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日訊】朋友楊小凱去世，令我深感悲痛和惋惜。小凱是我普林斯頓大學的同學，創建中國留美經濟學會的夥伴，追求民主化、自由化的戰友。小凱一生中曆盡艱辛，他的獨特經歷，映照了當代中國的劫難與希望。
我是一九八三年進普林斯頓大學研究院時認識小凱的。我們兩個是普大經濟系最早的大陸學生。小凱文革時坐了十年牢，出獄時已經三十歲，沒有上過大學，是靠自學在國內經濟學界嶄露頭角的。經過鄒至莊教授的特別推薦，小凱得以到普大就讀，但他在英語及正式基礎教育方面的準備，都多有欠缺。小凱的應對辦法，就是廢寢忘食、鍥而不捨。那時普大的聯誼、娛樂活動，他幾乎從不參加。一年後他的妻子小娟攜幼女來到美國，可小凱仍是潛心攻學問，置家事於度外。對此小娟有時很生氣，但小娟也理解小凱的難處，氣完還是照樣全力支持他。小凱天賦超人，經過幾年的拼搏，終於順利地獲得了博士學位。這時的小凱雖然仍有許多不適應、被誤會之處，他在學術研究上倒是已經通了門道。小凱到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任教不久，就在第一流的學術刊物上發表了多篇論文，比我們班上的多半同學超前了許多。不久他又一連撰、編了多部學術著作。原先對他的學術潛力持懷疑態度的教授和同學，後來也心悅誠服了。
到普大後，小凱和我都很關心國內經濟改革的進展，也希望能參與其中，但剛開始顧不上做什麽。一九八四年夏小凱和我一起到世界銀行實習，期間聯絡到一批在其他學校讀經濟及管理的留學生，逐漸形成了創建一個留學生經濟學專業學會的想法。小凱當時是靠美國福特基金會支援在普大讀書的。八四年年底，我們就借這層關係到紐約，向福特基金會蓋納先生講了我們創建學會的想法。蓋納非常支援，很快就批給我們一筆七千五百美元的學會創建經費。此後，我們一方面進一步聯絡同專業的留學生，另一方面反復商量了新學會性質、功能、架構與活動，並爲此廣爲徵求意見。小凱憑著在國內觀察、參與各種組織的經驗，提出了很多切實可行的辦法。由於有這番共同努力，八五年五月學會在紐約中國領事館正式成立時，我們得以拿出一個較完善的方案。這個完全非官方的“中國留美經濟學會”成立會吸引到五十多名留學生出席，在當時轟動一時。我擔任學會首任會長期間，凡事也仍找小凱商量。值得欣慰的是，小凱和我等人近二十年前創建的這個學會，獲得了廣泛的肯定與支援，至今仍在祖國的現代化進程中發揮著獨特的積極作用。
一九八六年底國內發生學潮，不久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被開除黨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被迫辭職，多年未見的大批判語言重返媒體，海外學人聞之譁然。爲了明確地表達大家的不滿情緒，小凱、我和同在普大讀書的李少民很快就與哥倫比亞大學的謝文、史天健以及康乃爾大學的王紹光聯絡，商議起草了一封致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公開信，並立即開始徵集簽名。小凱憑著他罕有的政治經驗和全局眼光，在確定行動計劃的過程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十幾天之內，這封信就徵集到上千留學生的簽名。這個簽名信，是留學生首度集體表達“不同政見”，當時被人說成新的“公車上書”。據後來瞭解，國內的內參對簽名信有詳細報導，新任總書記趙紫陽二十幾天後就爲“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喊煞車，與我們的簽名信有直接關係。和後來的八九民運一樣，八六、八七年的學潮、簽名信也對當權者形成了壓力，逼迫他們作出了讓步，從而推動了社會的進步。同樣值得欣慰的是，小凱和我等人爲形成這種壓力貢獻了一己之力。
小凱去澳大利亞後，由於我有很長一段時間脫離了學術界，加上自己身體一直不太好，與小凱之間的聯絡就少多了，也沒能最後向他道別，爲此我感到十分遺憾。
小凱如此早逝，我相信與他的牢獄之災很有關係。在《牛鬼蛇神錄》中，小凱生動地描述了他當年所處的惡劣環境。小凱不但活過來了，而且在學術上多有貢獻，這是他艱難人生中幸運的一面。但以小凱的天賦和毅力，如果沒有專政機器的摧殘，他的成就真會輝煌得難以想像，他的生命也不至這麽快結束。改革開放二十餘年來，祖國取得了很大進步，但毛澤東遺留下來的那部專政機器仍在摧殘和恐嚇象小凱一樣不願做奴隸的人。結束一黨專政，讓新一代能在自由、光明的環境中成長，是我們生者的責任，我相信也是小凱的遺願。
──轉自《北京之春》2004年8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