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8日訊】最近，審計署又驚爆內幕：一些地區稅務部門在稅收征管中人爲調節稅收進度，出現企業有稅不收緩收或是大征“過頭稅”等諸多“怪相”。
審計署組織17個駐地方特派員辦事處對35個市（地）稅務機關所管轄的877戶企業2002年至2003年9月的稅收徵收管理情況進行審計調查，結果表明，一些稅務部門迫於地方政府的壓力，人爲控制稅收入庫進度，存在有稅不征的“怪事”。雲南安寧國稅局在昆明鋼公司銀行存款達8億元的情況下，將其2002年應徵的稅收1、53億元延期到2003年入庫，湘潭市國稅局將湘潭鋼鐵公司新增稅收4500萬元推遲到2003年才入庫，黑龍江國稅局、地稅局對大慶油田、哈藥集團等12戶有能力繳納當期稅款的企業，採取逐月、逐季緩徵的方式進行徵收，到2003年底還有37億元未徵收入庫。
一方面是蓄稅不收，另一方面是收“過頭稅”，也叫預前徵收，在經濟不發達的內蒙古、江西、四川等部門稅務機關爲完成稅收計劃，徵收“過頭稅”超過10億元，其中，四川德陽市鄺市地稅局在2002年多征德陽藍劍包裝公司企業所得稅1549萬元，超出這個企業應繳稅的8倍。
1994年，朱熔基實施了最大動作的稅制改革，這次改革是在1984年利改稅的基礎上進行的整合式改革，在這次改革中，稅務機構進行了分設，原來一家的稅務機構，分成了國家稅務局和地方稅務局，國家局以增值稅、消費稅爲主，而地方都是一些零星稅收，國稅部門“包西瓜”，而地稅部門只是“撿芝麻”，其目的就是爲了保住中央這一塊收入的穩定性。初衷是好的，朱熔基作業系統的設置是完善的，但是，作業系統的設置只是灰姑娘的夢而已，在基層執行系統就全面的扭曲變型了，因爲執行系統的地方政府和基層稅務機關不會按照作業系統的設置去做，試想，一個人治的社會如何能保證有法必依、執法必嚴的教條？更何況，權貴們所關心的是任務完成的絕對性，只要完成了任務，也就一俊遮百醜。政策在前臺跳舞，任務在後臺操縱，政策最後只能服從任務。「包稅」、「定稅」是順理成章的事；「喳口稅」、「人情稅」處處皆是，嚴肅的稅收政策，在執行系統只是雞毛做成的令箭而已。所謂的「秉公執法、」「嚴格執行稅收政策」全是騙人的把戲。
筆者在《稅制改革、朱熔基的敗筆之一》（黃花崗雜誌第九期）一文中論述了稅制改革又一次失敗的原因，這一次國家審計署披露的問題，正好符合這篇文章的論點，在那篇文章裏，我論述了五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勞民傷財的國、地稅分家，兩個機構從中央一直分到鄉鎮基層稅務所；二是優化稅制仍然是一句空話，稅收任務永遠操縱著政策，層層分配稅收任務像是分配餡餅一樣；三是「靈活變通」的稅收政策，地方政府和稅務部門是歪嘴的和尚念著一部歪經；四是政策混淆不清，兩家互爭「地盤」，國稅、地稅爲了各自稅收任務的完成爭戰不休；五是稅種「串種」現象層出不窮，改變稅種入庫級次。
