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2日訊】按：謹以此文，紀念中國第19個教師節。2004年9月10日，楊銀波寫於中國廣東。
19年前的1月21日，我們這種職業的人在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上，有了“教師節”的決定。19年後的9月10日——亦即今日，除了回顧這19年的教育進程和阻礙之外，我們一定還能並不客觀地回憶起一些年輕稚嫩的面孔和往事，比如我們曾經共同教過的那個叫楊銀波的學生。以我們對他性格的點點瞭解，或許此時的他也正在回憶著我們。
我是張曉梅，已然不是教師，但16年前的楊銀波是能夠有所記憶的。我們當時在家鄉找不到一個讓人看得起的角落作為幼稚園，如同今日被當作“地下狀態”的民工子弟學校，那裏的所有人都親身體驗過貧窮、窘迫和絕不敢攀比的內心背景，但我就是在那個環境裏模糊地啓蒙了這個人。我教過他一年，一年以後我便再沒見過他，截至今日仍沒見過，這大都因為師生皆窮，我到外地打工的生活延續至今，而他的一切對我來說已經不再重要，除非他能真的能為重慶永川市朱沱鎮新岸山村謀些看得見的福利。是的，他的語言、算術的優秀能夠在當年的課堂上換取一點被獎勵的零食，但在數年以後的今天，中國社會的課堂所給予他的已經不再僅僅是獎勵，更多的是自省、反思和鞭策，尤其是在已擁有如我當他老師時的年齡的2004年。
我是武德瓊。當年的新岸山村“新建小學”已經重建，我在這個學校奮鬥的歲月記憶，已被曾患上的精神病沖淡，而這個病的由來則是我把我的心血，在那六年裏全部寄託給了我的30多個學生，楊銀波是其中一個。我曾批評過他兩次：第一次他9歲，當時我生了重病，不服藥便已無法下床行走，他站在我辦公室門口偷偷地看著我這張痛苦的臉，可他並沒注意到旁邊的藥和開水瓶，然後他就偷偷地跑了。一堂課上，我批評他：“身為班長，腦子裏咋個沒有想到幫老師倒一下開水？你這班長是怎麽當的？”第二次他10歲，當時他的期末成績突然嚴重下滑到第四名，那是他父母外出打工的第一年，沒想到父母的外出給他帶來的竟是懶散、放縱和任性。指著這個從未有過的成績單，我批評他：“做事不能持之以恒，今後絕沒有出路。你過去原本是不服輸的浪頭尖，現在心不穩，這既對不起你父母，更對不起你自己這塊材料。”
2000年的那次過年聚會，17歲的楊銀波和我們都喝醉了。他向他的諸位老同學（如伍波、吳建勇、王小波、李小奎、羅曉波、裴啓勇、梁曉紅、周梅等）講起稽康、李卓吾、魯迅、李敖、柏楊以及政治，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聽到我自己的學生所進行的長達兩小時的激情演講。他的激烈表達在我意料之外，我尚不知他的骨子裏竟發育著這樣一種少見的猛烈和抗爭，我能很明顯地感受到他當時在激情背後的那種痛苦和壓抑，以及過於理想主義的狂傲和孤立。2004年的過年聚會，來看望我的學生已經僅有那麽五六個了，楊銀波已連續兩年沒有來，我對此很遺憾，但基本可以理解。今年2月底，他和他的父親楊慶華突然來到我自己辦的幼稚園（有30多個幼兒學生），我已不能認出他的模樣，他突然變得很瘦、很憂鬱、很敏銳，幾乎每一個細節在他的腦子裏都不再僅僅是感覺和情感，更多的是細節背後的問題和矛盾。他第一次把我面臨的困難作為“女人”、“公民”、“農村”的困境，至於“教師”，這個概念在他頭腦中已經漸漸淡化。
