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30日訊】一、２００４年，體制內異見的崛起
２００４年８月１１日，中共最大的紙媒體喉舌《人民日報》所屬“人民網”，發表了中共福建連江縣委書記黃金高的投書《縣委書記穿防彈衣上班》。該投書痛陳：他在查處其轄區內的腐敗案件時，既受黑社會威脅，又遭上級壓制，在他積極反腐敗的六年時間裏，他上下班和外出的時候，居然不得不身穿“防彈衣”。
（一）黃金高事件的意義
在中共現政權高調反腐敗之時，黃金高的反腐投書可謂戳穿中共“反腐秀”的重磅炸彈，一旦見諸於“人民網”，立即被各大網站轉載，引發出網路民意的巨大回響。人民網、新華網、央視網等官方網站迅速辟出專欄，讓網民對此投書“暢所欲言”；《新京報》、《北京青年報》、《東方早報》、《鄭州晚報》、《南方都市報》等紙媒，也在第二天、第三天內紛紛跟進，或發表評論文章、或追訪黃金高本人、或採訪福建省有關部門，由此形成一股巨大“公共輿論潮”。中共最大的電視喉舌中央電視臺沈默了幾天之後，於８月１６日的《今日說法》欄目播出專題“讓法律成爲防彈衣”。該專題由黃金高尋求社會輿論保護入手，談及對反腐人士的法律保護問題。黃金高的信也在各級紀檢部門內部引起震動，中紀委內部網站也進行轉載和討論。中紀委特約研究員邵道生１２日在《新京報》上撰文指出：“投書事件”決不是偶然的，它是在當地官場的政治生態環境很嚴峻的背景下發生的，是在“官商勾結”組成的“腐敗利益集團”非常倡狂的背景下發生的，必須堅決打擊、徹底清除。
反映真實民意的網路輿論，更對黃金高給予了罕見的支援。有媒體統計，在“反腐信”上網後的短短幾個小時內，至少有１０萬多網民聲援黃金高。《南方都市報》派往福州市採訪的記者報道說：福州市市民普遍支援黃金高的信，但也爲他的前途和安全擔心。一位離休老幹部說：我以一個有著半個多世紀黨齡的老黨員的黨性保證，黃金高絕對是一位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縣委書記，只是生不逢時，讓他擔當了本不必擔當的，才使他成了“反腐書記”、“反腐英雄”。如果中國共產黨連這樣正直的縣委書記都保不了，就太讓全國６０００多萬共產黨員寒心了。但願老天爺能保佑黃金高書記性命無虞。
黃金高作爲中共體制內的“縣太爺”，他的投書，無論從內容上還是方式上，都是對現行的黑箱體制的尖銳挑戰，無怪乎福州市委爲此召開幹部會議，給黃金高扣上一系列嚇人的大帽子：“黃金高的行爲屬於政治鬥爭，是個人行爲”，“不講政治、不顧大局，嚴重違反組織紀律”；“不懂法律、目無法紀，擅自弄權”；“個人主義惡性膨脹，用黨組織之功爲自己塗金”；“用扮演反黑英雄來掩蓋自己失職”；“年隨身防彈衣，純系子虛烏有，是編造威脅，欺騙輿論、自我炒作”等等，甚至把黃金高事件上綱上線爲敵對行爲：“其行爲的直接後果是爲西方敵對勢力、臺灣敵對勢力、民運分子等利用，引發了社會政治不穩定，成爲嚴重的政治事件”，並要求全市官員“面對這場嚴重的政治鬥爭，全市各級領導幹部都要與省委、市委保持高度一致，旗幟鮮明、態度堅決，牢記使命、守土有責，以對黨、對人民的赤膽忠心，把福州的工作做好，維護來之不易的大好形勢，不讓西方敵對勢力、臺灣敵對勢力、海外民運分子、法輪功分子妄圖搞亂福州進而搞亂福建、搞亂海峽西岸經濟區的圖謀得逞。”
黃金高事件的重要意義，不僅在於信中所揭露的黑暗真相，更在於投書者是縣委書記這一體制內身份，以及“人民網”這一最大的體制內網路媒體，它開始突破官場內部監督的潛規則，而訴諸於公開化的輿論監督。如果沒有現任縣委書記的身份，“人民網”不一定會發表這樣的投書，投書發表後也不見得有這麽大的反響。黃金高和“人民網”的體制內身份，爲網路民意與體制內的傳統媒體的良性互動提供了契機。
