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0日訊】楊小凱被普遍視為一位經濟學家，也許是華人世界中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但是，晚年的小凱──這個“晚年”，放在如今大陸隨便一個人身上，其實正當盛年──將主要精力投入到憲政研究和寫作中，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我曾和朋友編輯一套與憲政有關的叢書，向小凱提出編輯他的憲政文集。我們從未謀面，僅有電子郵件來往，但他慨然應允，並發來全部有關憲政的文章，約有近30萬字。我也大體編輯停當。可惜，小凱很快就上了另冊，盡管我已做了“技術處理”，但文集迄今還在編輯那裡冷藏。小凱也曾追問過幾次，我無言以對。想必小凱是帶著這個小小的遺憾離開人世的，對此，我的內心至為不安。
根據我膚淺的了解，小凱在知識上主要的資源來自亞當﹒斯密和弗裡德裡希﹒馮﹒哈耶克。而這兩位，其實都可以視為憲政科學家。斯密的《國富論》所探究的，不是今日大學經濟系教授們研究的主題。勞動價值論是個時代性的謬誤，分工勞動很偉大，但卻只是他後面的憲政科學探討的一個預備而已，通觀全書，斯密致力於探討的，乃是政府對於經濟活動的界限問題。這樣的問題，當然完全是憲政層面上的問題。同樣，哈耶克自中年告別技術經濟學之後，即致力於建立一套有關自由的科學，晚年更著力於普通法自由主義（或普通法憲政主義）理論的構建。
聯繫到90年代以來的中國，則一個具有洞察力、以追求中國之富強為志業的經濟學家，必然會向憲政科學領域靠攏，因為，中國社會從來不缺乏經濟增長的動力──企業家精神，問題僅僅在於，如何約束政府的權力，使之不至於妨害此一動力的正常運轉。唯有自由憲政，才可奠定經濟長期穩定且公平增長的制度框架。是否認識到這一點，是區分一個經濟學家之偉大和瑣屑的主要標準，而在所有華人經濟學家中，敏銳地意識到這一點，且確實嘗試知識轉向者，當然非小凱莫屬。──僅此一點即已表明，小凱具有大家、甚至大師氣象，其視野、抱負和思想洞見，絕非一般官方的經濟發展顧問或學院經濟學教授所可比擬。
後發劣勢與自由憲政
延續著經濟學的思考，小凱在憲政科學上所提出和闡發的最著名概念是“後發劣勢”，由此概念，小凱邏輯地將自由憲政制度嵌入現代化框架中，並使其重要性壓倒了經濟增長本身，從而轉換了關於發展的知識討論的主題：從經濟增長，轉向憲政制度的發育。
小凱論證說，非西方國家由於發展比較遲，所以有很多東西可以模仿發達國家。模仿有兩種形式，一種是模仿製度，另一種是模仿技術和工業化的模式。由於是後發國家，所以可以在沒有基礎制度（特別是政治制度）的情況下通過技術模仿實現快速發展。特別是落後國家模仿技術比較容易，模仿製度比較困難，因為要改革制度會觸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後國家會傾向於技術模仿。但是，這樣做的落後國家雖然可以在短期內取得非常好的發展，但是會給長期的發展留下許多隱患，甚至長期發展可能失敗。
清朝的洋務運動、以至於整個近代以來的中國，可能都是這樣的例子：在某些階段，由於能夠獲得廉價的西方技術或市場，因而，能夠實現經濟增長的高速增長，但這卻使國家機會主義制度化，從而產生一種“壞資本主義”。雖然這種模式短期內相當成功，但這種短期的成功，可能又是後發劣勢。這是小凱關於中國經濟史研究的長文的主要結論。他對中國長期奉行的這種發展模式發出警告：“經濟改革只是憲政改革的一部分，如果忽略或迴避經濟改革與憲政改革之間的關係，落後國家期望經濟改革得到的‘後發優勢’最終將成為‘後發劣勢’。”他在《中國的經濟改革》一文中更加明確地指出：“中國的市場導向改革最重要特徵是缺乏憲政秩序和法治”。
“憲政秩序和法治”這些詞彙本身，也表明瞭一種難得的理論自覺。小凱在北大教書時曾對北大學生說，你們北大老是講民主和科學，現在應該講自由和共和。現代中國自由主義曾長期停留於常識的介紹，以激發人們嚮往自由的那種激情，但卻未能從理論層面上深入思考，什麼樣的制度才能夠確保人逢喜事精神爽獲得和享有自由。
