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7日訊】中共掌權後，毛澤東便開始“與人奮鬥”，當他在這奮鬥中享受著“其樂無窮”時，數以幾千萬計的無辜生命卻只能在地獄裏呻吟。
–1950年6月，中共頒佈了“土地改革法”，旨在重新分配農村的土地，同時也無限制地升級了農村的階級鬥爭和群衆運動。於是，大規模的經濟掠奪和政治迫害在全國展開，在批鬥、公審及其他形式的殘酷鬥爭中，被處決的和死於其他方式的地主200萬人左右。
–1951年-1953年，中共在城市裏展開“鎮反”和“三反”“五反”運動。仍然是大規模的批鬥和公審、處決，即便按照毛澤東親自審定的最正規的殺人比例，被處決的人數最少也有70—80萬。但是各地的濫殺難以有效地阻止，被以各種方式致死的所謂的敵對分子，大致的估計也有200萬人，其中因忍受不了肉體折磨和精神摧殘而自殺者就有近80萬人。
爲什麽會有如此多的人被殺？不就是中國出兵朝鮮後，毛澤東爲了剛剛獲得的政權的安全，下達了“就是要堅決地殺掉一切應殺的反動分子”、堅決糾正對“反革命寬大無邊的右傾偏向”的指示嗎！？而且毛澤東親自確定殺人和“打虎”的具體指標，例如：在“三反”中，“全國可能要槍斃一萬至幾萬貪污犯才能解決問題。”在“鎮反”中，農村的殺人“一般不超過人口的千分之一”。“在城市中殺反革命，一般應低於人口的千分之一。”在各地呈送給毛澤東批閱的彙報中，經常有防止“濫殺”的請示。可見當時殺人的數位遠遠超過毛澤東所規定的比例。而且這種殺人的擴大化，幾乎是每一次大規模政治運動的必然。（參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二卷）。
在這之後，從1954年到1958 年的大躍進，又有一連串的政治運動，死亡人數相對少了很多，所以沒有人做過具體的統計，我們就只好忽略不計了。
–1958年-1962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人禍造成的非自然死亡人數，有人估計高達3000-4000萬人，最保守的統計也有2600萬人。這樣的大悲劇可謂史無前例。在二十世紀前五十年，中國歷史上所發生的幾次著名大饑荒，餓死的人也不如中共製造的人禍多。最嚴重的1920年-1921年的饑荒，才有2000多萬人陷於赤貧。再看與中國相似的史達林時代，農業集體化所造成的生命損失約500萬人，即便按人口的平均死亡人數計算，中共所製造的大躍進的災難，也超過了蘇共所製造的集體化的災難。
–1966年-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全民投入，造成了至少2000多萬人非自然死亡（葉劍英語）。丁抒的研究證明僅被用各種方式處決、折磨致死的人，就有230萬之多。文革剛剛開始的1966年的8月27日到9月1日，僅僅三天，紅衛兵在北京市大興縣公安局的配合下，在13 個公社的48個大隊，大開殺戒，被殺死的“四類分子”及其家屬325人，被滿門抄斬的22戶，其中年齡最大者80歲，最小的剛剛出生38天。
湖南道縣更是殺紅了眼，從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歷時66天，覆蓋10個區、36個公社、468個大隊、1590個生産隊、2778戶。4193人被殺，326人被迫自殺，共死亡4519人。受道縣殺人的影響，道縣所在的零陵地區，共死亡9093人，其中被殺者7696人，被迫自殺者1397人，傷殘者2146人。被殺的人中，年齡最大者78歲、最小者出生僅10天。另外，與殺人事件有直接牽連者多達一萬四千人。
累計毛澤東時代中國人在和平建設時期所付出的生命代價，遠遠超過中國人在二十世紀前五十年的戰亂中所付出的生命代價的總和。法國學者編寫的《共産主義黑皮書：罪行、恐怖與鎮壓》(The BlackBook of Communism)揭露，二十世紀的國際共産主義試驗的沈重代價觸目驚心：八千五百萬到一億條人命。其中，蘇聯，大約二千萬；中國，六千五百萬；越南，一百萬；北朝鮮，二百萬；柬埔寨二百萬；東歐，一百萬；拉美，十五萬；非洲，一百七十萬；阿富汗，一百五十萬。中國爲各極權國家之首，占全部死亡人數的65%。