我是李培文。楊銀波是我在西南農業大學畢業後教的第一批初中生之一，他和我一樣，都已離開永川市第十二中學。實事求是地說，他在那灰色的三年裏備受爭議，但在那三年裏，他嘗試過的角色的確相當豐富。他曾是學習成績全鎮第一名獲得者，曾是班長、副班長、學習委員，曾是英語、數學、語文科代表，曾是學校乒乓球高手、長跑冠軍，曾是繪畫者、賭博者、個人衛生最不合格者，也曾是裝扮媳婦的小品演員；最重要的是，他是封閉式專制教育的反對者。然而，他在那時並沒有學會表達，以至於助長了我們的批評力量。他曾在我的辦公室被罵得痛哭起來，而且竟有六次左右，後來抵抗力漸漸加強，儘管不敢當面反駁我，卻在朋友交往上更接近於那些被開除和記過的學生，他覺得這些人當中有人會比同窗更看穿世道。透過他那固執的目光，我想他一定在幕後知道了太多的真相和理由，但又覺得很無奈、很彷徨、很無助。
楊銀波15歲時，我去過他的家中。一間屋是草房，三間屋是瓦房，草房很破，瓦房很爛，屋裏的泥巴地高低不平、坑坑窪窪，聽他爺爺說這是楊銀波的父母用三年的過年豬肉才買下來的土牆房子。在已經逐漸剝落的白牆上，滿牆都顯示著他9歲到14歲寫過的墨筆字和繪製的圖畫；在堂屋的正面牆上，他用藍色的墨筆寫著大大的“勤奮”二字；門上有杜甫的詩，而他的左手腕上用刀刻著一個“忍”字。在這房子的周圍，是茂密的樹林和花園，其中一個花園是楊銀波自己親身培植和維護的。從這房子向遠望，我便能俯視周圍，且能清晰地眺望長江和朱沱鎮最大的兩座山，其中一座大山有寺廟，楊銀波曾幾次單獨去過。我一直對他的想法很感興趣，隨著年齡的增長，他這人越發有些奇怪，我們的談話隨之漸漸減少，但內心的隔閡和抵抗卻在漸漸增加。2002年4月，我在永川市文曲路見過他最後一面，那時我已經到永川市第八中學教書了。當時他背著挎包，留著長髮，深深地吸了幾口煙，對我說：“環境對青年養成的惰性和僵化，到了必須改變的時候。你要保重。”
我是朱平。但凡過年，必有聚會，如林潔林、胡曉、曹蘭、鄧明珠等楊銀波的老同學皆有參與。去年教師節那天，楊銀波給我打過唯一的一次電話，我很激動，但並沒有對他目前的工作作出過任何評價。我的妻子後來也接到過他的電話，雙方談得都很愉快。至於促成這種愉快的原因，想必是楊銀波的確從內心裏感謝我——是的，我有資格這麽說。永川市萱花中學是重慶直轄市重點中學，楊銀波在這裏度過了他最瀟灑、最隨意、最果斷、也最痛苦的兩年多高中。他在這裏遇到了第一位真正意義上的啓蒙老師——蘆偉，遇到了第一位對他批評最有作用的政教處主任——陳治奇，遇到了第一位具有自由主義風格的英語老師——唐偉，遇到了第一位引領他走入文學之門但最後又分道揚鑣的晨風文學社社長——樊一嶢老師，當然他還很幸運地遇到了我。他在這裏獲得過全市“三好學生”、金太陽獎、全年級第一名，當過班長、副班長、學習委員、兩年英語科代表，在國家級紙質媒體發表過有史以來的第一篇雜文。他在這裏退學，並間接導致其他學生退學，引起風波。
他激烈地渴求教育改革，可他沒有任何一次成功，這是他在萱花中學不斷地用文章痛駡很多現象和很多人的迴圈因素。最初，他以超出同窗兩倍以上的勤奮去全力投入書本，但對他最有價值的資訊卻是來自廣東農場，幾乎每隔半月便有一封他母親梁如成的書信從那裏寄出。他活得很壓抑，因為對比起城市的同窗而言，他更具體地、長期地見證了苦難。到後來，他向我提出條件：不交任何作業，不聽任何講課，全憑自己自學。我基本同意。這種狀態進行到高二下期，他的成績一直拔尖，然而他所花費的時間僅有一部分是在為應付應試教育而努力，其餘的大量時間他都在整理自己的文集詩稿，並閱讀大量的雜書雜報。高二末期，他的期末考試作文獲得全市十多位語文閱卷老師的書面讚歎評語，但是他並不打算在乎這一切，因為他已經向我遞交出了長達六頁的《退學申請書》。我再次基本同意。我知道，這個“突然自由”的機會，是他人生抉擇的真正起點。在校時，他就曾說：“沒錯，我是叛逆，但我是專制主義的叛逆！”這個人，他的路必定還很長。