由此可見，在反腐敗等民衆關心的重大社會問題上，體制內的黑箱監督已經基本無效，而體制外的網路輿論監督的效果日益凸現，特別是近年來，網路輿論作爲一種體制外的自發監督機制，對權力腐敗構成了越來越有效的壓力。所以，這種自發的體制外輿論監督的巨大效力，也使體制內的清官們得到有益的啓示，反腐敗在得不到體制內支援的情況下，他們就轉而求助於社會輿論，有意利用公共輿論這一有效的監督工具，不再僅僅依靠體制內的黨委、紀委、政法委、反貪局、檢察院、公安局、監察部等機構，而且還求助於網路媒體和其他媒體，也就是求助於公共輿論所形成的體制外的輿論監督。儘管，這樣的監督離獨立輿論監督的制度化還有遙遠的距離，但它對於推動體制外的權力監督機制的逐步形成則具有開創性意義。
（二）體制內異見的崛起
黃金高的體制內異見所引發出的巨大輿論反響，不能不讓我聯繫到今年的體制內異見：
大陸著名記者盧躍剛發表致團中央常務書記趙勇的公開信，在境內外輿論中引起巨大反響。與盧躍剛的幾十萬字的新聞性力作《大國寡民》相比，該公開信雖然只有一萬多字，但給我的感覺卻是厚積薄發，是長期積累在心中壘塊的不吐不快的噴薄。在仍然沒有言論自由的中國，該信的大膽、直率、尖銳，涉及問題之敏感，對官本位現實之蔑視，皆開中共媒體內的異見之先河。
軍醫兼中共黨員的蔣彥永先生，繼他在ＳＡＲＳ危機中“向自己的國家說真話”之後，再次以自身的親歷寫信給中共高層，呼籲儘快爲六四正名，此義舉引領了六四十五周年紀念的全球浪潮。蔣先生因此而失去人身自由五十天，再次引發世界性的抗議浪潮。中共政權在國內外聲討聲浪的道義壓力下，不得不釋放蔣先生。
北大新聞系副教授焦國標發表三萬字檄文《討伐中宣部》，也曾成爲國內外關注的熱點之一。此前，著名戲劇家沙葉新也寫出過批判黨文化的系列檄文《宣傳文化》，該文一經上網便成爲廣爲流傳的名篇。
青年幹部政治學院新聞系主任展江、《中國改革》雜誌的記者趙岩等人分別致信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爲“南都案”中的優秀新聞人伸冤；衆多體制內的記者、作家、學者也紛紛聯名爲“南都人”鳴冤；三位前廣東省委書記任仲夷、吳南生和林若，也公開質疑對“南都案”的判決，要求現任廣東省委能夠善待優秀的媒體及其新聞人。正是在體制內外的聯合壓力下，廣州市法院先是在二審中大幅度爲俞華峰和李英民二人減刑，分別由１２年和１１年減至８年和６年，隨後又於８月２７日釋放了總編輯程益中。
在中共有關部門下令封殺陳桂棣夫婦的《中國農民調查》、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吳思的《血酬定律》和余杰的《鐵與犁》等書籍之後，終於有被封殺的作者站出來抗議，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先生於７月１６日發表公開聲明，抗議中共有關部門封殺他的著作《把自由給你愛的人》。茅老首開體制內人士抗議言論封殺制度的先河。
中山大學教授艾曉明女士、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崔衛平女士等人，不但關注過孫志剛和黃靜的冤死，關注過劉荻的冤獄，還在六四十五周年之際，公開聯名向丁子霖等“天安門母親”表達敬意。
……
２００４年，體制內異見的崛起，正在成爲民間維權的新現象。
如果說，２００３年是“民間維權年”，那麽，２００４年就是“體制內異見崛起年”，這也讓人聯想到改革以來，一系列體制內異見者對推動中國改革的貢獻和他們爲此付出的代價。
二、八十年代的體制內異見