毛澤東是個爲達目的而不擇手段的獨裁者，人的生命與他的狂熱的烏托邦相比，真的不算什麽。1957年毛澤東在莫斯科參加國際共産主義會議，談到可能發生的世界大戰時居然說：“要設想一下，如果爆發戰爭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億人口，可能損失三分之一，再多一點，可能損失一半……極而言之，死掉一半人帝國主義打平了，全世界社會主義化了，再過多少年，又會有二十七億……”他還在談到大陸可能因臺灣而與美國打仗時說：整個福建打光了，最多死個三千萬，換來全國人民認清美帝國主義的紙老虎的真面目，值得。
毛澤東這種視人命爲革命工具的殘忍，激發起中國人殺人的想象力，其手段之殘忍令納粹望塵莫及。僅以道縣的殺人手段爲例就多達十種：
槍殺（包括步槍、獵槍、鳥杆、三眼炮等）。
刀殺（包括馬刀、大刀、菜刀、柴刀、鐮刀、鎬蹀等）。
沈水（包括沈塘、沈河，俗稱“排放”）。
炸死（俗稱“坐土飛機”）
投岩洞，輔之以刀砍。
活埋（主要埋在廢窖裏，俗稱“下窖”）。
棍棒打（包括鋤頭、月耙、扁擔等）。
繩勒（包括勒死、吊死）。
火燒（包括燒死、熏死）。
10．摔死，用於未成年的孩子。
最滅絕人性的殺戮發生在文革結束後的1977年和1978年，江西籍的女政治犯李九蓮在被處決時，爲了不讓她喊口號，用竹簽子穿透她的雙唇和舌頭。她遭受極刑後曝屍荒野，被精神病人割去乳房和陰部。她的同案殉難者鍾海源的遭遇更爲令人髮指。爲了滿足當時一位高級軍官的兒子的植腎需要（讓他多活二十天或一周），決定給鍾海源進行活體取腎。押赴刑場前，當局給鍾海源注射了三劑特種藥劑，針管不是玻璃的，而是金屬的，又粗又長，像是獸醫爲牛馬治病時使用的。軍人掀起鍾海源的衣襟，在她腰部兩側各打了一針，又隔著幾層褲子在臀部上打了一針。爲了製造執刑已畢的假像，當局需要對她開槍，但又不能打死，於是就對右胸而不是左胸（非關鍵部位，人的心臟位置爲偏左。）開了一槍，以便及時取出活腎。‘砰’的一響之後，三四個醫生撲上來，解下鍾海源胸前的大牌子，把她拖上吊著的一個簡易的手術臺取腎；流在底板上的血水，約盛了半桶。最後她的屍體被丟在地上，半邊臉沒有了，另半邊也只有一堆模糊血肉之中的骨頭……
早在1970 年被野蠻處決的另一個中學生，是剛剛１８歲的黎蓮。她所遭遇到的行刑方式更加慘無人道。爲了避免劫刑場的可能性，黎蓮被秘密地拖去另一個城市執刑。囚車快到這個城市時，一輛救護車跟了上來，兩名穿白大褂的人跳下救護車，進了囚車。囚車裏，四個人高馬大的武裝警察一下將黎蓮扳轉身，臉和身子緊貼在車壁上，後背的衣服被往上一擼，來不及使用麻藥，一把手術刀就在她的右腰處劃開了巴掌大的口子。沒幾下，一個殷紅鮮淋的腎，潑刺刺地落在潔白的瓷盤上，連縫合都沒做，就匆匆地往刀口裏塞進一些藥棉、紗布，血止不住滲出來，染紅了囚車。而在一家醫院的手術室裏，一個奄奄一息的高幹正在等著移植這顆從血泊中掠奪來的腎。
另一方面，與這種史無前例的死亡災難同時發生的，是人口超常規繁殖的災難。1949年中共執政伊始，全國人口才四億七千萬，到1976年已達到八億，人口淨增長三億三千萬。這種盲目的人口膨脹完全是由於中共決策的失誤，特別毛澤東在大躍進時期所提出的“人多，熱情高，幹勁大”的主觀意志造成的。五十年代初，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提出了“新人口論”，要求有計劃地控制人口的增長，但是這位集學者的遠見、知識人的責任心和個人的錚骨于一身老人，卻從此被劃入另冊。文革結束後，中國儘管實行強制性計劃生育的人口政策，但是由於毛時代的人口的超常增長，導致人口基數過大，到2000年，中國的人口已經達到十三億（有人把官方無法統計的超生人口計算在內，估計已達十四億）。同時，爲了控制人口，“寧添十座墳，不多生一個人”，這樣殘忍的口號在中國決不是個別的，強制性計劃生育政策已經造成了大量反人性的慘劇。
如果說，有計劃的“階級滅絕”所造成的死亡已經成爲過去，那麽盲目的人口生育卻貽害至今天，並將爲中國未來的發展投下巨大的陰影，僅僅是惡性膨脹的人口這一個陷阱，就有可能導致王力雄的政治幻想小說所預言的“黃禍”。這“黃禍”不僅威脅著人的生命，而且破壞著已經非常脆弱的生態環境。
2004年8月13日於北京家中
源自《議報》159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