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1日訊】 中國國企改制中産生的問題，要由局外（特區）人郎咸平教授尖銳提出，而且還要把討論如何改制的問題曲解爲改不改的問題，該管不該管的問題，表現了大陸經濟學界，思想界，文化界認識水平和理論水平的低下，暴露出在大陸改革開放的事業中，經濟學界，思想界，文化界沒有發揮應有的主導作用，推動作用，甚至沒有發揮正當的積極作用。
這也不奇怪。本來技術技能層面的東西具體實在，容易掌握，理論思想層面的東西抽象玄虛，不好把握，而幾千年的專制統治又持續不斷壓制理性，培植奴性，摧殘思想能力，奴性未盡，理性未張，思想能力薄弱的中國學人，對世界先進的經濟思想，政治思想，哲學思想，科學思想，文化思想只能囫圇吞棗，各取所需。自己安身立命還可以，爲國家建功立業則不成。
所以，中國人要以自己的智慧來解決自己的問題，首要任務還是解放自己的智慧，而解放自己的智慧，首要任務還是張揚理性，重視思想。因此，歌德《東西方波斯語詩集》中的幾行詩，對中國人還是有針對性的。
“沈迷於道聽途說，
豈能得到任何真言實語？
噢傻瓜，傳統確是個怪物！
判斷，這才是你之所需；
理性，
只有你已抛棄的理性，
才能使你免遭信仰的奴役。”
培爾雖然說的是歷史學家，但也適用於每個有思想的中國人。“凡懂得歷史規律的人都會同意，一個歷史學家若想忠實地完成自己的任務，必須使自己擺脫諂媚和誹謗的精神。他必須採取斯多葛派的精神狀態，斯多葛派是不爲任何欲望所動的。他必須只關注真理的利益，而不受其他任何東西的影響。爲了真理，他必須犧牲由不公行爲引起的怨恨，犧牲對恩惠的回憶，甚至犧牲對祖國的愛。他必須忘掉他屬於任何特殊的國家，必須忘掉他是由任何特殊信仰教養大的，必須忘掉他欠這個人或那個人的情分，必須忘掉這些或那些長輩和朋友。在這些方面，歷史學家就像無父，無母，無親屬關係的麥基洗德。如果有人問他，‘你從何處來’？他必須回答：‘我既非法國人或德國人，也不是英國人或西班牙人。我是個世界公民。我既不爲哪個皇帝效勞，也不爲法蘭西王效勞，而只爲真理效勞。真理就是我的女王，我只對她發誓服從’。”
讓我們都來做真理的兒女，都來爲真理效勞，在議政治，議經濟，議文化，議時事的時候，也議議真理，議議思想，議議中國人的認識能力和認識方法。
源自《議報》164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