提到大陸的異見，人們首先想起的是體制外的持不同政見者或民運人士，比如流亡境外的民主牆一代、天安門一代等人，留在國內的，有至今仍然在獄中的衆多異見人士，有丁子霖女士爲代表的天安門母親群體，有以鮑彤和張祖樺爲代表的從中共官方分離出來的異見者，還有許多持不同見者群體。六四之後，儘管中共從未放鬆過鎮壓，許多著名的異見者被迫流亡，但大陸本土的體制外異見者仍然不斷發聲，人數也在逐步增加。特別是年輕一代自由主義知識人中的許多人，或自願或被迫地離開體制庇護而變成體制外異見者，比如，楊子立等新青年學會四君子，余杰、王怡、任不寐、余世存、杜導斌、胡佳、趙達功等人，這股新生力量越來越成爲體制外異見的主體，他們的網文，無論在知識界還是在一般網民中，都具有較大的號召力，他們還敢於踐行自由信念，積極參與敏感的政治性民間維權，已經成爲網路維權的中堅力量。
然而，如果我們追溯改革以來大陸異見者的成長過程，體制內異見仍然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存在。雖然，七十年代末的西單民主牆運動、《今天》文學、貴州野草社、１９８０年的北京高校競選活動和八十年代的陳子明、王軍濤主持的社經所，具有體制外異見的性質，但其社會聲望和實際影響遠不如當時的體制內異見。比如，七十年代末，著名記者劉賓雁的報告文學《人妖之間》作爲體制內異見的代表，其流傳之廣影響之大，超過當時的任何人文類作品；八十年代，時任中國科技大學校長的方勵之的異見，在中青年的知識份子和大學生中的廣泛影響，甚至激發出八六年的學潮。由蘇曉康等人創作的電視政論片《河殤》，借助於大衆傳媒的力量而變成八十年代思想啓蒙的最強音。可以說，在胡耀邦、趙紫陽、胡啓立、閻明複、朱厚澤、鮑彤等黨內開明派的支援和保護下，作爲體制內異見的啓蒙派知識份子群體，是整個八十年代的改革中最爲活躍、也最有影響的主導力量。他們不僅主導過八十年代的改革大局和思想啓蒙，而且他們在六四後也由體制內轉化爲體制外異見群體的主體。
（一）何謂體制內異見
回顧八十年代的中國，也許，我把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王若水、胡繼偉、吳祖光、李洪林、蘇紹智、嚴家其、包遵信、許良英、白樺、金觀濤、劉再複等啓蒙派知識份子視爲體制內異見者，不會有太大的歧義；但把以胡耀邦、趙紫陽、鮑彤爲代表的黨內開明派稱爲體制內異見，肯定會引來不同的意見。所以，需要做一點必要的解釋。
在我看來，體制內異見是相對於體制內正統而言，並特指體制內的“開明派”或“民主派”，也就是體制內的那些信仰自由民主且能夠實際地踐行這種信仰的人士。當然，社會、群體和個人的複雜性，使現實中的體制內異見者不可能都是純粹的自由民主派，比如，在對自由民主的信念上，胡耀邦就不如趙紫陽開明，但至少可以大致確定如下標準：在中國，體制內的正統與異見的核心分歧有三方面：１、在文明模式或政治制度的最終選擇上，是“堅守一黨獨裁而反對自由民主”還是“拒絕一黨獨裁而擁抱自由民主”。２、在改革戰略上的選擇上，是“只經改而不政改”還是“同時推動經改和政改”。３、不僅在信念上認同以上兩點，而且在行動上能夠推進中國的社會轉型向著自由民主的方向發展。
也就是說，相對於堅持“一黨獨裁”、“四個堅持”、“跛足改革”和“民主集中制”的體制內力量而言，凡是在制度的最終選擇上拒絕一黨獨裁而接受民主憲政、在改革戰略上堅持政改與經改同步共進、並把自由民主作爲中國轉型的未來方向的黨內人士，完全可以視之爲“體制內異見”。
衆所周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及其獨裁體制是中共的絕對正統，１９５７年“反右”及１９５９年的“反右傾”，是中共正統對體制內異見的第一次大清洗，五十五萬右派和彭德懷反黨集團被整肅。接著是文革，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人曾經作爲黨內最大走資派被打倒。然而，毛派和劉派之間的鬥爭，不同於此前的反右運動，反右運動才是對體制內異見的鎮壓，針對的是批判“黨天下”的民主黨派和知識界，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皆是反右運動的罪魁。而文革的實質是黨內高層的爭權奪利，毛、劉之間的分歧僅僅是局部策略的歧途，而決非價值觀上、制度選擇上的根本衝突。毋寧說，毛、劉在維護一黨獨裁體制上是絕對一致的，所謂的“劉鄧路線”，不過是毛澤東爲清除政敵所尋找的藉口而已。
