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3日訊】市場轉型、精英政治化與地方政治秩序
一、社會抗爭：經濟發展抑或政治發展的外在性結果
二、精英政治化：精英崛起的模式
三、精英政治化與社會抗爭的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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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精英政治化：精英崛起的模式
當代中國社會精英的發展大致在1949年和1978年經歷了兩次斷裂。1949年之前，知識精英、經濟精英與文化精英[1]的發展呈平行演進態勢，儘管始於晚清的民族國家建設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文化精英的影響力，但總體上精英的力量並未受到根本打擊。1949年之後，由於革命將階級鬥爭觀念引入了政治生活，社會精英的地位和命運必須取決於政治力量的安排。社會主義改造首先完成了對紳士階級（梅斯納，1986年）和舊經濟精英的革命，知識精英則因現代化建設的需要而暫時地獲得了生存空間。但知識精英的整體衰落在革命與建設的矛盾邏輯下是不可避免的，“紅”與“專”相比，後者無疑要服從前者的需要。
1978年以來，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帶來了社會資源的急劇流動，與革命後進行的社會改造一樣，其流動的範圍是全面的、資源分割的強度是前所未有的；所不同的是，革命造成的資源流動方向是由社會流向國家，而1978年以後的改革造成的資源流動方向則相反，因此而産生的社會大變革是任何人都無法否認的事實。當代中國精英的崛起在90年代得到了合法的發展空間，他們幾乎是在一夜之間陡然出現在中國的社會生活中。“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首先在意識形態上寬鬆了精英成長的社會文化環境，緊接著，1994年市場經濟獲得了合法地位，它爲精英的成長提供了制度環境。儘管官方文件和學術話語較少使用“精英”一詞，但是，擁有大量經濟財富、享有較高社會地位和具有較高文化水平的群體和亞群體的存在，表明精英社會正逐漸成型。
在社會結構方面，隨著財富聚集和佔有的迅速分化，社會分層現象演變得十分劇烈，社會結構越來越趨向於兩極化。從社會學角度來看，社會結構的兩極化必然導致社會的不平等和社會秩序的失控，而壯大中產階級的數量、擴大中産階層的比重，則是改變兩極化社會結構的重要途徑。筆者以爲，社會結構的兩極化還不足以解釋中國社會發展的深層次問題，尤其是社會抗爭問題。事實上，當代中國社會發展過程出現的各種失范現象並非完全由社會兩極化結構所引起，而是由於社會結構中精英角色喪失其社會和政治功能所致，單純從社會兩極化狀態並不能直接推導出社會抗爭加劇這個結果。
當代中國社會精英的成長模式可被稱爲“精英政治化”，這種成長模式是精英功能喪失的主要原因。一般而言，精英政治化有兩個取向：精英接近政治和政治吸納精英。精英接近政治和政治吸納是所有國家政治現代化的目標。熊彼特等認爲，沒有精英參與的政治談不上民主政治，民主的本質就是精英政治，因此，精英主動接近政治體系是民主化的前提。另一方面，傳統國家政治現代化的一項重要目標就是能夠建立起吸納精英特別是地方精英的制度（亨廷頓，1968年）。但是，精英政治化在當代中國發生了畸變，它形成的是一種政治精英和社會精英相互依賴而不是相互制約的權力關係，精英博弈的目標是如何將公共權力私有化。
當代中國社會精英的成長模式離不開中國獨特的制度環境。在經濟領域，國家一直努力試圖在計劃體制上嫁接市場機制，但是，由於制度變遷中的“路徑依賴”，市場體制的建立總是擺脫不了傳統制度的制約和影響，從而形成了兩種制度共生的轉型形態。中國轉型形態的制度既有市場的特徵又有計劃的特徵，同時它又不是原生的計劃和市場。這種制度形態決定了精英獲得財富的方式是一種不完全意義上的市場行爲，也是一種不完全意義上的計劃分配。在精英成長的現實環境中，他們大多選擇利用再分配權力獲得財富，因此，當代中國社會精英的成長模式是一種“政治依附型積累”，經濟行爲與政治權力的依附連帶十分緊密（瑪麗亞·喬納蒂，1997年）。
在政治權力仍然支配著社會資源獲取的情況下，地方經濟精英的成長無法割斷與政治之間的關聯性，這種關聯性的存在是以資本與權力的互惠關係爲前提的。對經濟精英而言，權力可以加速資本的擴長；而對地方官員來說，通過出讓權力而獲得利益上的回報則是爲官致富的捷徑。大量研究結果表明，當代中國市場轉型的特質即權力介入，由於市場化轉型是作爲一項國家政策開始實行的，政策不僅影響到什麽人能從制度變遷中獲利，而且可以決定誰獲利最多（Andrew Walder，1996年）。90年代，隨著國家給予地方政府更多的經濟支配權，幹部與經濟精英的互惠關係變得越來越緊密。
在當代中國，地方社會中資本和權力的互惠關係主要通過兩種方式進行。一種是所謂的“穿紅衣”、“戴紅帽”，國家正式將政治榮譽甚至職位授予經濟精英，將他們納入到政治體系中來。在河北清河縣，私營企業老闆連續3年累計納稅超過100萬元，就可以得到一個副科級幹部職務，該縣目前至少有近10位私營企業主到清河縣法院、勞動局等部門擔任領導職務；而吉林省江源縣1993年就出臺政策，凡年利稅50萬元或扭虧50萬元的私營企業主，可直接錄用爲副科級公務員，近10年來，先後有25個私營企業主被提拔爲副鎮長。據《瞭望新聞周刊》報導，這兩地被破格選拔的私營企業老闆當上公務員後，多數並未放棄其企業的經營權或仍在企業兼職，即同時擁有“官”和“商”兩頂帽子[2]。如此則因商而官，官助商興。
另一種方式是裙帶主義的關係網絡，經濟精英在諸如准入證（經營權）、稅收、專案獲得等方面依靠地方政府中的私人關係，而官員們則通過這些經濟精英爲自己謀利（Richard Baum and Alexei Schevchenko，1999年）。1993年全國私營企業調查資料顯示，在私營企業主來往最密切的朋友中幹部占三分之二，在私營企業主來往最密切的親戚中幹部占二分之一；而私營企業的規模越大，企業主交往最密切的朋友和親戚中幹部的比重也越大（李路路，1995年）。
顯然，經濟精英這樣融入政治的過程實際上是形成了一種經濟精英對政治的依附關係，進而産生了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之間權力與資本的置換模式，兩者間的互惠關係從而進入穩定狀態。在這種模式裏，經濟精英資本積累的速度往往依賴于他們與幹部的互惠關係的深度，而不取決於經營者真正的經濟競爭力。因此，經濟精英的成長缺乏自我生存的社會空間，國家制度倡導的精英吸納之結果是市民社會和公共空間力量弱小並且日益邊緣化，這既影響了社會的發展也制約了政治變革，還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政治發展的方向，導致政治與社會衝突的加劇。
原載當代中國研究 [2004年第2期（總第85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