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6日訊】九月二十八日
東史郎•大江山•雙語文學雜誌《藍》
一覺醒來已是朝霞漫天。海風與陽光一樣往窗戶中湧。
早上九點辭別“丹羽莊”的主人，去東史郎家。此屋獨自在村落的盡頭，前面是山坡，後面的田地，再遠處即爲海岸。既近山又樂水，居住在此，可以仁智雙修了。這比國內某些價值千萬的豪宅好多了。
老人在門口迎候我們，中等個子，滿頭白髮，眼鏡背後的眼睛靈氣四動，神清目朗，一看就能感覺出乃人中之上品。雖然已經九十歲了，但精神還十分健旺。
東史郎夫婦迎接我們進入客廳。他們的居室內裝飾著中國友人贈送的各種書畫，典雅而古樸。另外，還有若干中國抗日戰爭紀念館、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等機構贈送的工藝品。可見，在許多中國人的心目中，說真話的東史郎享有崇高的地位。其實，東史郎所做的一切，如果放在在德國則再普通不過了——大部分德國士兵都敢於講述自己幹過的壞事並表示深切懺悔。而在日本，直面歷史卻顯得難於上青天。
東史郎在戰後曾經營電影院，事業相當成功，當時住的房子比這大得多。因爲出版日記惹來官司，便開始爲捍衛自己說真話的權利而奮鬥。十多年來，他在應對訴訟上花費了無數的時間、精力和金錢，自己聘請三位律師去中國調查歷史事實。最後不得不賣掉大房子，換成了現在居住的這個小房子。
老人告訴我們說：“目前日本還有一百萬幸存的老兵，即使他們都反對我，我也要堅持到底。那些告我的人都是當年的軍官，而我只是普通士兵。但是戰爭已經結束，我們不再存在上下級的關係。我不會認輸。”他正在寫一本新書，將討論天皇的戰爭責任問題，也許更難在日本出版，且會遭到右翼暴力團的更大反彈。他拿出厚厚的手稿給我們看，全是用毛筆工工整整寫的，字字都可見出作者的心血。
東史郎的妻子久江女士給我們端來一盤水果之後，也坐下來跟我們一起聊天。推開隔板，清晨柔和的陽光流瀉進來，老人的銀髮在陽光中飄動，像是一群流動的音符。兩位老人的恩愛讓人感動不已。
幾年前，東史郎赴東京出庭，只有妻子一個人在家。這時，右翼暴力團開著三輛宣傳車圍著這幢小屋，叫囂：“殺死賣國賊東史郎！”在這個寧靜的小漁村，從來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鄰居們都驚恐萬分。
報警之後，警察反應冷淡。久江女士說：“剛開始我也感到害怕，埋怨丈夫的做法。後來逐漸理解丈夫，爲丈夫敢於說真話而感到自豪。” 在日本，說出“皇帝什麽都沒有穿”的真話的，不是孩子，而是一位老人。然而，大部分日本人都對東史郎沒有好感——注重“面子”仍然是日本人重要的生活方式，那些打破“面子”觀念的人自然不受歡迎。
日本文化中有深厚的“集體主義”和“從衆”的傳統。當大家都不說話時，那個站出來說話的人一定會遭到排斥——至於他說的是不是真話，反倒沒有人去深究了。美國歷史學者法蘭克•吉伯尼在《戰爭——日本人記憶中的二戰》一書中指出：“毫無疑問，許多日本人對這類野蠻的軍國主義表現順從是出於不得已，但幾乎沒有人反抗。少數人，無論是持不同政見者還是所謂‘另類’，在日本社會都很孤立。在大吹大擂的戰時鼓噪中，想要站出來、就更艱難、更不同尋常。許多士兵——不僅僅是知識份子——在日記裏記錄下他們的遭遇。但對軍旅生涯之恐怖，一般諱莫如深，因爲在一九三零年代，言論管制幾乎無所不在。……在軍國主義的外罩下邊，人的尊嚴在日本軍隊裏也並非完全缺席，只可惜明顯不受歡迎。”
當年，像東史郎這樣有寫日記習慣的日軍官兵相信會有很多，但是鮮有人敢於將其公開發表出來，即使是戰後半個世紀之後，日本社會已經實現了充分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這時，老兵們面臨的是另外一種恐懼——否定自己的恐懼。正如法蘭克•吉伯尼所說：“軍隊徵召系統覆蓋全國，幾乎無所不能。適齡者常常被召集兩次甚至三次，派遣到中國或二戰其他戰場服役，生活條件壞到無法言說。但依舊有些人，穿過漫長的歲月，溫暖地回憶起戰鬥中建立的袍澤情誼。