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日訊】“密友資本主義”背景下的社會衝突：當今中國的貧困和暴力
一、“密友資本主義”下的社會兩極分化及其政治後果
二、制度型貧富差別的非正義性及其成因
三、對貧困者的結構性暴力和貧困者的暴力
四、通過憲政民主制度的建設來化解社會衝突
【注釋】
冷戰結束後，對全球化持樂觀態度的人曾預言，自由市場和民主政治必然把世界帶入繁榮和平的時代。去年，美國耶魯大學教授蔡美兒(Amy Chua)出版了一本書《著火的世界：輸出自由市場民主是如何造成種族仇恨和全球動蕩的?》，對上述樂觀看法提出了質疑，而蔡美兒本人在此書中的觀點也引起了許多討論。
蔡美兒認爲，全球化匆匆將自由市場制度引入一些發展中國家，迅速擴大了原有的貧富懸殊，埋下了社會動亂的火藥，而缺乏憲政法制和公民政治文化基礎的民粹式民主則隨時都可能將之引爆[1]。蔡美兒是哈佛大學法學博士，在華爾街當過律師，現任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她認同市場，認同民主，雖然抨擊全球化在世界許多地區造成的災難性後果，但卻無意參加反全球化的合唱。她既不同於《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裏德曼(Thomas Friedman)那樣的全球化樂觀派，也不同於對全球化決不說好的攻擊者。她對當前全球化的主要問題有所批評，但對未來全球化的成功又有所期待。這使得她象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裏茲(Joseph Stiglitz)[2]那樣，成爲全球化的批評者，而不是反對者。蔡美兒曾參與墨西哥電訊業的私有化轉制，她承認自己在90年代是醫院、學校、交通道路等私有化的支持者。但今天她看到了急速私有化的惡果，她同意一家墨西哥報紙的批評意見：“私有化的贓物成就了13家千萬富翁，而其他近800萬墨西哥人卻象被戰爭蹂躪過一樣，陷入越來越深的貧困[3]。”
一、“密友資本主義”下的社會兩極分化及其政治後果
經濟全球化和它在一些國家中所推動的私有化，的確提升了某些經濟指標數（如工資的提高、商品的豐富等)，但這些改善卻也付出了沈重的代價，如普遍的社會結構性腐敗、生態的急劇惡化、生活費用的大幅上漲、基本的福利保健和教育轉嫁到個人和家庭等等。在許多國家裏，私有制轉型過程中的權金勾結、違法謀利、行賄受賄和裙帶關係使得那些能從中得利者急劇暴富，斂聚了巨大的財産，成爲主宰市場制度的少數人。蔡美兒所觀察的這種初級市場系統其實不是現代西方國家的自由制度，而是出現在極爲缺乏民主傳統的國家中的、以權金勾結爲特點的“密友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市場系統[4]，“密友資本主義”就是以政治權力爲中心的關係網資本主義。
在蔡美兒所觀察和分析的國家裏，暴富的少數和貧困的絕大多數間是按種族區別來劃線的，她稱這樣的少數爲“主宰市場的少數族群”。比如，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大部分東南亞國家在世界銀行稱之爲“全球化第三次浪潮”的潮湧中實行了市場經濟，私有化成爲最核心的內容。市場化的過程造就了大量有能力的企業家，同時也導致了嚴重的貧富不均現象。以印度尼西亞爲例，印尼的華人總數只占全國人口的3％，但其財富卻占整個國家財富的70％。除了原來的蘇哈托家族之外，印尼的億萬富翁和大型企業主都是華人。拉丁美洲發展中國家的情景也是一樣。玻利維亞在20世紀80和90年代間開始實行全面私有化和自由市場經濟，結果産生了富有的白人群體。同樣的現象在世界各地均有表現，如俄羅斯的猶太人和喀麥隆的伊博人等。
自由市場經濟在造就暴富少數族群的同時也造就了貧窮的多數族群，後者往往是那些發展中國家的本土族群。雖然市場經濟可能提高貧窮多數者的絕對生活水平，但與那些迅速暴富的少數者相比，前者的相對生活水平卻下降了。一個社會中貧富差別越大，它的分配正義問題也就越嚴重。分配正義所涉及的不只是物品和金錢的多寡，而是社會成員之間團結的基礎。一旦這個基礎遭到破壞，社會群體就無可避免地分裂爲相互對立、相互敵視、甚至相互暴力衝突的集團。
隨著這些國家引入民主體制，一人一票的選舉成爲其民主化的基本標誌，票箱民主使多數人的意志得以左右國家的政治權力。這給了貧窮落後的多數群體一個極好的機會，讓他們將自己的代言人選爲國家領導人。正像蔡美兒在書中所說的那樣：“市場將財富（往往是驚人的財富）集中在少數族群手中，而民主則增強了貧窮落後的多數族群的政治權力。在這種情況之下，推行自由市場民主就可能成爲災難性民族主義的動力，很容易使衆多失望的‘本土人’在追求選票的政治家的鼓動之下，奮起反抗他們仇視的富有少數族群[5]。”
多數人的政治權力和少數人的經濟財富這二者間的對立不僅會導致種族衝突，而且很容易造成整個全國性政治動蕩和社會失序。市場和民主的衝突往往會造成三種強烈的破壞性反彈。第一種是要求停止市場化改革。例如，在俄國和一些前東歐國家，由於普通的高失業率、貧困和喪失各種先前由政府提供的福利保障，出現了對現有經濟秩序的怨憤，甚至還出現了對舊時代國有經濟體制以及專制政治制度的懷念。第二種是開民主的倒車。不久前在委內瑞拉出現了反對民選總統切維斯(Hugo Chavez)的政變，這是因爲切維斯的國有化計劃威脅到了石油豪富的利益。反切維斯的政變看起來是由石油工人的罷工爲前奏，實際上在背後操控的卻是那些代表主控市場的少數富人利益的石油巨頭。第三種是仇富和殺富。印尼和菲律賓一波又一波的排擠和殺害華人的浪潮，俄國出現的針對猶太企業家的迫害，津巴布韋總統莫加比所動員的沒收白人農場運動，都是現實的例子。
市場和民主的衝突中最具暴力破壞作用的便是絕大多數貧困者對富人的仇恨。窮人對富人的仇恨自古便有，但是全球經濟體制下的自由市場正在前所未有地擴大貧富的差距，也正在前所未有地加深這種仇恨。不僅如此，全球範圍內的票箱民主機會使得大多數窮人對少數富人的仇恨有了前所未有的公開表現機遇和空間，也使得這種仇恨前所未有地增加了它的暴力傾向。
原載當代中國研究 [2004年第2期（總第85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