改來改去的稅制永遠都不能超脫任務操縱政策的束縛，每年年初，一級一級機械的分配稅收計劃是稅務部門最大的亮點，這個稅收計劃從中央一直分到基層稅務所，上一級稅務機關，在討價還價、爭吵不休中將一年的稅收計劃進行分配。而制定計劃的標準，幾乎都是在上一年度稅收任務完成率的基礎上，測定一個增長比例來確定稅收計劃，而這個增長比例，幾乎都是各地工農業經濟總產值統計數位的基礎上測定出來的，——因爲我們全國的經濟增長率不低於8%，但問題就在於：其一：所謂的經濟增長率，在貧窮地區有很大的“水份”，那裏的政府組織爲了政績、爲了官帽，只有在上報工農業經濟産值上做文章了，一些早就倒閉了的企業，還在一些統計數位中榜上有名：“實現産值多少多少”，在分配稅收計劃時，這些産值自然是一個“依據”；其二，相互隱瞞，對稅源無底無數，中國的統計數位也好，還是稅源的變化狀況也好，上一次政府組織不可能、也沒有能力瞭解清楚，分配計劃全憑框框估估，其標準就是上一年度增長比例，稅收計劃就是裝餅的“籮筐”——上級分給多大的“籮筐”，下級稅務機關就得裝多大的“餅”，“籮筐”每年都加大，“餅”就得增加。
但問題是，各地的經濟發展速度千差萬別，經濟發達的富裕地區稅源充足，稅款收不完，有多餘的“餅”，而籮筐裝載有限；而貧窮落後的地區的“餡餅”有限，“籮筐”裝不滿，這就有了前面的蓄稅不收或收“過頭稅”的現象。其結果是，富裕的地區越富越少收，稅收的跑、冒、滴、漏相當普遍；越少收自然就越富；而貧窮的地區越貧窮越收的苦，幾乎到了顆粒必爭的地步，一些內地農村的經濟組織剛剛形成氣候，就被當地的稅務、工商等數十個部門收稅、費給整垮了，這也就是民間常說的“八個大沿帽，管一個戴草帽”的緣故了。在中國，僵化的稅收體制干預市場的能力將發達地區與不發達地區變成了兩重世界兩重天地。
收“過頭稅”並非奇聞，而貸款交稅的現象在貧窮落後的地區早已是屢見不鮮，對貧窮地區的官員和稅務人員來說，稅收任務常常將他們壓的喘不氣來，“餅少籮筐大”是一個普遍的問題，完成了任務皆大歡喜，上一級官員有錢用，有工資獎金發，而完不成任務，基層稅務機關的官員就吃不了兜著走，“完成任務上臺、完不成任務下臺”是套在官員脖子裏的繩索，爲了保烏紗帽、爲了政績，從官員到稅務征管人員，就拼命的對經營者進行威逼，不交稅就採取“關人”扣物質等手段，將經營者逼迫的山窮水盡爲止，到年底了，對經營者逼不出錢出來了，但官員們爲了保“位置”、保“帽子”，只好到銀行貸款填補“籮筐”剩下的“空缺”，這就是內蒙古、江西、四川等窮困地區收過頭稅的原因。
雲南安寧國稅局等地蓄稅數億元不收也有他們的“苦衷”，因爲“超收”完成了計劃，下一年度分配計劃時就成一個基數，上一級政府組織及財政稅務部門在分配計劃時就會增加分配比例，將“籮筐”加大，所以，各地的稅務機關和當地政府部門都有一種默契，那就是上級分多大的“籮筐”，就裝多少“餅”進去，寧可少收、不收，也絕不超收，“肉爛了都爛在鍋裏”，企業和個體戶少繳也好，還是偷稅也好，都不重要。所以說，在大都市和發達地區，偷稅現象司空見慣，一些“紅色”富豪們在發達地區很快暴富，靠的就是稅收的“傾斜政策”，因此，才有周正毅、劉曉慶在上海、北京偷稅過千萬元而長期的相安無事，要不是民衆反映強烈，將他們抓了做一做典型的話，他們偷稅現象也不會暴露出來，千萬元的錢財還是在裝在他們的金庫裏。
要說這些現象是政策傾斜造成的，毋寧說是制度“傾斜”造成的，因爲是現有的制度將發達地區與貧困地區的人民沒有放到同一條起跑線上。通過審計署查明的問題進一步說明，現有的稅制不僅沒有發揮杠杆的調節作用，而更主要是稅制改革走進了惡性循環的死胡同。
2004年9月23日
－－源自《議報》165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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