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詒和:歷史學家翦伯贊之死

心坎別是一般疼痛——記父親和翦伯贊的交往(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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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15日訊】和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一樣,像燕京大學這樣的教會學校也是必須改造的。改造的方式就是拆掉。

“如何同枝葉,各自有枯榮。”令父親萬萬沒有想到的是,1952年在官方進行高等學校的院系調整過程裏,鄭天挺被調到南開大學,清華歷史系資格最老的雷海宗教授,也被弄到了南開。接替鄭天挺出任北大歷史系系主任的,不是別人,正是翦伯贊。

作爲翦伯贊的老友,父親爲他高興,但同時又很替鄭天挺惋惜,對母親說:“鄭天挺從二十年代起,便在北大任教。三十年代,就任北大秘書長。抗戰勝利還是北大秘書長,兼任史學系主任。史學功底比老翦深,可南開的學術環境怎麽能跟北大比?可惜呀!他搞的不是馬列主義史學,位子自然要讓給老翦了。”

記得中學畢業的我決定報考大學文科的時候,父親還說:“除了報北大歷史系,你還可以報南開歷史系嘛,那裏有個鄭天挺。”

我問:“他的學問有什麽好?”

父親說:“他的學問是遵循嚴格的治史之道訓練和積累起來的。特別是清史研究,如果你要想知道清朝的禮儀、習俗,皇室的氏族血統和八旗兵之類的問題,就去請教他。”

父親還拍著胸脯說:“要是考上南開歷史系,我就修書一封,讓你去做鄭天挺的入室弟子。”

“幹嘛要入室?”

“入室弟子和一般授課,質量是大不一樣的。”

鄭天挺前腳剛走,翦伯贊即到北大赴任。上任之初,曾擔心自己領導不好這樣一個由三部分人(胡適舊部、蔣廷黻舊部、洪業舊部)合成的北大歷史系教師隊伍。但翦伯贊是統戰高手,有調和鼎鼐的功夫。很快,系裏的工作就上了軌道,大家相處也還不錯。當然,經過院系調整,包括北大在內的高等院校之所以依據中共的意志恢復了秩序,還有另一層原因——那就是通過政治思想改造學習運動,批判親美、崇美、恐美思想運動和三五反運動,高級知識份子已無人存有抗拒新領導的膽量和勇氣了。再說,他們之中誰不想保住教授的飯碗呢?後來,父親問向達。向達大叫冤枉,說:“誰敢給這四個人設鴻門宴!何況,我也不會去當舞劍之項莊哇。”

父親認爲向達講的是老實話。

翦伯贊在行政領導工作方面還是順利的,無論老、中、青,他都能善處。但教學業務方面則顯現出和北大老教授的分歧。1952年秋季,系裏討論如何編寫中國古代史教材講稿。他主張按照自己的《中國史綱》的框架模式去編寫,任何朝代都先講經濟基礎,再述上層建築;在上層建築領域,先講政治,再說軍事、科技、文化。但不少教師心裏是反對的,覺得憑空地先講一些經濟現象,反倒使歷史的脈絡變得模糊不清,應當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社會的各種因素揉和在一起,做綜合性論述。爲了讓翦伯贊放棄自己的主張,聰明的鄧廣銘搬出了由史達林親自定稿的蘇聯官方頒佈的一個關於怎樣講授歷史的決議來。那上面明確寫道:不要把歷史講成抽象的社會發展史,而是要嚴格依照歷史的年代順序,具體講授那些豐富又具體的歷史事實,歷史現象,歷史問題,歷史人物等等。“蘇聯老大哥的權威畢竟高於翦伯贊的權威,這場爭論就因此而結束了”。

把寬闊宛轉的歷史之河,拉扯成一條乾巴粗糙的社會發展線,其教學效果可想而知。我的好友、五十年代就讀於北大歷史系的曹女士說:“那時,老師講中國古代史,總是經濟基礎、階級鬥爭、農民起義那一套。講文化很少,甚至不講。但也有例外,鄧廣銘先生講唐史,就介紹了元稹的《會真記》,還興致勃勃地吟誦了其中的詩句——‘自從別後減容光,萬轉千回懶下床。不爲旁人羞不起,爲郎憔悴卻羞郎。’同學們聽得都入了神。我當時就把這首詩記住了,一記竟是四十多年。”

