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7日訊】索爾仁尼琴仁尼琴，俄國作家。1945年因爲在通信中批評史達林而被勞教8年，1953年刑滿釋放。1956年恢復名譽。1962年，發表《一天》浮出水面，赫魯雪夫被廢黜後，開始遭受打壓迫害。1970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1973年，在巴黎出版《古拉格群島》，用古拉格的亡靈起訴蘇聯當局，正式揭開鐵幕後勞改營的黑幕。1974年，被逮捕並被驅逐處境，被迫流亡西方。1994年，回國至今。
袁紅冰，中國著名的自由派法學家、現任貴州師範大學法學院院長。1989年，組建教師組織–『北京大學教師後援團』，支援民主運動。1990年出版《荒原風》，系統否定官方哲學辯證唯物主義。1992年主編<<歷史潮流>>，反擊極左潮流，遭查禁，此後，多次召集衆多知識份子，召開反極左思潮大會，要求爲六四翻案。1993年，爲抗議北京大學校長吳樹青以政治壓抑學術自由，進行個人靜坐示威；1994年被秘密逮捕，罪名爲“企圖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當天即被押送到貴州省，半年後獲釋，但不得離開貴州，終身流放在此。現任教於貴州師範大學。於今年7月21日以貴州省法學代表團團長的身份帶領代表團到澳大利亞訪問期間，向澳洲政府提出政治避難的申請。
索爾仁尼琴與袁紅冰，身處異國、相隔萬里，是什麽將他們聯繫在一起呢？將他們放在同一座歷史天平上的不僅僅是二十世紀中俄兩國所遭受的幾乎雷同的浩劫，也不僅僅是由於他們倆之間的某些相似經歷–極權制度的酷烈迫使反抗它的人只有一條路可走。我想，更重要的是他們爲自己所選擇的人生道路和寫作方式–用自己的文字也用自己的存在昭示著極權社會中寫作和生活的另一種可能性–決不於罪惡同流合污，決不接受一句謊言，正如索氏自己所說的那樣，『即使謊言鋪天蓋地，即使謊言主宰著一切，也要做到一點，決不讓謊言通過自己興風作浪。』
對於他們來說， 寫作是一種召喚一種見證，是一個誓言一個承諾 ，當然更是一種抗爭。在他們的頭頂上，除了有燦爛的星空和閃爍的真理，還有亡靈的目光。他們回憶的不僅僅是自己的慘劇，也是古拉格中千千萬萬同胞的慘劇；他呼喊的也不僅僅是自己的困境，而是千千萬萬同樣被暴政所折磨的人類的困境。因此，當索爾仁尼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候，他聲明這不是自己一個人的獲獎，而是千千萬萬挺身反抗暴政的人以及無辜被暴政吞噬的人的獲獎。
要想在《1984》和《動物莊園》的國度從事對於暴政來說『釜底抽薪』的寫作首先就必須把自己變成一條深水魚，索爾仁尼琴是這樣，袁紅冰也是這樣。
他們的文字屬於『地下文學』，他們的寫作屬於『地下寫作』。那所謂的『地下寫作』是一種怎樣的寫作呢？
在索氏的自傳中，有這些驚心動魄的細節：『不檢查一下是否一切都藏妥當了，不想好如果夜間有人叩門我該做些什麽，我是不會睡覺的』『不能讓隱蔽的‘原子’從住所裏跑出去，連一時一刻也不能允許任何人關注的目光。工作中身處同事之間從不表現自己有廣泛的興趣，而總裝出自己對文學一竅不通。此外，生活中每走一步都會遇到各級領導和所有機關的妄自尊大、粗暴愚蠢和貪婪心理，有時候雖然有可能通過正中要害的控告和當仁不讓的反訴澄清某種事情，可我從不允許自己這樣做，絲毫不爲鬧事、鬥爭之類所動，只求做一個典型的蘇維埃公民，即在任何恣意妄爲面前總是俯首貼耳，對任何愚蠢行爲總是心安理得』『整整十二年，我平靜地寫個不停。只是到了第十三年時才戰慄了。這是一九六○年的夏天……我有一種漲滿感，構思和行動失去了輕鬆……我已經對保守秘密感到了厭倦。』
