對徒手請願的學生和市民大開殺戒。滿腹狐疑的變態心理是所有獨裁者的通病，是專制制度的愛滋，越到晚年就越嚴重。在此制度中，沒有一個執掌最高權力的人能夠具有免疫力，它從心理上甚至從生理上徹底破壞了人對絕對權力的免疫系統，也毀滅了應對重大社會危機時的基本智慧。
如果說，江朱體制是鄧小平時代的平庸延續者，那麽，新上臺的胡溫體制至少現在還看不出有所作爲的潛力。胡溫以“親民路線”代替了江朱的“親資本家路線”，但這僅僅是統治策略的局部調整，而非改革戰略的重大調整。更爲可笑的是，胡溫在與江家班的爭權奪利的對抗中，居然再次乞靈於毛澤東亡靈的庇護，在毛澤東誕辰110周年之際，人爲地製造出在鄧小平時代和江澤民時期都沒有崇毛氣氛。胡溫親民路線的更深層的本質，是“党權爲本”而“親民爲用”的統治策略。胡錦濤提出“執政爲民”的“新三民主義”，要求中共黨員做到“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的根本原因，絕非是爲了啓動還政於民的政改，而僅僅爲了鞏固政權及自身權力。胡在2003年的“七一講話”中已經自我坦承地道破了“親民”的實質：“人心向背，是決定一個政黨、一個政權盛衰的根本因素。……只有順民意、謀民利、得民心，才能得到人民群衆的支援和擁護，才能永遠立於不敗之地。”
胡溫作爲中南海的新主人，顯然是中共體制和現行策略的最大受益者。所以，當社會危機沒有嚴重到危及政權穩定之時，特別是，當國內外的壓力沒有強大到足以逼迫當局做出較大讓步時，作爲現行制度下的權力交替的最大受益者，胡溫二人無心、亦無力跨越中共制度底線。就胡溫體制的第一個五年而言，二人起碼不會超越政治三條底線：党權至上、跛足改革、權貴利益。
換言之，啓動政改就必然要超越“既得利益”超越“穩定第一”和“經濟優先”的跛足改革，超越“吃飽哲學”和坐穩奴隸地位就心滿意足的傳統國民性，而胡溫體制決不會超越由鄧小平開創的、江朱繼承的跛足改革。特別是，在“麵包萬歲”的民智之下，就連很多精英都認爲“民主不能當飯吃”，那麽，牧羊者只需做大麵包就可以安枕無憂，根本不必考慮羊群的“自由”。甚至對要求自由的人們進行大屠殺，也可以用“穩定”、“發展”和“吃飽”之間的因果關係，來加以正當化。
──轉自《觀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