在把一部歷史削成一根冷漠樹幹的時候,鄧廣銘的授課,無非是修復出糾纏的枝葉罷了。

1962年,雷海宗去世。噩耗傳出,令所有聽過雷先生課的人,無比哀痛和惋惜。這個學貫中西、博大精深的右派教授,同時能開“西洋近古史”、“西洋文化史”、“中國商周史”、“中國秦漢史”、“史學方法”等四、五門課程。這個從不備課、從不講究教學法、想講什麽就講什麽的右派教授,以磁石吸鐵的力量吸引著無數青年教師和學生。連學問好、資格也老的同行劉崇鋐都極其推重他,稱其爲大學問家。並對自己的學生說:“要好好聽雷先生的課,他講的歷史課,有哲學意味。我做不到這一點。”

劃右後的雷海宗,後來只在《歷史教學》上發表一些教學參考性文章。 去世的那年,他55歲。

幾年後,“文革”爆發,導火索是被史學家吳晗的一出京戲《海瑞罷官》點燃。火苗竄出,翦伯贊不明底細爲吳晗辯護,對前來採訪的《文匯報》記者說:姚文元的批判文章“牽強附會”,態度極粗暴,完全是對吳晗的污蔑和陷害。“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史學家的翦伯贊,偏偏不知。沒過多久,聶元梓的大字報吹響了文化大革命的號角。北大歷史系第一個被揪出來、被批鬥的就是翦伯贊。罪名是“黑幫分子”加“反動權威”。向達、邵循正、周一良、鄧廣銘、楊人楩等人也都統統劃爲“牛鬼蛇神”,打入牛棚。

向達是右派,算有“前科”,受罪挨罰最多。他早有思想準備,曾對家人交代:如有三長兩短,不要意外和驚恐。果然,於數月後,死在勞動場所。發病時,北大革命師生無人爲其呼救。那裏,也無醫院。

死訊傳出,父親聞而惻然,哀歎不已:“是我害了向達。沒有57年的事,他不會受這麽多的苦!”

翦伯贊仍在北大。萋萋之纖草,落落之長松。他像草又似松,在寒風中苦苦掙紮。只要能掙過來,再不幸,也值得。社會的涼薄殘酷,人生的孤淒無援,都掩埋於恬靜、堅毅而又蒼老的外表之下。

一次,孫兒翦大畏從南方跑到北京去探望他。進門便喊:“爺爺。”

他坐在椅子上,頭也不轉,只問了一句:“是大畏吧。”便不再說話,像一尊佛,參透了生死貴賤和榮辱。

1968年10月,在中共舉行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在講話中說,對資產階級學術權威也要給出路,“不給出路的政策不是無產階級的政策。”老人家還以翦伯贊、馮友蘭爲例,說,今後還得讓他們當教授,不懂唯心主義哲學就去問馮友蘭,不懂帝王將相歷史,便去找翦伯贊。又言,今後在生活上可以適當照顧。北大軍宣隊在向馮、翦傳達了“最高指示”後,還把翦氏夫婦遷移到燕南園的一幢小樓,獨家居住。他倆住樓上,派了個爲他們服務的工人(杜師傅)住樓下。這時,誰都以爲翦伯贊被毛澤東解放了。翦伯贊也以爲自己獲得了解放。

萬萬想不到:沒過一周,致命之禍降臨到他的頭上。致命之物不是別的,正是翦伯贊長期從事的“統戰”。可以說,他爲統戰獻身,統戰讓其送命。事情曲折複雜,核心是關於劉少奇的定案問題。1968年尚未廢黜的國家主席劉少奇,已內定爲“叛徒、內奸、工賊”。具體罪行之一是曾與蔣介石以及宋子文、陳立夫勾結。三十年代在蔣、劉之間周旋的人,就是諶小岑、呂振羽和翦伯贊等人。於是,他就成爲劉少奇專案組所搜取的有關此事的證據,或許還是唯一的證據。1968年12月4日劉少奇專案組的副組長,一個叫巫中的軍人帶著幾名副手,氣勢洶洶地直奔燕南園。巫中向翦伯贊指明開始於1935年的國共南京談判是劉少奇叛賣共產黨的活動。翦所講述的事實真相,巫中予以否認,並說:“這個罪行黨中央已經查明,判定劉爲叛徒、內奸、工賊。不久將在“九大”公佈。你只要就這件事寫一份材料。加以證明,再簽上字,就沒你的事了。”翦伯贊再次否認那次談判劉少奇有陰謀活動。

最後,巫中說:只給你三天的機會。三天後我再來。

12月18日下午,巫中帶著一群人又來,審了近兩個小時,翦伯贊拒絕作出違反事實的交代。巫中猛地從腰中拔出手槍,往桌上一拍,說:“今天你要不老實交代,老子就槍斃了你!”