有些人心懷恐怖地回想起對他們的灌輸，儘量把此類景象從自己腦海裏驅趕出去——這也是爲什麽對這段日子的回憶來得這麽遲。”戰後，德國和義大利等法西斯國家都出現了波濤洶湧的“反思文學”浪潮，而在日本文學界，大部分人都還在“猶抱琵琶半遮面”。在看重“面子”方面，日本人比中國人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表面上早已實現了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日本社會，其實還存在著另外一種內在的“不自由”——不允許揭露歷史的傷疤。在日本，回憶戰爭的真實情況，即意味著破壞強大的“潛規則”。因此，大部分老兵的選擇與東史郎迥異，他們或者沈默，或者參與美化戰爭罪行。對此，法蘭克•吉伯尼的觀察是極其準確的：“隨著時間的推移，大量這類事情還是決意被忘掉。確實，日本這些年來，似乎彌漫著一種懷舊情緒，對過去戰爭期間模糊記憶的懷念。戰爭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對此大家都沒有異議。但我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把它忘記。”
在這樣的背景下，東史郎幾乎是孤軍奮戰，他首先開啓了“一個人的記憶”。我好奇地詢問說：“您的子女對您的言論如何看待？”
東史郎沒有正面回答我的問題，只是說：“我的子女都在京都工作，沒有跟我們在一起。”也許，老人有難言的苦衷吧。我推測，老人的子女大概並不支援父親的作爲。
一個多小時的採訪結束了，我們告辭上路。兩位老人一直等我們的車開出很遠，還站在門口向我們招手。我想，無論環境多麽艱難，他們會把真相一直訴說下去的。
中午在路上一家頗有名氣的餐館吃蕎麥面。此地的蕎麥面果然不同尋常，名之曰“鬼蕎麥”。在日本的民間文化中，“鬼”並不可怕。許多地方特産和玩具都以“鬼”爲名，不但不會感到不吉利，反倒有一種幽默和拙樸的氣氛在裏面。老闆告訴我們，在民間傳說中，對面的山上常有小鬼出沒，人吃了蕎麥面，鬼便避讓三分。於是，當地人便把蕎麥面取名爲“鬼蕎麥”。周作人在《鬼念佛》一文中說：“日本講鬼那是妖怪的故事，有許多好的，可以和中國古代的志怪相比。”這一碗小小的蕎麥面，讓我想起“花妖狐魅，多近人情”的《聊齋》來。日本民間還保存著許多中古的想象和浪漫的傳說。
路途中，豬八戒還帶我們參觀了大江山。此處曾有兩百多名中國勞工，他們被強迫在條件惡劣的鎳礦中工作。在一個小小的山頭，我們看到了礦場昔日使用過的煙囪，這是集中營唯一的證物了。另外就是一個小小、措辭模糊的碑石，雖然聲稱是紀念死難的中國勞工，卻毫無道歉之意。這個小小的碑石，能夠告慰那些在此被虐待致死的中國同胞嗎？
豬八戒告訴我們，中國勞工的宿舍就在河對面，當時全用高牆圍起來，晚上大門上鎖。他們根本就是沒有人身自由的現代奴隸。據調查，二戰時期，日本境內使用中國勞工的奴隸集中營一共有一百三十七處。戰後只有花岡和大阪兩處強制勞工的案件受到了審理，其餘已經逐漸淹沒在歷史的塵埃之中。
尤其悲慘的是，美軍佔領日本之後，許多地方的日本人和韓國人的奴隸勞工依然“身份不明”。中國奴隸勞工要求盟軍給予日軍俘虜的待遇，而日方企業爲了推卸責任，則狡辯說他們都是合同制工人。
山下有一處老式驛站的“加悅驛”，其老房子保存完好，成爲一座交通博物館。旁邊還有各種老式火車的展覽。日本非常注意對古迹的保護，一個不起眼的驛站也被保護起來當作博物館。而我們卻在以現代化建設的名義大肆毀壞自己的文明遺産，僅在山西一省每年就有數百處文物古迹遭到破壞。許多中國青年只是喜歡充當網路上的“愛國糞青”，在網上以匿名的方式發泄一時的“愛國熱情”，卻沒有幾個人願意踏踏實實做點真正對於“愛國”有益的事情，諸如保護文物等等。
八戒又驅車上路了。路上下起了揚揚灑灑的小雨。在白色的蕎麥花之間，忽然看見一簇鮮紅的花朵——其莖挺拔，翠綠近乎透明；其花在雍容華貴之中又有某種哀婉憂鬱之氣。這是一種國內沒有見過的花。
老田告知，此乃“彼岸花”，又稱之“曼殊花”。且不說日本家庭中常見的插花，就是在日本的田野之間，也時時可以看見各種優雅的野花。日本近代詩人小林一茶有俳句雲：“在我們國裏就是草也開出櫻花來呀。”日本確實是一個愛花的民族。