在『地下寫作』方面袁紅冰幾乎和索氏相同的生命體驗，只不過代價更爲慘痛，方式略有不同。八十年代，因爲有胡耀邦和趙紫陽，政治環境相對寬鬆，甚至一度出現民主變革的曙光，只是六四槍聲一響，這一切都隨著『血雨腥風』而飄逝。真正的挑戰則在1994年被逮捕之後，秘密警察搜獲到袁一生全部著作的手稿和軟碟， 袁紅冰後來回憶說，『我從少年時期就作爲一個知識青年的流浪漢，我覺得我的心已經堅硬到足夠抵抗任何打擊。但是在貴州省的第一次審訊時，當我得知《自由在日落中》手稿已經落了他們的手裏，所謂20年的心血全部毀於一旦，情何以堪？人何以堪？從審訊室回到關押我的地方，我真是痛不欲生，簡直自己就像是行屍走肉，不知道做甚麽好。我經過20多年構思完成的小說就像我的兒子，我有他突然被殺死這樣一種感覺。在牢獄中經過了三天痛苦之後，我就決定一定要想辦法重新寫出這本小說，只有如此才能對得起在暴政下死去的美麗、自由的蒙古族青年。』
因此，準備『將當局對他的審判，變爲對思想專制的審判，變爲對專制法律的審判，爲中國自由民主運動贏得道德榮耀，對中國人格的墮落進行青銅色的抗議』的袁紅冰只能向中共屈服了，忍辱接受了當局的釋放條件，被貶貴州。於是，在貴州，這個古流放地的連綿陰雨中，袁紅冰開始了重鑄《自由在落日中》的過程。 儘管黑牢生活的精神和肉體摧殘，使他容顔憔悴，病體支離，但是，袁紅冰沒有一天中斷過近乎瘋狂的秘密寫作。在這方面，袁紅冰的『地下寫作』比索爾仁尼琴更爲偉大和永恒，因爲索氏無論如何都只是一名普通勞改犯，當局不可能對他注意太多，而袁紅冰則不同，儘管被釋放，中共安全部門對他並不『放心 』：竊聽電話，在學生和鄰居中安插告密者，定期地向安全部門彙報袁的行爲，後來袁紅冰回憶了怎樣在秘密警察對他這個“帝國要犯”密如蛛網的監視下從事寫作，『我一般是□晨2點起床，窗簾用的是那種厚厚的一種，不能有縫隙，以防對面樓上監視我的人發現，開始寫作到早上8點，然後喝一杯濃濃的咖啡，再去上班。有時晚上寫作是在外屋開上電視機，電視的聲音開得很大，讓他們覺得我在看電視，然後我就在裏面很小的一個屋子裏寫作。』
其實，無論是索爾仁尼琴還是袁紅冰，並不害怕古拉格和死亡，只是對突然被剝奪自由與記憶的權利–被搜去那最令敵人害怕的東西感到恐懼。當年在克格勃特務們陰毒的目光下，索爾仁尼琴義無反顧地宣稱道：『我不屬於我自己，我的文學命運也不屬於我個人的文學命運，而是所有那千百萬人的命運，他們沒來得及寫完、低聲說完、用喑啞的聲音訴完監獄裏的命運，和自己過於遲了的勞改營中的發現』。同樣的，對於袁紅冰來說，『我的少年時期都是在內蒙古度過的，當時正是文化大革命時期，和我一起成長起來的蒙古人，他們美麗自由善良的生命，都在這次浩劫中失去了。他們死掉了、被摧殘了、消失了。他們的死、他們那種慘痛的經歷，深深的震撼了我年少的心靈。在我19歲的時候，我向著內蒙古的蒼天和大地發誓，我一定要讓他們的生命、它們的靈魂在我的小說中復活。我一定要讓他們苦難的經歷轉化成自由的哲理和生命的史詩。這是我對我的良知必須承擔的天職，於是從19歲開始寫這本小說，蒙古人所遭受的摧殘，也就是當時共產黨當局對蒙古人所犯下的種族滅絕罪。以這個爲背景撰寫小說，一直是我的一個最主要的事業 』，『我向來認爲中國人民所受的包括藏族人、漢族人、也包括蒙古族人，他們所遭受的重重苦難只有轉化成自由的哲理、生命的史詩，他們才能成爲精神價值，人類才能從這種精神價值中得到真正的教訓。也只有上升爲自由的哲理、生命的史詩，他們才能成爲整個人類文化不可缺少的組成部份，他們才會有價值，否則他們就會淹沒在人類歷史中，被人忘卻，那些血就白流了。』