（二）鄧小平改革的保守性
作爲毛澤東政治迫害的幸存者代表，鄧小平在文革後複出，幹的第一件事就是反對黨內“凡是派”（毛派），爲此發動了“平反運動”和“思想解放運動”。然而，鄧小平並不能算作體制內異見者。因爲，鄧的清算文革和平反冤假錯案，主要是基於他收買民意和鞏固權力的政治需要，並使當年被打倒的特權者們重新獲得特權，如同當年毛澤東要確立自己的絕對權力而打到劉鄧一樣，而絕非真的要清算毛時代的罪惡。所以，鄧小平仍然用“兩條路線鬥爭”的老套來解釋１９４９年以來的歷史罪惡，揪出“四人幫”等幾個替罪羊來承擔體制性罪責。換言之，文革後對毛時代的歷史罪惡和冤假錯案的清算，離還原歷史真相和揭示災難的制度根源相距甚遠，政權及其權貴們非但沒有出面承擔罪責，而且政權性質也沒有實質性改變，恰恰相反，清算和平反變成了官方主導的機會主義權謀的成功實施，新權貴們只做了統治策略的權宜性調整，就再次變成正義的化身。當時的絕大多數受害者，包括那些曾經屢受迫害的各類精英們，一朝被平反，便把讚歌唱，大都專注於爲改革開放鼓與呼，臣民們終於等來了“青天再世”，哪有不“謝主龍恩”之理！
雖然，從個人恩怨的角度講，鄧對毛絕無好感，但從體制選擇的角度講，以鄧小平爲首的新權貴根本不想放棄毛澤東體制，致使清算和平反皆是在官方劃定的範圍內進行，很少有真正的民間見證的出現。平反的第一受益者，也都是毛時代的落魄的中共權貴，他們在文革後紛紛恢復了特權。所以，當鄧的權力鞏固之後，他馬上重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並鎮壓向鄧的權威提出挑戰的西單民主牆運動，重判魏京生、徐文立、任婉町、劉青等異見者。而且，在鄧的權力基本穩定後，犯下了滔天罪惡的毛澤東政權就輕易地被原諒了，當局就以中共中央決議的形式爲毛時代蓋棺論定，肯定了毛澤東的正統地位，中止了非毛化過程。對毛澤東罪惡的清算，還未開始，就已結束。
所以，直到八九運動發生，民間也再沒有出現對鄧政權合法性的強有力挑戰。也就是說，改革之初得到萬衆歡呼的平反大潮，實際上是中國特有的荒謬悖論：作爲罪惡的主要根源的獨裁體制本身得以輕易逃脫被追究，新的獨裁者們還得到萬衆擁戴；而受難最深重的民間，理應具有見證歷史和討還正義的充分正當性，但民間卻把見證歷史和主持公道的主導權無條件地交給了製造罪惡的政權，任其歪曲、閹割、遮掩、篡改和裝扮中國當代史。
討還正義的道義正當性被賦予踐踏正義的獨裁黨，受害者獲得解放的功績也全部歸功於那些曾經參與制造罪惡的獨裁者們，任其壟斷歷史見證和主持正義的權力，使其在封鎖主要罪惡的同時，也把全部“政績”據爲己有，在天安門廣場的閱兵式上接受“小平您好”的擁戴。
所以，鄧小平要連續發動針對體制內異見的“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運動”，直致對八九運動的血腥鎮壓，釀成了震驚中外的六四大屠殺。
（三）黨內異見者的開明性
以胡耀邦、趙紫陽、朱厚澤、鮑彤爲代表的黨內開明派，其價值觀及其制度選擇完全不同於“四個堅持”的正統意識形態，而是中共第一代具有現代政治視野的領導人，其執政理念和改革戰略也與黨內保守派完全不同。他們在掌權時期，確定了經濟改革的市場化和私有化的方向，趙紫陽力主的浙江“溫州模式”，越來越顯示出巨大的經濟活力，今日已經成爲中國經濟發展的主導模式。
