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30日訊】
一
一九六零年，距二次大戰結束十五年，美國記者威廉．夏伊勒寫出了數千頁的巨著《第三帝國的興亡》。六十年代末期，這本著作的中文本開始在中國流傳。鐵幕外的人們很難想像這本書對於共產黨中國社會中的求知、求善的男女的影響。他們那個時候在文化上、精神上正處於最惡劣的時期。《第三帝國的興亡》是非常少的人能夠找到讀到的，屈指可數的幾種書之一。也許這真是本天賜之書，因為稍有頭腦的青年人就能從對比中看到，三十年前人類所經歷的那場災難，極權的罪行，竟然和周圍發生的一切何等的相似。這個「啟蒙」使得很多人從此走上了反省、叛離之路，走向了人性和知識的重新覺醒。
又過三十幾年，在八九年東歐共產黨集團崩潰後的八年，出版了清理二十世紀人類另外一個罪惡的極權主義罪惡的巨著《共產主義黑皮書》，並由此引發了是否應該把希特勒和共產黨的極權主義等同並論的爭論。目前雖然這場爭論仍然在繼續，但無論爭論是否會有結果，上述在中國知識界發生的這個歷史事實，這種等同對比對於中國民眾，以及最近三十年的中國社會變化所產生的積極影響，說明把這兩種極權主義等同並論是非常有意義的。
當時閱讀《第三帝國的興亡》的人，對於中國正在進行的文化大革命似乎並沒有懷疑，也沒有感到毛澤東的共產黨政府當時的所作所為，和希特勒的第三帝國相比有不一樣的地方。這個政權對知識份子的迫害，對當代文明和傳統文化的毀滅，對他們感到對權力有所威脅的所謂階級敵人的消滅，除了手段有其中國獨特的特色外，本質上沒有任何區別。然而，中國雖然遭受了如第三帝國那樣的歷史性災難，時過三十多年，記錄、探討這一段中國和人類歷史上最黑暗時期歷史書籍、文藝作品卻並沒有像猶太人和西方人反省第二次世界大戰那樣，在其後的一二十年中不斷地出現，甚至深入開掘這一最沒有人性，最黑暗時期的文章也不多。不僅如此，細心的、稍有良知的人，還會發現，這些政治特點，在其後的鄧小平，乃至今天的中國共產黨政府的統治中，仍然繼續存在。
二零零四年，在文化革命爆發後將近四十年的時候，在美國出現了兩部大型的、有影響的有關文化革命的作品：一部是文獻影片《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一部是王友琴女士所著的《文革受難者》。如何描述文化革命，是每個作者自己的權利，同樣，如何評價看待這些作品也是讀者的權利、評論者的義務。人們單從題目就能看出，這是反差極大的兩部作品。《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從題目就使人們感到，它描述的是曾經有過的「希望」和「豪情」，以及後來的失落和哀歌。《文革受難者》則如這本書的書名和封面所顯示的那樣，是黑暗和悲慘，是對歷史和災難的記述。不僅如此，這個反差就筆者來說，它還顯示著更深的內涵，反映出筆者在上面提到的，從八九年後在今天，世界知識界仍然在進行的爭論，即如何看待共產黨極權主義的罪惡問題？
希特勒的罪惡已經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儘管還是有極少數人拒絕這個結論，還有很多德國人不情願接受，但是，對納粹德國的否定評價已是公理。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儘管最近十幾年來，以《共產主義黑皮書》為代表的一批作品，在共產黨集團崩潰後，同樣大量揭露了共產黨鐵幕社會曾經遮蓋的罪惡。而這些罪惡，無論其規模和殘酷性、就被迫害致死的人數來說，都已遠過於希特勒所犯下的罪行。「罪惡」本來就是「罪惡」，但是，由於這個共產黨極權主義和一大批左派知識份子的追求曾經緊密相連，因此最後居然爆發出一場此「罪惡」是否能夠和彼「罪惡」相比，共產黨的罪行是否能夠和希特勒的罪行相提並論的大規模的爭論。