於是，爲了“古拉格群島”上的千萬條冤魂，爲了幾代人命運的真相終見天日，爲了替自己的民族保留一副不說謊的大腦–他們必須沈潛、忍耐，必須以數倍于常人的機警和靈敏學會隱蔽，捍衛生命就是捍衛記憶。太多太多記憶被扼殺遭背叛和告密的醜劇，讓他們變得更成熟更富有“地下經驗”了，爲了迷惑權力者的嗅覺，他必須讓身體散發出庸俗的氣味，必須裝出不要尊嚴的臣服樣子，因爲–過早和輕率地顯示力量就等於出賣力量。
當然，秘密如果永遠是秘密，那它就沒有任何實際的意義了。1973年，《古拉格群島》終於在巴黎出版了，西方民衆逐漸通過這部宏偉而悲壯的交響曲瞭解到蘇聯國土上像癌細胞一樣泛濫的奴隸集中營的真相，一度左傾的西方知識份子們也終於放棄了對共産主義烏托邦最後的依戀，由此，蘇聯這個『邪惡帝國』的罪惡被永久地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由此『古拉格』一次成爲了共産主義罪惡的代名詞，如同『奧斯維新』代表了法西斯的殘暴。隨著戈巴契夫『公開性』政策的推行，《古拉格群島》也終於從隱匿到傳抄再到出版，『宛如一顆破土而出的種子，頂開了給城牆奠基的那塊最沈重、也最頑固的磚頭』。最後，帝國回歸歷史的港灣，歷史終結了。我始終堅信，發生在索爾仁尼琴身上的這一切，總有一天也會在袁紅冰的身上得到重演，不可一世的中共獨裁者也終有坐到歷史審判台的時候，袁紅冰也會像索氏一樣，親眼目睹紅色帝國如何像紙房子一樣坍塌，正如索氏自己曾經預言的那樣，『一旦謊言消失，暴力也隨之裸呈，衰弱、無能，一觸即潰』。『那一天』離我們並不遙遠。
人類在20世紀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如何面對極權主義,以及極權下的人們如何擺脫奴役，如何保持自身的健康與完整。自由是那樣的遙遙無期，我們又如何渡過漫漫雪夜。當我們失去自由和尊嚴的時候，我們還剩下些什麽呢？我們怎樣才能夠讓自身脫離那個“系在腳趾上的號牌”呢？ 索爾仁尼琴與袁紅冰的故事則給我如下啓示：當現實的邪惡和殘酷超越了我們的想象力的時候，當我們被剝奪的一無所有的時候，我們就只能通過寫作來自我救贖了，這時候文學的意義就在於記憶和呼喊。文學是心靈與心靈的撞擊，是生命與生命的交融。文學不應該是政治家客廳裏的花瓶，也不應該是貴婦人裙裾上的花邊。偉大的文學應該是極權主義的克星，應該向讀者昭示什麽是真實、什麽是善良、什麽是美，它應該喚起人們麻木的尊嚴感和即將熄滅的希望。文學應該承擔起捍衛記憶、揭示真相的神聖使命。只有保存了記憶，才能保證災難不再發生；只有揭示了真相，才能確信屠殺不再重演。這樣的文學，就如同黑暗中的螢火蟲，她們的光芒儘管看上去十分微弱，卻是茫茫無盡的黑暗中的唯一的安慰。有了索爾仁尼琴和袁紅冰們的存在，極權者就不能如它所想象的那樣，在這個世界上爲所欲爲、肆無忌憚。他們的存在也時時刻刻警世著黑暗：你的末日即將來臨。
當然，也許有人懷疑：文字的力量真的有這麽強大？真的能敵的過秘密警察，敵的過坦克和鐵絲網？文學真能像破冰船劃開冰面一樣戰勝邪惡嗎？每每遇到這些疑問，我都會想到德國作家君特·格拉斯說過的一段話，『文學的生命長過絕對的統治者、神學或意識形態的教條、一個又一個的獨裁政府；審查制度一再被解除，言論獲自由。文學的歷史有一部分是書籍戰勝審查制度的歷史，作家戰勝權勢者的歷史。因此，在最壞的時代，文學都永遠葆有一位盟友：未來。義大利小說家西洛內和莫拉維亞、德國戲劇家布萊希特和小說家德布林的生命比法西斯主義更長久，就像俄國作家巴別爾和詩人曼德爾斯塔姆的生命比史達林更長久–雖然史達林主義把他們殺死了。』