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日訊】(美國之音記者齊之豐8月2日報導)在過去十五年裡，中國經濟保持了高速增長，與此同時，中國的社會抗議事件也出現大幅度的增長。官方數字顯示，僅僅去年就出現了五萬六千起公開抗議事件，大大高出1989年六四天安門抗議運動前的數字。分析人士認為，公開抗議導致的中國社會動盪對共產黨政權構成了新的挑戰。
*譚睦瑞：許多中國人喪失生活穩定性*
從各種統計數字來看，在過去的十五年裡，中國人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既然如此，中國的社會抗議事件為什麼不是大大減少，凡而是大大增加了呢？美國公共政策研究機構蘭德公司的資深政治科學家譚睦瑞說：「的確，大部分中國人現在的生活比十五年前或二十年前好了。但是，也可以說，很多中國人的生活並沒有好起來。很多中國人看到，他們先前長期享有的那種穩定的生活被經濟改革所瓦解。以前人們的工作終生有保障，退休金、住房都是有終生保障的。但是，現在他們不能享有這些了。這是導致社會不穩定的一個主要因素之一。」
曾經在中國留學的譚睦瑞博士最近根據中國的一些內部和公開出版的文件撰寫了一份研究報告，指出中國公安部門的資料顯示，中國公開抗議事件不但數量迅猛增加，在1993年到1999年之間增加了百分之二百六十八，而且規模增大，組織得更好，讓中國公安部門難以對付。
*余傑：群體性抗議與經濟發展不平衡有關*
在北京的社會評論家余傑認為，中國目前群體性抗議事件的急劇增多，在很大程度上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有關。他說：「我覺得，我們很難用一種說法，比如說，所有的中國人生活水平都比原來提高了。我覺得，我們要根據不同的地圖、不同的階層來看，來分析。就我觀察來看，我覺得大部分中西部地區的農民和一些大工業城市的工人，幾萬工人的國營工廠破產，他們失業，沒有任何醫療保險、養老保險。」
余傑說，這些失去基本生活保障的不幸的人在中國有幾億，他們的生活水平比十五年前、二十年前不僅沒有改善，甚至還在下降。因此，他們理所當然地要進行抗爭。
余傑說，即使在沿海的經濟發達地區，許多人成為所謂的中產階級，這些人也沒有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變得對政府更順從。他說：「這樣的一些人，自己的經濟地位改善提高了之後，相反，他們會在自由、在個人權利方面會提出更高的要求。當這些要求受到阻礙以後，他們也會選擇各種各樣的方式來進行抗議。」
*譚睦瑞：經濟增長不能消彌社會抗議*
中國領導人反覆強調經濟發展的重要性，認為經濟高速發展，就業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是對社會抗議、社會動盪進行釜底抽薪的不二法門。但是，美國蘭德公司的譚睦瑞博士說，來自中國的各種統計資料顯示，在過去的十五年裡，無論是經濟增長、經濟衰退時期，還是經濟復甦期間，中國的公開抗議活動都在大幅度增長，從而顯示中國領導人那種經濟增長是消彌社會抗議的最佳途徑的想法是沒有根據的。他說：「隨著中國更加對外開放，隨著人們更加有知識，對新聞媒介有了更多的瞭解，很多人變得比以前在政治上更自主自信、更願意公開表達伸張自己的觀點，公開表達跟政府觀點的分歧。這並不是反常的。在幾乎所有跟中國這樣迅速發展的國家，我們都觀察到這種現象。」
譚睦瑞博士在研究報告中指出，中國公安部門的研究人員和執法人員現在越來越多地採用社會科學的觀點而不是對敵鬥爭的觀點來看待、對待社會抗議事件，承認大部份抗議事件是事出有因。他引用上海公安學院學報發表的一篇論文說，上海百分之五十五的抗議事件可以歸因於企業管理人員的非法活動。(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