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8日訊】雖然凱恩斯揭示了宏觀經濟現象的許多規律，但多數經濟學家仍認為宏觀經濟學至今仍缺少一個結构嚴密的理論框架，只有微觀經濟學才有這樣一個結构。因為有微觀經濟學，經濟學才被承認是一門科學，才有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然而微觀經濟學有一個嚴重的不足，它只研究給定經濟結构條件下各种資源的合理使用和流向，所以微觀經濟學又稱為資源配置的學問，或者干脆稱為价格理論，當然，經濟要發展，資源必須有效地加以利用，价格必須正确，以引導資源的合理流向，但經濟發展的另一個重要方面——分工，它決定了一個經濟的結构，卻并未能在微觀經濟學中占有一席之地。斯密在《國富論》中特別強調了分工促進生產率的發展，并舉了針的生產為例。經濟學家并不是故意忽略了分工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而是未能提出一個理論解釋，精确地分析分工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于是分工只能是一個經濟思想，而成不了一個經濟理論。1956年美國經濟學家豪塔克(Hendrick S．Houthakker)在一篇名為“經濟學与生物學”的論文中指出：沒有一個經濟學分支不會因對分工的進一步分析而得益。楊小凱等人的分工理論證明了豪塔克的看法，他對微觀、宏觀、發展經濟學、國際經濟學、產權和企業理論都用分工理論加以補充，甚至作了徹底的改造。他們自己把這一經過改造的理論稱為新興古典微觀經濟學（New Classical Microeconomics），以与新古典微觀經濟學（Neoclassical Microeconomics）相區別。這樣的稱乎雖有點勉強（只差了一個“興”字），但強調了它淵源于古典微觀經濟學，仍著重在體系的嚴密性，十分依賴數學方法，然而它有全新的面目。
先說它對原來微觀經濟學的影響。由于收益遞減的普遍規律，對任何一种活動（生產或消費）投入太多的資源都是不利的，因此之故才有所謂按比例發展的規律。資源的最优配置發生于各部門邊際產出相等的情況下，這是非線性規划中利用拉氏乘數法(Lagrange’sMultiplier)得到的結果。換句話說,最优解是可行解集合的一個內點。但人作為消費者面對著几万种消費品，只消費其中的几百种，其余的消費量為零；人作為生產者更不會去生產几万种產品，而只生產其中的一兩种，其余的產量為零。這种情況說明，經濟活動的最优解不是內點而是角點。證明這一點光用拉氏乘數法就不夠了，而要用非線性規划中更普遍的規則，即庫恩——塔克爾（Kuhn－Tucker）法則，拉氏乘數法只是其中的一個特例。根据庫恩——塔克爾法則，解得的一般均衡狀態就不是內點，而是一組角點和內點的結合。當經濟參數變化時，不僅內點均衡條件變化，對應于价格變化，而且一般均衡解中的角點從某一組不連續地跳到另一組，這對應于經濟結构的調整。一般均衡的這一修正對微觀經濟學具有革命性的意義。可參見楊小凱這方面的論著。
分工理論對于發展經濟學的貢獻最大，它不但從靜態上說明分工提高社會的生產能力，而且從動態上解釋經濟起飛。從信息理論看，分工是一种信息不對稱，在分工社會中，專門從事某一生產的人，只管鑽研自己有關的生產技術，而不必去過問別的知識。由于人的精力有限，他可以不問其他而專門創造并積累自己的生產知識。當社會內每一個人都如此做的時候。整個社會所掌握的生產技術可以成億倍地擴大。比較一下孔子時代社會所掌握的生產技術和今天人們所掌握的生產技術就明白此說非虛。諸子百家傳諸后世的哲理證明那時的人不比今人更笨，但生產水平卻不可比擬，從根本上說，這全是分工造成的。然而這种信息不對稱也造成了另一不利條件，即買方不知道產品的真實成本。我們大多數人都消費電視机，但只有極少數人知道它是如何生產的，知道它的成本的人就更少了。而在古代，种糧的人雖然未必去牧羊，但至少他曾見過牧羊是怎么回事，即使沒見過起碼他能想象某件東西是如何生產的。所以現代人有一句諺語：走遍南京到北京，買的沒有賣的精，這种信息不對稱，產生了投机行為的机會。而且分工越是發達，此种机會越多。只有賣方之間的競爭才能糾正信息不對稱造成的危害。
分工發達的結果是交易次數增加，而交易是有成本的，所以分工不會無窮細分，它停止在分工的邊際收益等于交易邊際成本的那個分工程度上。當新的經濟制度出現，并能降低交易費用時，分工將進一步細化，這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原因。過去的發展經濟學認為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是經濟發展的原因，現在看來，這是一种膚淺的看法。楊小凱指出制度變化才是經濟發展的動力，而制度改變的方向是節約交易成本。這一結論符合近一兩百年來各國經濟能夠發展或長期停滯的歷史經驗。楊小凱還指出，積累的資金既可用于購置設備改進生產技術，也可用于支付交易費用，試探新的制度安排，當社會進入到一种制度，其中分工利益的增量大于交易費用的增量時，分工有正反饋作用，于是發生經濟起飛。這种解釋顯然超越了傳統微觀經濟學的范圍，它強調了現存的制度不是外在且事先給定的，而是節約交易費用擴大分工利益的發展過程中制度深化達到的某一階段，正如《動態》編輯部在“開展對‘新政治經濟學’的討論”一文（《經濟學動態》1992年第9期）中指出的，自斯密建立古典政治經濟學之后，經濟學沿著兩個不同的方向發展，一個是將制度視為給定的，其結果是非常數理化的微觀經濟學；一個是將制度本身，特別是生產關系作為研究對象，馬克思是這方面最杰出的代表。楊小凱等人的研究則重新將這兩方面的研究匯合起來，將經濟發展的制度根源与資源配置理論相結合。參見楊和勃蘭德（Borland）在這方面的論著。
