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4日訊】澳洲華裔經濟學家楊小凱英年早逝，海內外華人以各自的形式展開了悼念活動，他的思想主張反而比他生前得到了更廣泛的傳播。在印象中近年來似還沒有哪一位華裔學者能享此哀榮，究其根源，除了楊小凱的偉大人格、學術成就及世人對他英年夭折的同情之外，多少也折射出一種深深的惋惜：楊小凱若暇以天年，一定是最有可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華裔學者。人們已經將他視爲一位准諾貝爾獎獲得者了。興許因爲華裔學者在這方面的空白，楊小凱聲譽之隆，即便是換了一個普通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也未必能與之比肩。
事實上，楊小凱已經位列世界頂尖的經濟學家行列之中，所以他去世的損失絕不僅僅限於中國或華人社會。說起來，中國社會、中國人對於世界文明和人類發展，在過去半個多世紀中似乎很少見到如此突出和全面的貢獻，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他的貢獻就愈顯其重要，難怪海內外華人竟然能摒棄政治上意識形態上的分歧對壘，異口同聲地讚頌起楊小凱來了。楊小凱對天下中國人，似乎具有了一種罕見的凝聚力——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楊小凱是幸運的，如果當年他沒有出國，而是留在國內，即便在某個大學當上教授，可能不會有後來那麽大的成就；如果當年在中共的監獄裏，坐穿牢底，甚至象遇羅克、林昭、張志新那樣被拉出去斃了，那就空有一腔熱血，縱然是五百年才出一個的絕世奇才，也定然是“空悲切”。毫無疑問，出國對於楊小凱是一個生命的轉捩點、是他開創事業的開端。他與許多出類拔萃的知識精英們一樣，在中國大陸僅僅是一條蟲，唯有離開中國才得以變成一條橫空出世的飛龍！
這就回到了一個老問題：從楊振寧、李政道、丁肇中、李遠哲、朱棣文、崔琦、高行健……一直到楊小凱們，何以那些已經獲得或將要獲得諾貝爾獎的華裔學者，都是到了海外以後才建功立業？儘管華人習慣上將其稱爲“中國學者”並引以爲傲，實際上他們都已經加入了外國籍，是地地道道的外國人。無獨有偶，由於1980年後中國法律不再承認雙重國籍，在楊小凱等知識精英加入外國國籍之時，“即自動喪失中國國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第九條）……面對這些華裔學者，中國政府實在是無地自容的。
讀書人以所學的知識報效國家，乃是中國文化源遠流長的一個傳統。然而，中國社會竟無法爲這些學子提供讀書學習作研究的起碼環境條件，逼使他們爲了追求知識真理，不得不遠走他鄉，客居異國，含辛茹苦地生活在一個與自己母語文化截然不同的環境裏——這是中國、中國政府對這些學子“不仁”於先；而當他們爲了保持學術科研的自由環境，而決意加入所在國的國籍、甚或融入當地的主流社會之時，中國又逼使其自動放棄原有的國籍，幾乎等於將其拒之門外，這顯然在人性和道義上都站不住腳的，更近乎“恩斷義絕”。
國內民間學者曹思源在今年兩會提出的“修改憲法的十大建議”中，有一條是要求憲法“承認雙重國籍”；海外政治學者吳逸夫也不無感慨地指出：“中國政府比世界上任何政府更沒有必要禁止多重國籍；因爲她類似小凱先生這樣爲了更好爲中國服務而選擇其他國籍的忠誠兒女遍於世界。中國政府應該給他們爲故國貢獻才智提供最大的方便，至少沒有必要主動在他們選擇其他國籍時否認他們的中國國籍。” 楊小凱，這位畢生都在探索“中國向何處去”答案的學子，無論從他非凡經歷還是從他豐碩的研究成果看，乃是最有資格獲得中國國籍的人！
當務之急要改變中國對知識人才成長“不仁不義”的社會環境和法律制度，我們乃至我們的後人紀念楊小凱，再也沒有比這更好的法子了。在一時無法改變社會環境的情況下，至少也應該廢除、修訂將精英人才拒之門外的法律規範。在這裏冒昧提一個建議：請各位紀念楊小凱的專家學者和各界朋友，積極回應曹思源得倡議，以各種方式來推動中國修改國籍法，以法律正式承認並保障雙重國籍。這方面，香港臺灣均已有現成的經驗，值得借鑒。
就像孫志剛事件迫使中國廢止收容審查條例一樣，如果楊小凱之死能促使中國修改法律承認雙重國籍，這對於伸張公民權利，促進憲政民主改革，使中國社會進一步融入世界文明，有不容低估的意義。這幾乎也是對“中國向何處去”的一個積極回應。“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但等新的國籍法通過之時，大家再聚首，告慰楊小凱的在天之靈，並追認其“中國國籍”，讓他得以中國國籍的經濟學家留名中國經濟學史冊！
──轉自《自由亞洲電臺》(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