現在，對於中國文化革命出現的不同描述，在筆者看來很有些類似於這個爭論的地方。不同的記述實際上涉及的問題是，文化革命是否是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文化革命的執行者，紅衛兵，是否應該和希特勒的青年組織一樣牢牢地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如何看待毛澤東及這個共產黨集團在中國實行的極權主義？
王友琴的《文革受難者》和卡瑪的《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就是這個潮流中視角截然不同的兩部作品。很多時候，甚至可以說它們是對立的。
王友琴的《文革受難者》是一部建立在歷史事實上的史書，作者不是想為某個人，或某一階層、群體的參與者「去掉」或「減輕歷史的包袱」，從而尋訪他們，或者接觸受害者，請他們回憶解釋當時的事情，而是要書寫重現歷史史實。在成書前，王友琴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地調查，一個人、一個人地追訪；在成書時，她則以最簡單的，沒有任何修飾的語言，努力再現當時的歷史圖景。由此，人們能從書中樸素準確的描述，平靜客觀的追問中看到，對王友琴來說，在生命面前，人是平等的，無論你是國家主席劉少奇，還是普通教師、工人，或是十四五歲的學生。這些受難者在書中的出現次序按照姓氏拼音排列，並不因為你是國家主席，你的命就比別人就更值錢，你的死就比別人更值得大書特書。
正因為如此，王友琴的書中記述的絕大多數人，是名不見經傳的「小民」。她不吝篇幅、專門詳盡地記述的也是文化革命中的這些普通人，例如劉澍華、陳彥榮、卞仲耘、孫歷生等人。
在王友琴的書中，不僅對無辜者如此，對於記述歷史和罪惡時涉及到的有過失、有罪責的人和事，她的記述也是不掩飾、不留情、不分派別，無論你是老紅衛兵還是造反派。正因為此，我深深地感到，王友琴的書是深刻的，她記述的是歷史，記述的是影響民眾生命的，最根本的善和惡。這一點，不僅如余英時先生所說，王友琴繼承的是司馬遷以來中國最優良的史學傳統，她還繼承了近代人文主義文化中最為寶貴的精神傳統。
二
對於王友琴女士的工作的深刻，作為同樣思索反省這一段歷史的人，我有著自己特殊的體會。這部剛剛問世的《文革受難者》，在她寫作的時候，我就有幸斷斷續續地不斷讀到。我雖然從六十年代末期，就開始反叛那個社會，不斷地對自己進行反省，但是，二十多年以後，王友琴女士在撰寫這本書的時候對於歷史事實的無情揭示，一針見血提出的問題，還是多次令我羞愧，刺激我、鞭撻我，迫使進行更多的反省和思索。
我是在九六年夏天認識王友琴的。由於我寫了《清華附中紅衛兵的誕生》一文，她輾轉找到我，和我交談，向我瞭解情況。其實，此前我就已在《聯合報》上讀過她的《學生打老師：一九六六年的革命》一文，對她的敏銳和才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是第一個公開發表文章，直接把紅衛兵和希特勒的青年組織進行對比的作者，由於我從閱讀《第三帝國的興亡》時就感到這種相同性，並且一直奇怪，如此明顯的問題，何以記述文革歷史的人都沒有觸及。所以，當時對於能讀到這樣的文章，並且認識作者，我自然感到非常高興，此後我不斷看到她的工作的進展。而她的工作也總是令我，以及我太太還學文驚訝、感歎和佩服。
《文革受難者》也選入了王友琴《學生打老師》一文的主要內容，她在記述那一段的歷史中具體提出的這種歷史對比，在這本書中作了更為充分的揭示。