半路上已經給劉燕子通了電話，她聽見我的聲音，對於我突然從天上掉到了大阪非常之吃驚，約好六點左右到賓館見面。
下午五點，終於進入大阪市區，這是一個與東京相似的大城市，又是洶湧的人潮和車流。我們在中之島上觀賞了一些明治時代的老建築和如今的新建築，如中央公會堂、大阪市政府、東洋陶瓷美術館、日本銀行大廈等。這些建築在西洋張揚的風味之中，又融入了一些日本人的內斂。
我們下榻的賓館是“山西福祉會館”。此“山西”與中國的山西無關，而“福祉”一詞表明這是一所隸屬基督教青年會的賓館。我在大堂等燕子來，跟她一起來的還有一位女孩，是正在東京都立大學念文學博士的劉怡。我們一起去旁邊的商場吃飯，並談及日本生活的種種的感受。吃完飯後，燕子陪我去阪急店逛逛，幫我給妻子挑一件衣服作禮物。
一走進商場，每一個服務員都如同接待貴賓般地九十度鞠躬，然後用柔美的聲調說“歡迎光臨”。這些纖美柔弱的日本女子，身上真有一種古代的美感。如此周到的服務，讓我有“受寵若驚”之感，因爲在國內很難享受到這種服務。燕子告訴我，這就是日本服務業的特點，她早已習慣了。
日本的服裝做工精細、設計雅致，就是太過昂貴。我挑選了一件白色帶花邊的襯衣和一件藍色的薄毛衣。有點職業裝的風格，卻有有幾分古典的淑女韻味。店員迅速包裹好，一瞬間就成了一件包裝精美無比的禮物。日本的包裝亦是一大特色，每個漂亮的包裝都讓人捨不得打開，每個色彩斑斕的盒子都讓人捨不得丟掉。日本人總是努力將生活的每個方面都做到藝術化和審美化。
完成給妻子買禮物的任務之後，我和燕子找了一家咖啡館聊天。這家咖啡館在商場二十多層的樓上，窗外可以望見大阪市中心的車水馬龍、萬家燈火。這是一個空氣裏彌漫著欲望和消費的城市，它像是一顆過於成熟的果子，輕輕一碰便汁水四溢。
燕子談及辦文學刊物《藍》的辛苦，幾淚下。但是，人們的不理解和冷漠並沒有澆滅她內心深處文學的火焰。她用那柔弱的肩頭，和朋友們一起承擔著這份雜誌繁重的編務工作。在海外，留學生們一般都處於嚴峻的生存壓力之下，除了念書就是打工，哪里有閒暇時間和心思繼續關心文學呢？
我能理解在海外、尤其是在日本這個高度資本主義的國家裏，辦一份非贏利的文學刊物的艱難。幾年來，《藍•BLUE》將國內很多優秀作家的作品翻譯爲日文，同時也將許多日本的文學作品介紹給國內讀者。《藍•BLUE》得到了很多國內文化人的支援，也得到了許多日本人的關心。
《藍•BLUE》這份中日雙語的文學交流刊物，乃是一道架設在兩國之間的橋梁。這種力量是“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有了若干這樣的雜誌和文字，中日雙方的對立和仇恨也許將會緩解許多吧？在我心目中，小小的一本《藍•BLUE》的重要性，遠勝於兩國政府簽署一份冠冕堂皇的官方文件。文件、宣言和條約可以隨時變卦，而文學改良的人類的心靈卻能夠持久。
就在我赴日本訪問之前，我剛剛收到《藍•BLUE》的第十期，一本小小的同仁刊物能夠堅持十期之久，簡直就是奇迹。我相信，燕子她們會把這本雜誌一直辦下去的。我記得她在第十期的“主編寄語”中說過這樣一段話：“櫻花生之短暫，死之燦爛。那雪一樣緩緩飄落過程漸進入我的內心，令人感到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櫻’。既然如櫻，一切都是瞬間的過程，沒有什麽是我們今生今世活過的證據。而心靈是緩慢而古老的。而文學是緩慢而古老的的。只有緩慢而古老的東西才會告訴奔跑的人們世間許多事情的真諦，告訴人們精神棲居的年代和地點。只有緩慢和古老的東西才永遠不老。《藍•BLUE》是個拙笨、緩緩的手工製作者。與心靈依偎。”在車水馬龍的大阪，以及在同樣欲望飛揚的中國，這樣的拙笨和緩慢都是彌足珍貴的。
這時，我又想起了大江健三郎以文學來避免戰爭和仇恨的理想。這個理想無論如何“不切實際”，我們也要堅守之。
燕子送我回到賓館，然後她還要乘坐一個多小時的地鐵回家。目送她那瘦弱的身影消失在街口，心中暗暗爲這位主內的姐妹祝福。
──轉自《觀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