初次讀到這裏，我甚至覺得格拉斯太天真了，太樂觀了，至少我的『經驗』是這樣告訴我們的。但是，格拉斯又說了下面的一段話，『文學永遠具有一種強大的持久力，它確信自己的長遠影響，它可以寄望於時間，哪怕文字和句子、詩行和音節的回聲要等到數十年後、甚至數百年後才被聽見。這種預先的支付，這種時間的儲備，使得最窮的作家也變得富裕起來。即使在最可惡的時代，這些以‘永恒’的名義計算增長率的自由靈魂，也是不可征服的，他們可以被監禁、被處死、或被流放，就像我們今天依然在世界各地隨處可見的那樣–但最後還是書籍勝利了，還有文字。』讀到這裏的時候，難道你還認爲格拉斯『天真』、『樂觀』嗎？格拉斯不是天真也不是樂觀，他只不過在客觀描述一種歷史的、也是現實的狀況。這一切不是在索爾仁尼琴的身上得到了驗證嗎？看來，我們不可妄自菲薄。
也許又有人會說，讓索爾仁尼琴們『解凍』，讓蘇聯帝國灰飛煙滅的既不是《古拉格群島》，也不是《日瓦格醫生》，而是戈巴契夫是雷根是一系列國際國內的各種諸如政治軍事經濟之類的因素。持這種觀點的人的潛臺詞是：我們除了等待什麽都不需要做，等到經濟發展、一切水到渠成時，自由、民主、憲政這一切都會有的。依我看，這種觀點不過是某些人不願意承擔責任的托詞，事實上中國慘不忍睹的人權狀況早已將這種論點的合理性剝的體無完膚。當然，我也承認，文字的力量是有限的，促成東歐巨變、蘇聯解體的因素確實有很多，但誰又能否認在摧毀『古拉格群島』的戰鬥中，文字沒有貢獻出自己的光和熱呢？誰又能肯定如果索爾仁尼琴們『缺席』，自由與陽光還會降臨到古拉格群島嗎？
並且，更爲重要的是，『記憶與呼喊』的文學的意義不僅在於摧毀一個舊的帝國，更在於『自由之後』，這一點在中國顯得尤爲重要。作爲一個擁有幾千年皇權文化傳統、並長期受極權主義意識形態毒害的國家，我們這個民族已經喪失了判斷是與非、真與假、善與惡、美與醜的能力，我們也很難理解自由、美麗、勇敢、高貴、正義和真理。六四之後，官方的意識形態雖然破産，但取而代之的卻是道德真空和良知麻木。整個社會充斥著渺小的詭詐、虛假的熱情、肮髒的私欲和小動物的怯懦的犬儒人格。金錢與權力成爲唯一的信仰，爲了“成功”我們可以不計一切手段。所以，我認爲，對於今天的中國來說，最大的問題乃是心靈的問題，乃是道德倫理底線的喪失和悲憫情懷的缺乏。一個沒有愛、奉獻和寬容精神的社會，即使有著民主制度，但終究還是一個沒有未來和希望的社會。 從這個意義上說，制度上的民主轉型只是千里之行的第一步， 這一步順利完成之後，接下來的就是關於重建尊嚴、和平、寬容和愛的工作，我們必須在『精神沙漠』上恢復被極權制度所摧殘的活力、良知和理性。而這顯然比終結現實中的專制制度更爲艱難。在這一系列的道德重建的工作中，毫無疑問，『記憶與呼喊』的文學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很難想象，站在道德廢墟上的我們如果沒有偉大文學對我們的指引，我們這些『亞細亞的孤兒』該如何前進，該如何向全世界證明：我們配的上『自由』這兩個字。
從索爾仁尼琴到袁紅冰，從《古拉格群島》到《自由在落日中》，一條被極權主義奴役民族的救贖之路已經在我們面前徐徐展開，在這條安徒生所說的『光榮荊棘路』上，我看到了前輩們留下來的足迹和那一個又一個的火吧，我也聽到了索爾仁尼琴和袁紅冰們那綿延不絕的呼喊的聲言，那從基督耶穌在十字架上的呼喊開始的聲音。我願意與更多的朋友一起加入其中。
二○○四年八月八日
源自《議報》159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