「紅衛兵作為一個青少年組織，在它的三個特點：狂熱的領袖崇拜、以一種先天條件為接納成員標準、以及暴力行為之間是否有一定的聯繫，這是一個需要研究的問題。從希特勒的青年組織也可看到這三個特點。這種相似性說明這一問題的研究可能在歷史上和世界上都具有相當的普遍意義。」
對於出現紅衛兵現象，王友琴在其後的研究中更一針見血地提出：本來共青團已經是維護這個專制政權在青年人中的工具，為甚麼在六六年要以紅衛兵取代共青團？用紅衛兵取代共青團，肯定是由於某種功能，某種目的共青團已經無法完成。
這本來不是甚麼秘密，因為那些「老紅衛兵」們，當年曾經非常明確地，引以為榮地宣言過。但是，研究文化革命史的人卻很少有人注意到這個方面，並由此進行更深入的探究。
為甚麼用紅衛兵取代共青團？共青團究竟在哪些方面不能滿足那些權貴子弟的要求？這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共青團沒有，並且不能赤裸裸地把他們的特權寫在綱領上！對此，從六四年開始，駱小海、宮小吉和宋彬彬們就非常清楚。他們同時當然也知道，這個特權和他們所說的「無產階級專政」和「領袖崇拜」血肉相連。他們那時開始的，甚至直到今天他們還不斷強調的「教育革命」，就正是要在教育界把他們的特權寫在旗幟上，保證在制度上。
在六六年六月前後，這些幹部子弟、「紅衛兵」們，更毫不掩飾地闡述他們的這種目的。他們要通過教育革命，徹底「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徹底貫徹「階級路線」。這些人很多到今天還在得意洋洋地回憶當年的情形，張承志也仍然為紅衛兵的名字出自他的建議而自豪，當時他非常明白地說，「就叫紅衛兵吧，意思是做毛主席的紅色衛兵，同階級敵人、反革命修正主義鬥爭到底！」
張承志所說的「階級敵人」「反革命修正主義」正是王友琴筆下的那些「受難者」，平民；並且正是這個「鬥爭到底」造成了其後的廢除高考、紅八月，紅色恐怖，製造了中國歷史上最殘酷黑暗的一幕。
為甚麼他們從六十年代初期後，就開始那麼瘋狂地鼓吹「教育革命」、「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因為他們自己非常清楚地知道，鞏固了這個集團對於民眾的專制，保證了他們的接班地位，就保證了他們未來的一切。雖然在六十年代初期，在當時，在他們十五六歲、還在受教育的時候，他們已經嚐到了「專制蜜果」，但是，這仍然不能滿足他們。在學校，他們不僅要受教育，而且要利用特權佔據所有最好的受教育的位置（不經考試進入大學、乃至名牌大學），甚至把持掌握學校的權力。他們要「取締修正主義的黑市、土壤」（清華附中紅衛兵六月以前反對校領導的口號之一），貫徹階級路線、廢除高考制度的目的，就是要剝奪一切有才華的平民子弟和他們角逐競爭優越的受教育條件的可能性。所以，文化革命具體對於他們來說就是教育革命，而凡是經歷過文化革命的人也都知道，這場革命中幾乎所有罪惡的都是在教育革命的啟動下，從他們所在的那些中學發生並且擴展蔓延的。《文革受難者》一書明確、翔實地描述重現了這段歷史。
在卡瑪的《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中，他們之所以仍然再三強調他們是為了搞教育革命，很大一部份原因則是因為來到海外的人，大約也感到了正常社會給與他們的壓力，他們所曾經積極參與的文化革命是極其醜陋的，所以，他們在影片中都遮掩了自己的面目。不過無論如何，就這一點來說，他們和國內的張承志、卜大華們還是有了很大的區別，至少知道這不是一種可以炫耀的「歷史的光榮」了。然而，奇怪的是，他們居然相信用「教育革命」遮掩自己的歷史，為自己積極參與文化革命求得解脫能夠成功。用一種罪惡說法掩飾另一種罪惡說法，這不過是一種掩耳盜鈴。當然，對他們大約也只能如此，理屈必然詞窮，然而，如果這樣一來果真就淡化了文化革命的罪惡、使之擺脫了人們的探究、追問，那對我們來說就確實是悲劇了。