所以，他們力主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同步共進，胡耀邦在１９８３年就提出“全面改革”的主張，趙紫陽主持了政治體制改革的智囊機構，並在中共十三大上提出政治改革的七項措施，確立了“政企分開”、“黨政分離”和“民主與法制秩序”的政改方向，使八十年代後期成爲最有希望扭轉跛足改革的時期。對此，當時領導政治改革智囊班子的鮑彤先生、以及參與智囊班子的吳國光先生，皆有具體而生動的回憶。（參見：鮑彤《咫尺天涯念紫陽》，香港《開放》２００４年６月號；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香港太平洋世紀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所以，他們能夠容忍政治異見和推動新聞改革，成爲保護體制內異見和抵制黨內保守勢力的中流砥柱。早在鄧小平鎮壓西單民主牆時期，胡耀邦就力所能及地保護過一些“西單民主牆人士”，容忍過１９８０年北京各高校的人大代表競選活動；在極左派打壓啓蒙派知識界的“清汙”和“反自由化”運動中，他們也盡其所能地對啓蒙派知識份子給予了及時的保護，胡趙聯手中止了“清汙運動”，趙紫陽隻身防止了“反自由化運動”的無限擴大。對此，劉賓雁、王若水、胡繼偉、秦川等人皆有回憶。甚至，在劉賓雁的記憶中，即便在毛澤東時代，胡耀邦也“曾甘冒風險極力保護過《中國青年報》的領導和普通編輯、記者”（參見：劉賓雁《盧躍剛破天荒的挑戰》，香港《爭鳴》月刊，２００４年８月號；秦川《１９８３年風雲中的耀邦》，收入《懷念耀邦•第一集》，淩天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胡繼偉《胡耀邦與劉賓雁》；李銳《耀邦去世前的談話》等）。
所以，以鄧小平爲代表的黨內新正統與胡趙爲代表的黨內異見之間的衝突，終於在兩次學潮中發展爲公開決裂。黨內開明派爲堅持不同於鄧小平新正統的政治異見而付出了巨大代價。先是胡耀邦因對“清汙”的反感和對１９８６年學潮的容忍，被鄧小平以人治手腕逼下臺。接著，在如何對待八九運動上的巨大分歧，趙紫陽、鮑彤等一大批黨內高層政治異見者遭到嚴厲整肅。八九運動後期，趙紫陽失去實權，鮑彤也受到嚴密監控。六四後，趙紫陽被控以“支援動亂和分裂黨中央”的罪名，趙派高官及其智囊班子“三所一會”的成員，或被撤職處分，或被逮捕判刑，或流亡海外，而留在國內的大都被邊緣化。他們中的許多人從此與中共徹底決裂，由體制內開明派轉變爲體制外著名異見者，其中，曾任中央委員、政治局政治秘書、體改所主任的鮑彤先生是老一代的代表，曾任團中央常委、中央機關團委書記的張祖樺先生是中年一代的代表。
就知識份子群體而言，八十年代的體制內異見者主要由“右派群體”和“知青群體”中的知識人士構成，右派們在獲得平反、知青們在由鄉返城之後，許多人成爲知名的作家、評論家、記者、學者，並在８０年代思想啓蒙運動中扮演主角。他們先後參與過“傷痕文學對歌德文學”、“朦朧詩、現代派、人學對延安文學、階級文學”、“人道主義對階級鬥爭”、“人民性對黨性”、“人民代言人對黨的喉舌”、“西化對傳統”等思想大論戰。《世界經濟導報》、《新觀察》、《中國青年報》、《深圳青年報》和《蛇口通訊報》等媒體，成爲體制內異見的主要發言平臺。在趙紫陽的庇護下，中央電視臺還破例播放了政論專題片《河殤》，呼喚象徵資本主義和自由民主的藍色文明，力挺推動政治改革的趙紫陽，引起全國性轟動。也是在趙紫陽的庇護下，在“反自由化”中被整肅的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吳祖光等人，僅遭到開除黨籍的組織懲罰，而沒有身陷囹圄，這讓他們在國內外贏得崇高聲譽，其言論被越來越多的國人所知曉所接受。