分工和規模經濟會發生沖突，因為分工越細會導致規模縮小。要兼得二者之利，最主要的方法是擴大市場，這就是現代國際貿易迅速擴大的原因。傳統的國際貿易比較利益理論，把比較利益建立在自然資源秉賦和要素价格的差別上。分工理論則論證了國際貿易由于擴大了產品市場，可使分工進一步細分，從而使生產率和產品种類同時增加。這种利益對于大國如美國和中國尚且不可忽視，逞論對于規模較小的大多數國家。見楊小凱用分工理論研究國際貿易的文章。
企業理論和產權經濟學是近年來受到特別重視且發展异常迅速的經濟理論。楊小凱用他的分工理論于這兩個領域同樣得出了創造性的進展。楊与王建國（Monash大學博士）及Wills 建立了一個數學模型，此模型的概念是在一個給定的法律制度下，社會中的競爭會平衡于合作可靠性与分工之間的沖突：即合作越可靠，風險越小，則分工越發達。所以法律環境對經濟發展至關重要。這個模型又提出了事前交易費用（在決策之前就能預見的，因而進入談判之中的）和事后交易費用（在談判時不能确定的，由于一方取巧而造成的社會效率損失）的概念。這兩种交易費用有一定的替代作用。即考慮周到的談判（增加事前交易費用）可減少取巧造成的經濟損失。競爭使均衡發生在兩种交易費用之和為極小的狀態。所以財產權并不是定義得越明确越好，因為事前交易費用增加太大，雖然明确定義產權可以減少事后交易費用，總的說來仍是得不償失。計時工資相對于計件制的發展，公共汽車月票制等等是使產權界定模糊，降低事前交易費用而使效率提高。一般而言，由法律制度決定的界定產權的效率提高，會提高分工度，市場規模、貿易依存度及生產力。楊等三人曾用中國農村改革的經驗，驗證了這一理論，他們的文章的中譯本將刊出于《中國經濟論壇1992年論文集》。
企業理論和經濟發展理論在以分工為主導線索的思考下得到了統一。企業的成長和經濟的發展是同步發生的，然而在傳統的發展經濟學中這二者似乎并不相關。劉易斯的剩余勞力理論，庫滋涅茨和錢納里的結构變化理論是傳統發展經濟學的主要理論。但從分工理論來看，分工是企業成長和經濟發展的根源。交易效率同時制約著企業成長和分工發展。自由化政策提高交易效率，保護私有財產的法律減少交易風險交易費用。二者共同的作用造成了以企業林立為特征的富裕社會。從楊和勃蘭德的理論來觀察，人均收入增長、貿易依存度增長、市場擴大、內生比較利益的增加、專業貿易部門的擴大和其他結构變化都是分工內生演進的不同側面。而傳統發展經濟學中卻將人均收入增長看成是結构變化的推動力，而結构變化又促進了經濟發展。
關于企業理論方面，楊小凱的另一個貢獻體現在他与黃有光在《經濟行為和組織期刊》即將刊出的一篇題為“企業理論和剩余權力結构”的論文上。他們將Chase与張五常的產權理論變成數學模型，在模型中證明了僅在勞動分工的條件下才可能出現企業，而且必定是勞動力的買賣比起管理技術的買賣交易費用低才會出現企業。企業主花錢買生產勞動，這就出現了企業組織；而不是一線工人組織起來買企業主的勞動，這成為合作社組織。其原因是企業主的勞動從數量質量上更難界定，其交易費用更高的緣故。因此企業制度可以把一些交易效率極低的生產活動納入分工系統，避免對這些活動的直接定价和買賣。企業主的剩余權就是他的服務的間接定价。這樣看來，企業主的剩余權不是剝削而是其勞動報酬。
分工理論又被用來作宏觀經濟的研究。楊与勃蘭德建立一個模型，證明貨幣出現是分工演進的一個結果，證明在生產資料生產的分工發展到一定程度時，沒有商品貨幣高級分工就不可能實現，證明了紙幣用作商品貨幣大大提高交易效率，促進了分工和生產率，他還證明了商業循環和失業有積極的生產力意義，因為商業循環是分工的產物，二者互為依存，耐用品生產和非耐用品生產如果存在分工，則為了避免供應不足就會發生蕭條。
楊小凱這些成就，將概括在他与黃有光合著，由著名出版社North－Holland出版的書中。
楊小凱在80年代初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技術經濟研究所任一般研究人員（未定職），1982年末他轉去武漢大學任教。1985年經由鄒至庄推荐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讀經濟學博士，1989年獲得博士學位，受聘于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經濟系。三年內接連由講師提為高級講師和教授（Reader）。（轉自《思想評論· 楊小凱文集》）
(《网路文摘》，徐水良主編)(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