翦伯贊閉口不語。

巫中沖到跟前,把手槍頂在翦伯贊的鼻孔底下,大吼:“快說,不說馬上就槍斃你!”

革命一輩子的翦伯贊,從未經受過如此恐怖的革命。他卻依舊回答:“我沒什麽可以交代的了。”

爲了繼續恐嚇他,巫中拿出筆記本寫了幾個字,交給同來的人(所寫內容是叫他們先回家吃飯,再開車來接自己)。讓翦伯贊誤以爲是叫人來實行拘捕。即使如此,在巫中獨留的時刻,他依然拒絕交代。

儘管巫中空手而歸,翦伯贊卻已有輕生之念。他大惑不解的是:毛澤東說要給他出路,事實上的生路又在何方?原來都是假的,虛的,空的! 絕望之心,生出決絕之念。

第二天,人們發現翦伯贊夫婦服用過量“速可眠”,離開了人世。他(她)倆平臥於床。二人穿著新衣服,合蓋一條新棉被。在翦伯贊所著中山裝的左右口袋裏,各裝一張字條。一張寫著:“我實在交代不去(出)來,走了這條絕路。我走這條絕路,杜師傅完全不知道。”另一張則寫著:“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

一個堅毅頑強的人,就這樣驟然消失。翦伯贊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成果可能多有不足,但他的靈魂潔白如雪。古人雲:進不喪己,退不危身。進不失忠,退不失行。——這是一個很高的行爲標準和道德規範。絕大多數人是做不到的。翦伯贊做到了,以生命爲證。

賢淑嬌小的戴淑婉也跟著走了。幾十年來,作爲婦道人家,柔弱的她只存在於小家庭。但在人生結尾處,竟是那麽地耀眼。“柔軟莫過溪澗水,到了不平地上也高聲。”她以死鳴不平。

翦伯贊的自殺和字條,又像個死結打在我的心口,一直想解開,又一直解不開。對此,我請教了許多人。解釋也是各種各樣。翦伯贊的死,是對以暴力做後盾的中國一系列政治運動的無聲抗議,更是對眼下這個以暴力爲前導的“文革”的激烈反抗。而手書的“三呼萬歲”又是什麽呢?——是以此明其心志,爲子女後代著想?是對文革發動者的靠攏,在以死對抗的同時,表示心的和解?抑或是一種“我死你活”、“我長眠、你萬歲”的暗示性詛咒?我總覺得翦伯贊不同於老舍,也不同於鄧拓。他的手書“萬歲”一定有著更爲隱蔽和複雜的內容。

一天,我拿這個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去問陳徒手。研究當代文學的他翻查過大量的“文革”資料。

他說:這是中國知識份子“文革”中自殺的標準格式。

我想:需要多麽酷烈的力量,才能將一個史學家的體魄擠壓到標準格式裏!

翦伯贊的骨灰抛撇於何處?

據說,北大當時的負責人是決定要保存骨灰的,可派出的執行人在火葬場填寫的“骨灰處理”一欄中卻寫著“不要骨灰”。孰真?孰假?至今無人說明。

1979年2月22日,官方爲其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骨灰盒裏放著三件物品:翦伯贊常年使用的老花鏡,馮玉祥將軍贈送的自來水筆,他與老伴戴淑婉的合影。

翦伯贊的學生不少。其中一人是學得不錯的,師生關係也密切。“文革”爆發的一刻,此人貼出大字報,標題是《反共老手翦伯贊》,旁邊配有漫畫。畫的是翦伯贊抱著一部《金瓶梅》,嘴裏流著口水(注——那時,北大一級教授可購買一部《金瓶梅》,翦爲一級教授)。官方正式給翦伯贊平反後,此人撰寫長文,題目是《我的恩師翦伯贊》。

逼死兩條人命的巫中,受“留黨察看兩年”的處分。他大概還活著。

“甚西風吹夢無蹤!人去難逢,須不是神挑鬼弄。在眉峰心坎裏別是一般疼痛。”這是《牡丹亭·鬧殤》裏的杜麗娘於夭亡前,悲情苦境,觸目酸心的詠唱。《牡丹亭》是令我百讀不厭的古典劇作,尤喜以苦境寫苦情的“鬧殤”一折。湯顯祖筆下的這個美麗少女甘願付出生命作代價去到陰間,以換取不受強制性社會束縛的行爲自由。杜麗娘的形象至今作用於我對生活的感受和理解,這其中就包括對像儲安平、傅雷、翦伯贊這樣一些——以生命換取自由的父輩的理解和感受。

轉載自《新世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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