１９８９年初，方勵之先生致信鄧小平要求釋放魏京生，體制內知識份子群體馬上予以呼應，先後聯名發表了的兩封公開信。這是１９４９年以來中國知識份子第一次在敏感的政治問題上爲良心犯公開發聲。同時，王元化主編的《新啓蒙》和陳奎德主編的《思想者》在京召開首髮式，幾乎彙集了全國主要的體制內異見人士，包括許多在反自由化中被整肅的知識份子。
當然，這些知識份子也爲推動和堅持思想啓蒙付出了代價。早在８３年“清汙運動”中，一批發表異見的作家和評論家受到批判，在“反自由化運動”中，許多著名體制內知識份子受到不同程度的整肅；六四後，體制內異見者大都遭到嚴厲的處罰，許多人流亡國外，一些人身陷囹圄。
可以說，如果沒有體制內異見的開明導向和思想啓蒙，“八九”運動是不可想像的。
三、九十年代以來的體制內異見
六四後的知識界，在官方的恐怖和收買之下，確實在整體上陷於犬儒生存的泥潭，與八十年代相比，缺少了激情、勇氣和擔當，而更多聰明、世故和算計，許多當年投身於八九運動的知識份子，現在變成了高層智囊、體制內的教授、學者、新聞人、文化商人、身價上億上千萬上百萬的富商，一些人還成爲社會名流，有的兼任大公司的顧問或獨立董事，有的進入官方的人大和政協。但仍在體制內堅持異見的一些知識人，卻也少了一些浮躁和淺薄，多了一些冷靜、深入和策略。
（一）九十年代中、前期的體制內異見
儘管，六四大屠殺使體制內異見群體遭受重創，沈默了很長一段時間，只見體制外異見活躍，但也使得體制內的異見，十五年來第一次公開，這是八九運動留給今日中國的重大政治遺産之一。最具象徵性的就是丁子霖女士，她因公開說出六四屠殺真相而被開除出黨，官方的打壓反而逼出了“天安門母親”群體，使丁子霖爲代表的難屬群體由體制內異見者變成了民間異見者。
借助鄧小平南巡發起第二次經濟改革，１９９２年，體制內異見又開始活躍，發表文章、召開座談會，出版了《歷史的潮流》和《反“左”備忘錄》。這兩部著作轟動一時而後被封殺，幾乎彙集了所有體制內異見者的聲音，是六四後體制內異見的第一次發聲。
１９９４年，衆多德高望重的體制內人士，簽署由許良英先生發起、由學部委員王淦昌領銜的“紀念聯合國寬容年”的公開信，簽名者中包括楊憲益、吳祖光、樓適夷、周輔成、範岱年、王子嵩、王若水、湯一介、樂黛雲等人。隨之而來的鎮壓使體制內異見再次陷於沈默。１９９８年，鄧小平死後的江朱體制正式亮相，體制內異見再次活躍，出現過極爲短暫的“思想小陽春”，戴煌先生等人爲農民曹海鑫怨案大聲疾呼，李銳、李慎之、杜潤生、朱厚澤、江平、吳敬璉、茅于軾、杜導正、吳江、王貴秀、何家棟等老一代，也不斷呼籲政治改革……但在隨後的鎮壓民主黨和法輪功的恐怖下，體制內異見又陷於低谷。同時，在時松時緊的政治生態中，吳祖光、王若水、胡績偉等人很少理會恐怖高壓，在六四後一直堅持抨擊時政。
（二）李慎之先生的示範作用
特別是值得記憶的是已故李慎之先生。在１９９８年至１９９９年的肅殺氣氛中，慎之先生作爲體制內的部級離休官員，不但在１９９８年北大百年校慶之際爲大陸自由主義破題，而且於１９９９年發表了《風雨蒼黃五十年》，以振聾發聵的巨大反響，標誌著六四後長期沈默的體制內異見的重新崛起。
慎之先生的示範作用絕不可低估，自此以後，體制內的異見聲音從未間斷過，且有越來越大膽尖銳的趨勢。一批中青年自由知識份子爲體制內異見注入了後繼有人的活力，劉軍甯、徐友漁、秦暉、朱學勤、吳思、謝泳、何清漣、賀衛方、錢理群、沙葉新、周其仁、何光滬、仲大軍，袁偉時、樊百華、張英洪、高華、楊奎松、張耀杰、崔衛平、艾曉明、黃鍾，黨國英、孫立平、於建嶸，蕭瀚、顧則徐、許志永、騰彪等等……，他們所從事的專業研究幾乎涉及了大多數人文學領域，但是無論進入哪一個領域，他們大都能堅守自由主義立場，抨擊時政和呼喚政改。他們把西方成熟的自由主義價值觀及其制度安排，應用於解決大陸中國的現實問題。他們在學理研究、歷史清理、現實應對、常識普及和民間維權等方面，都有著超過八十年代的貢獻。即便遭遇到程度不同的打壓，也都沒有沈默。
