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6日訊】《參考消息》（2004年9月2日）轉載的一篇北京大學教授賈慶國談中、西文化差異的文章引來了網上的一片叫罵聲。指出中、西的差異首先是對政權和統治的合法性定義不同，中國是受命於天，而西方則是源於選舉。他還說中國傳統的價值觀念並不支持發展西方式的民主化進程，但這並不是說中國會拒絕民主化，而是中國的民主制度將具有中國文化特色和體現中國價值。
這套高論無非是要說明在人類普世的民主模式之外，中國可以走出有自己特色的「民主」道路。這也不是甚麼新發明，無非是「中國特色的×××」的另一種說法。令人吃驚的是皇冠落地九十多年後，堂堂的北大教授竟然還對「受命於天」、「君權神授」那一套如此津津樂道。「受命於天」只是朦昧時代暴力團伙在掌握了權柄後欺騙世人的把戲，被一些「幫忙」的文人理論化，為專制王權的統治提供了一種合法性的包裝。這並不是中國的特殊現象，而是東西方歷史上共有的。經歷17世紀以來的啟蒙運動特別是法國大革命浪潮的衝擊之後，這一切在西方早已被拋到歷史的垃圾堆之中。即便在中國，在辛亥革命之後，哪怕袁世凱稱帝也不敢直接說自己就是「受命於天」，而要假借民意，要通過製造民意，在舉國一片推戴聲中還要假惺惺地推辭，所以才會出現甚麼「乞丐請願團」、「妓女請願團」這類的玩意兒。從那以後，任何一個專制者都不敢披著「受命於天」的外衣直接登場，而要藉助「人民」、「主義」等名義把自己包裹起來，處心積慮地製造出形形色色的理論、思想和美麗動聽的詞彙，目的都是要為自身的統治提供合法性包裝。
在人類的普世價值之外是否還有甚麼「中國價值」誠然還可以討論，但除了選舉能為一個政權的統治提供合法性之外，我們難道還能找到另外的源頭嗎？將中世紀的「受命於天」當作政權合法性的依據，恐怕連大權在握的統治者也不敢冒這個風險，從來天意高難違，這畢竟比「政績合法性」、「打天下坐天下」還要靠不住啊。
今天，連執政當局公開提出的口號也是「以人為本」，而不是「以天為本」，而賈慶國依然沉浸在對「受命於天」的美妙自戀中。據說他是北大國際關係學院的副院長、民盟北京市委副主委，而且還是美國康奈爾大學的哲學博士，這樣的謬論不僅是對百年北大的一種玷污，也是對花瓶民盟的一種嘲弄，更是對現代文明的踐踏，從中我們不難看到這個道德淪喪的時代，號稱「知識精英」者流在獲得自身巨大利益之後，已經鮮廉寡恥到了何種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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