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6日訊】如果看透歷史的煙雲，冷靜而現實地觀察，就可以看到讓歷史長河奔流不息的，不外乎是戰爭和觀念。戰爭是一個人類把命運交給偶然和不確定的政治事務，在戰爭面前，知識份子只能緘默不言。但是觀念卻不同，人類在相當程度上可以掌控觀念的變化，所以知識份子在歷史之中是主宰之一。
到底是誰，才是政治的最後的主宰？我們不能否認，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而能夠傳達天意的只有知識份子，而不是戰士， 而且只有知識份子才是人類政治事務的仲裁者，戰爭也必須納入仲裁的範圍。從遠古以來，知識份子的社會地位是決定性，甚至是普羅米修斯式的。他們能夠系統的闡述意識形態和話語，促進大規模團體的形成，使大衆的信仰合法化。馬克思說，思想不會順從於國家的性質，倒是國家順從于某一種現成的思想體系，不外乎說思想家通過思想傳播影響了大部分人的意識，使之認可和同意其設置的政治資源配置格局。
民衆——知識份子的關係是政治的根本結構，知識份子在其中的自我定位是“立法者”，按照齊格蒙.鮑曼在《立法者與闡釋者——論現代性、後現代性與知識份子》中的說法，“立法者”角色由對權威性話語的建構活動構成，這種權威性話語對不同的意見糾紛做出仲裁與抉擇，並最終確定那些意見是正確的和應該被遵守的。可是在盧梭那裏，立法者可能還有一個任務，那就是發現制定普遍規則。
知識份子可以分成個人沈思的知識份子（例如古代的哲人）和公共知識份子，這種分法類似於佛教的小乘和大乘之分。在柏拉圖那裏“立法者”是哲人，哲人通過政治領袖讓“真理”惠澤民衆，而到了啓蒙時代，忘記沈思生活一心關心公共事物的公共知識份子擔任了“立法者”。可是公共知識份子所掌握的僅僅是“意見”，而不是“真理”，合適于擔任立法者嗎？如果如此，必然導致諸神混戰的紛亂局面，不可能弘揚出一個普遍規則來。
如果聯繫到歷史到底是民衆還是英雄創造的這個爭議，就應該考慮，在民衆——知識份子這種框架之中，公共知識份子自己掌握話語權，把自己任命爲“立法者”是不是評價太高了？這就像長江讀書獎汪暉讓自己得獎。而且在歷史的舞臺中民衆沒有留下任何痕迹，僅僅體現爲公共知識份子的興衰和替代，這是否違背“天意”和“正義”？
公共知識份子的眼睛中只有自己沒有民衆，導致“立法者”另外一個使命被遺忘，那就是保護民衆。古希伯萊的先知就承擔起這種使命，古希伯萊以後這種使命幾乎沒有人記得。這其實還不只是公共知識份子的使命，還是公共知識份子的義務。要知道知識份子是不事生産的，而由民衆提供，這裏就形成一種交換關係，公共知識份子保護民衆就成了契約義務。
公共知識份子這種“立法者”自我定位不過是自私的表現，確立了自己在民衆??知識份子這種框架中的優勢地位，把民衆排除在外，給不公平的結構罩上虛假的面紗。這種自私是擴張自身的權威感或者爲了獲得並提高經濟收入。這裏的提高經濟收入也就是要求民衆提供更多的生産資料給他們。
打破公共知識份子的壟斷，讓“立法者”沒落，成了現代化的主要任務之一。現代化是尼采口中所說的，“奴隸道德”反抗“奴隸主道德”的過程，也就是解放的過程，這種解放尤其是民衆針對公共知識份子解放，民衆翻身當家作主。
民衆解放的過程，也是公共知識份子從“立法者”下降到“闡釋者”的過程，齊格蒙.鮑曼描述了下降的過程。“闡釋者”角色由形成解釋性話語構成，這類解釋性話語以某種共同體傳統爲基礎，他的目的就是促進共同參與者的交往，他所關注的問題是防止交往活動中發生意義的曲解。
“立法者”往往奔向了“哲人王”，是烏托邦的，而“闡釋者”不同，是站在堅實土地上的經驗主義者。“立法者”和“闡釋者”都是爲了民衆，“立法者”爲了民衆而統禦民衆，而“闡釋者”就沒有高高在上的地位，是站在民衆中間，服務民衆。 “立法者”就像法官， 而“闡釋者”就像律師。如果考慮到知識份子和民衆的交換關係，律師這個比喻非常貼切，做律師要有律師費，拿了律師費以後要提供闡釋法律的服務活動。
誰都願意當法官而不是律師，“立法者”比“闡釋者”榮耀得多，當代的公共知識份子念念不忘“立法者”的榮耀。在我看來，在中國語境中，當下喊公共知識份子僅僅是喚起“立法者”的角色記憶，其所宣揚的公共性是仲裁與抉擇，在乎自己是否有民衆傾聽和服從。而“闡釋者”不同，不是高高在上，而是深度介入民衆當中。所以我認爲，當下參與維權的知識份子，例如中山大學的艾曉明才是符合當代要求的公共知識份子。與“闡釋者”相似，維權知識份子是以自然法和歷史理性等共同體傳統爲基礎，其目標在於促進全社會的合作，防止對個體的扭曲。所以我寧可將維權知識份子當作公共知識份子，把像律師那樣的維權知識份子當作齊格蒙.鮑曼“闡述者”中的一種。
公共性對於知識份子而言，是與民衆結盟問題。可是這樣就陷入二難境界。民衆往往是非理性的，而“立法者”必須根據理性做出仲裁與抉擇，這樣哲人與民衆的對立，在“立法者”身上一樣存在。爲了理性，“立法者”就要不惜得罪民衆，這樣“立法者”做不了公共知識份子，沒有了公共性，因爲沒有了傾聽和服從。“立法者”很難找到公共性。
尼姑是女人做的，皇帝是男人做的，知識份子和民衆都是人做的。知識份子給自己尊榮，是要社會來承擔額外成本的。如果說確實需要知識份子的優越地位，那麽也要將額外成本降到最少。由於自我擴張權威的需要增加傾聽的民衆，知識份子的公共性難免變成“民粹主義”。要讓知識份子少做立法者， 而多做闡釋者和維權者。這樣可以避免“民粹主義”災難，而且在精英主義的立場中，實現知識份子和民衆的結盟。
20世紀公共知識份子的復興開始於這是一個維權事件。我更願意把20世紀公共知識份子的復興是對古希伯萊先知維權傳統的復興。1894年法國「德雷福斯」冤案發生後。左拉不顧迫害發表了題爲《我控訴》的致法國總統公開信，在法庭上極力爲德雷福斯辯護，引起社會廣泛的聲援行動，案件最後得到平反。左拉的行爲是維權。知識份子不應該爲了自己的榮耀，而忘記維權也是現代公共知識份子的本質和命運。
（作者系知名憲政學者）
──轉自《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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