同時，在１９９８年短暫的“思想小陽春”時期，大陸文化界崛起了一批年輕的體制內異見者，其代表人物便是余杰。他的思想隨筆《火與冰》風行一時，對六四後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有著廣泛的影響。正因爲余杰的叛逆性過於激烈，導致他在研究生畢業後被中共作協下屬的“現代文學館”拒絕，余杰也由此逐漸脫離了體制而變成民間的自由知識份子。
與余杰命運相同的是青年自由知識份子王怡。任教於成都大學的王怡崛起於網路寫作，通過一系列著名網文、做網站版主和創辦《憲政論衡》的民間網站，也通過積極參與多次網路維權活動，王怡迅速成爲年輕一代自由知識份子的又一代表。現在，王怡也遭到來自體制的打壓，從停課、扣發工資、獎金到辦不下來出國參加學術會議的護照。現在，儘管王怡並未被成都大學開除，但他與體制的聯繫僅僅是名義上的，他已經被成都大學徹底逐出講壇，每月只能得到２００元工資。所以，王怡已經由體制內異見者變成了民間知識份子。
２００２年以來，民間維權運動出現令人欣慰的進展，無疑標誌著體制內的著名人士正在走出恐怖政治的陰影，以內在的自信接連向中共發出尖銳的挑戰。十六大期間，李銳先生公開提出啓動政改、平反六四的建議，“建議書”發表於由前新聞出版署署長杜導正主持的《炎黃春秋》上，李銳先生還爲此接受了《２１世紀環球報道》的獨家專訪；曾出任過廣東省委書記和政治局委員的任仲夷先生，也多次公開講話批判跛足改革和呼籲政治改革；中央黨校教授王貴秀先生等體制內人士，多次撰文論述政治改革的緊迫性；朱厚澤、江平、吳敬璉等多位體制內知名人士參與的民間修憲討論，在海內外引起不小的反響；ＳＡＲＳ危機期間，老軍醫蔣彥永挺身而出，一舉成爲國內外輿論中的中國良心，經濟學家吳敬璉也破例給蔣大夫以聲援；今年２月２４日，蔣彥永先生再次亮出說真話的良知，讓全世界看到了他所親歷的六四屠殺真相。他在６月１日的失去人身自由，又引發了國內外的聲援浪潮，國內外的壓力使中共當局不得不在７月２０日釋放蔣先生。
同時，在圍繞著孫志剛案、劉荻案、杜導斌案、孫大午案、南都案、李思怡案、福建及河北的萬人罷免昏官案等的民間維權運動中，衆多體制內的教授、學者、律師、新聞人參與其中。經濟學家茅于軾先生、政治學者劉軍甯先生和徐友漁先生，更是多次在敏感的政治性維權活動中公開簽名，理工大學的胡星斗先生公開要求廢除勞教惡法；繼知名律師張思之和莫少平堅持爲良心犯辯護之後，其他法律界人士和新聞人也頻發異見。著名法學家賀衛方等人，年輕的律師浦志強、許志永、騰彪、朱久虎等人，積極介入了多起個案維權（如孫大午案、南都案、陳桂棣案等），使維權運動的法律份量大增。
特別值得提及的是，律師俞梅蓀、記者趙岩、學者張耀杰、律師李柏光等人積極介入福建和河北兩地的農民維權，使知識份子的良知行動由對知識界維權的參與，擴展爲對農民維權的參與。
２１世紀的前幾年，在知識界和社會上産生巨大影響的四本書全部出自體制內異見者的手筆。紀實類的三本書是李昌平的《我向總理說實話》、陳桂棣夫婦的《中國農民調查》和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歷史類的一本書是吳思先生的《潛規則》。現在，“潛規則”這一獨創的概念，已經作爲被社會普遍接受的分析工具之一，進入學術研究、時政評論和網路發言之中。身任著名的《炎黃春秋》雜誌執行主編吳思先生，也因其對中國歷史的獨特解釋而成爲著名的歷史學者。
－－轉自《民主中國》2004年10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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