小凱則通過自己的思考，超越了這一局限，而走上了憲政主義之路。小凱曾在多個場合辨析民主與共和的不同之處。共和強調權力制衡，任何一極都不能壓迫另一極，這樣社會才有可能保持持久的穩定和發展。而自由主義與共和主義較接近，關心的是如何以權力制衡來保護少數，限制政府的權力，使人的自然權力不受侵犯。相反，一個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只講民主不講共和和自由主義，這個國家往往形成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兩極，往往在革命產生暴君，暴君導致革命之間循環。而主流意識形態既有共和主義又有民主主義的國家往往是政治結構的三角或多角鼎立，國家比較安定。
憲政與宗教思考的誤區
下面是我的朋友莫之許先生在論壇上的一段話，我想，用來評價小凱在憲政科學領域的成就，可能是比較恰當的：
“2000 年曾在一起談過一個下午，感覺到他對中國前途尤其是政治發展的關心,但客觀地說，從當時來看，一則掌握材料不多，一則長期居外，感覺有些疏離，三則最重要的，就是他對政治學的修養並不如想像中那麼深。因此，那天談下來，感覺小凱在中國問題上的造詣沒有讓人耳目一新之處，比如私有制，比如憲政……大多還是由概念推應然，並無深切之把握。不過。有一點我印象特別深，那就是此前他在哈佛的一年，據他說，是全部拿來讀憲政民主方面的書了，可見，他是下了很大決心的，我相信他也準備好把餘生獻給故國了，而以他的閱歷、學識，他也必將為中國的未來發展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可惜造化弄人，天不假年，他所留下的遺憾，實在是太大了。”對此我可以補充一句：據小凱的一位研究生告訴我，就在去世前，小凱仍然在閱讀研究憲政課題。
不過，基於知識上的坦誠，我不能不說，小凱的憲政科學研究，其實只是剛剛開了一個頭，而尚未形成一個系統的憲政理論框架。而在已經他提出的若干結論中，也不乏某些偏頗之處，其中最著名的，即他關於基督教與憲政間關係的討論。
自由憲政與基督教的關係，是憲政科學中一個新興的話題，在很大程度上興起於十九世紀末以來的非西方國家。不少人認為，基督教與西方憲政之崛起間存在著某種因果關係，因而，類似於中國這樣的非基督教國家，如欲建立自由憲政制度，當以轉向西方宗教為前提。
小凱本人經過痛苦的心路歷程，皈依基督教，從他個人的回憶看，這一皈依信仰的心靈過程，與他對憲政科學的知識性探索過程間，似乎是同步的：他熱愛自由憲政，而他發現西方的自由憲政與基督教間似乎存在某種關聯，如他所說，“基督教為什麼要比其他文明成功得多，其中就有一個所有宗教都有的功能，叫做第三者功能”。基督教信仰使社會實現了“愛”與“秩序”，這是文明得以建立和維繫的前提。因而，他的心靈也轉向了基督教。而在此之後，他又試圖找到更多的理據，從知識上論證為什麼基督教有益於自由憲政、有益於西方資本主義的成功。
不幸的是，這樣的思考步入了一個非西方熱愛憲政者非常容易走入的誤區。原因可能在於，某種急迫心態使得學者過分執著於西方具體經驗的觀察，而缺乏抽象的憲政科學思辯。自由憲政與基督教之間，並不存在排他性的因果關係。不信奉基督教的羅馬共和國，也是一個憲政國家，甚至周的制度，也具有某種程度上的憲政。事實上，憲政制度作為一種自由制度，當可與人類文明經過演化所形成的任何一種古典宗教兼容。
其實，如果楊小凱順著斯密和哈耶克的思想理路，並對其進行一般性的思考，則完全有可能通向某種普適的憲政科學理論思考，比如哈耶克基於英美經驗而提出的“普通法法治國”理論，或者更為晚近學者所提出的“普通法憲政主義”。而當下中國所需要者，正是這樣一種抽象的憲政科學理論，而不僅僅對具體的西方憲政史的反思，畢竟，中國人所可追求者只能是憲政制度，而不可能是西方某種具體的憲政制度。
—-轉載<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