我們這四個人——張曉梅、武德瓊、李培文、朱平，都曾是楊銀波的班主任，我們和他在一起的這十二年多，加之他此後在其他省幾個大學旁聽交流的時間，必是他這樣一個比較懷舊和不善遺忘的人的一部分。如今，我們仍能記起他在幼稚園教室高喊“又是100分，拿糖”，他在小學教室問同學“你媽媽過年回不回來”，他在初中教室埋著頭任憑老師痛駡“你一輩子沒出息”，他在高中教室以最大的音量“吼”著朗讀他的文章《狂人》……。如同任何人為矛盾的複雜情緒一樣，他曾經讓許多老師很不愉快，被有些人當作是瘋子或釘子，比如小學時的自然老師馬祖英，初中時的語文老師周興國，高中時的語文老師周勇、生活老師謝泉水、體育老師彭友甯、政教處副主任宋朝均……，楊銀波曾是他們教育方式的反對者。這種反對，在今日或許方可被認定為是一種批評，因為他已有發表反對意見的平臺；然而這種平臺，對於更真切地體會、思考、探索著教育問題的衆多學生乃至教師而言，並未有秩序、有效率、有遠見地真正建立起來。我們必須深思於此。
作為中國基礎教育的踏實奮鬥者，當然也有其他許多老師令楊銀波懷念、牽挂和感激。他們是：小學自然、美術老師徐曉平；初中英語老師譚曉英、數學老師穆榮清、物理老師邱興貴、美術老師高碧昌、生物老師楊祖全；高中數學老師蔣智勇和彭曉波、化學老師秦邦軒和聶勳莉、政治老師蔣雲、地理老師楊清、生物老師陳曉科。我們這四個人，張曉梅是全科老師，武德瓊是多科老師，李培文是勞技、地理老師，朱平是物理老師。今年9月10日，楊銀波先後給我們——朱平的妻子、李培文、武德瓊——打來了長談的電話，對此我們倍感欣慰和關切。此時，朱平所在的永川市萱花中學之副校長已由楊銀波之老友陳治奇擔任，學校裏諸多老師（包括語文老師周勇在內）常常閱讀楊銀波發表的文章及《百年鬥志周刊》，且稱之為“萱花中學的驕傲”，楊銀波的老同學任楊等人仍稱呼豪爽的朱平為“朱老大”，朱平新照的留影仍然風采兮兮，不減當年。34歲的李培文已於永川市第八中學改教數學，且於去年喜結良緣，與之有所過節的武俊松、遊舉、羅波（楊銀波的老同學）竟與之關係良好。武德瓊自費創辦幼稚園，其女梁健已入重慶重點大學一年。
話說回來，摘除塗飾之光環，滌盡灑潑之污穢，並非易事。許多年之後，回憶者總會站在自己的立場上描述過去的一切；但是許多年之前，向往者卻常常站在別人的立場上爭取如他們那樣成功。那麽此時此刻呢？我們所希望的，僅僅是楊銀波儘量不要為明日而留下太多遺憾，凡涉及重大公共之事，必須腳踏實地，走一條傾注於民衆的有活力的正道之路。即如楊銀波的母校之一——永川市萱花中學——之校訓所雲：“今天我為萱中自豪，明天萱中為我自豪！”凡事皆有歷程與前瞻，倘若真要立志排解艱難險阻，則革新之事必須順從世界潮流與民衆期願，如此才能有好作為，如此才能有好前途，如此才能有真改革，如此才能有真自豪。教育，亦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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