從共青團到紅衛兵，看上去只邁出了一步，但是就是這一步，卻打開了極權社會最狂熱、最沒有人性、最愚昧的一頁。而它產生於完全在共產黨統治下成長的第一代人，並且是特權階層的子弟們，也有其必然性。
據說，當那些昔日的老紅衛兵們知道王友琴在醞釀寫作《文革受難者》的時候，就曾奔走相告：王友琴正在積極妖魔化紅衛兵呢！
我不知道是否正是這點觸發了卡瑪拍攝《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文獻片，不知道她是否要以此來回答「王友琴的妖魔化」，或用他們的話說所謂還歷史以真面目，同時為那些老紅衛兵們現身自辯提供場所。但對我來說，紅衛兵根本不需要人們來妖魔化！只要打開六六年夏季中國的報紙，只要看看那充滿血腥氣的三論造反，只要想想腰繫武裝帶，在操場上指揮毆打被迫勞改的校長萬邦儒、韓家鰲，「狗崽子」鄭光昭的張承志，只要看看《文革受難者》一書中那一長串受難者名單，紅衛兵難道還要人去妖魔化嗎？連共產黨自己也不敢否認，那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而這個最黑暗時期就是紅衛兵，這個人類歷史上最醜陋的怪獸之一，充滿熱情地跟隨毛澤東創造的！
千年縱過，紅衛兵和希特勒的青年組織一樣，罪惡難逃！
但是，或多或少具有和希特勒的青年組織類似特點的不僅是那些幹部子弟的紅衛兵，它的很多特點存在於那個時代中，存在於每個人的血液中，當然也存在於其後那些所謂造反派紅衛兵組織中，也就是筆者參加過的這些組織和活動中，或者說，筆者自己的身上。每一個積極跟著毛澤東干革命的人的身上，都或多或少流有這種被共產黨改造過的狂熱、愚昧、被異化了的人性的血液。當然，紅衛兵的三個特點，雖然在造反派紅衛兵中也存在，並且也是統治他們的靈魂，但是，在程度上是無法和老紅衛兵們相比的。
首先對於領袖的狂熱崇拜上，儘管沒有一個造反派組織或個人，對此提出異議，而且，幾乎對所有的人來說這種狂熱崇拜是天經地義的。但是，平民子弟畢竟和統治集團沒有血緣聯繫，他們或多或少甚至可以說是統治的對象，專制的對象。他們沒有宋彬彬們到天安門城樓上見偉大領袖，利用這種光環的可能。事實上，在他們狂熱的領袖崇拜底下，不僅不可能產生那種狂熱和暴戾，而且潛在地存在著一種自卑和自怯。只有在離開那個社會，來到西方後，平民子弟才可能真正和駱小海、宋彬彬、卡瑪們平起平坐，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
至於第二個特點，那種以一種先天條件為接納成員的標準，時代雖然強迫給與了造反派紅衛兵，但是，因為他們自己不具備這種條件，嚴格執行根本是不可能的。
對於第三個特點，暴力傾向，在造反派紅衛兵中雖然也普遍存在，並且時有暴發，但是由於他們被壓迫與被侮辱的社會地位決定了他們既不敢像幹部子弟那樣肆無忌憚，也不可能那樣殘暴。他們至多不過是在夾縫中找到了生存，根本沒有條件走向老紅衛兵所特有的那種極端。基於這種原因，在他們身上所顯現的這種暴力傾向大部份存在於派系之間的「群體」武鬥中，而較少針對個人的迫害。共產黨社會並沒有給與出身不好的人作為個體表達存在的可能。遇羅克的遭遇是一個典型的結果。
然而，這卻不等於說，他們是無咎的。王友琴的筆沒有放過任何沒有人性的事情，不僅幹部子弟，很多所謂造反派的人也常常對她的記述感到非常不舒服，甚至反感。對此，我自己也深有體會。
（待續）
2004年8月20日於德國埃森初稿，29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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