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1日訊】(亞洲時報 王楚報導) 沈藉了幾乎十五年的文化沙龍，最近又再一次成為中國新興文化貴族的時尚玩意。和十五年前那次相比，這次沙龍風吹得更全面，參與的社會階層更廣泛，質素也更參差。中國的文化貴族被指將和“中國暴發戶”分庭抗禮，爭奪影響中國發展的方向的主導權，而這個新興階層跟體制中人的互動，勢必成為外界的焦點。
在北京建外時尚小區ＳＯＨＯ的咖啡店，不難看見一班衣著充滿個人風格，年齡由二十至四十不等的人坐在一起高談闊論。他們既可能在爭論某位第Ｘ代中國導演的電影風格，也可能在吹噓某一型號歐洲名車的性能如何如何；他們可能都是文學愛好者，又或來自同一學府，亦有可能出生於同一個年代……無論如何，他們都有著一個共通點，即他們都在體會著中國方興未艾的沙龍熱。
沙龍起源於17、18世紀的法國，當時的巴黎文人和藝術家常到貴族的客廳聚會，談論文藝政治，後來大家就把有閒階級這類清談場所稱為沙龍。清未來華的洋人，把這個西式玩意移植到中國。早於二三十年代，沙龍在上海一些圈子中間已經頗為流行。這個風尚在中國高級知識份子界一直流行，即使在氣氛蕭殺的文化大革命時期，一些知識份子仍偶有類似的活動。
中國在七十年代末開始市場改革以來，沙龍活動一度甚為盛行，但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沙龍活動就受到了“反精神文明污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極左運動的衝擊，但這種風尚並沒有完全減退。其中，“中國民主之父”方勵之夫人李淑嫻在北京大學校園舉辦的民主沙龍，更培養出像王丹這樣優秀的新一代知識份子，並成為1989年學生運動的中流砥柱。
基於這個背景，雖然不少中國知識份子是在早期的沙龍中認識共產主義，但自1989年以降，沙龍始終是一個不成文的官方忌諱。
值得注意的是，在六月底時，中國官方《新聞周刊》刊登了一個“沙龍中國”的特輯時，不少人都吃了一驚。這個特輯沒有談及沙龍的政治色彩，但就從社會文化的角度詳盡介紹了沙龍的起源和現況。
可圈可點的是，該刊引述天津社會科學院城市社會學所研究員潘允康公開指出： “現在是人人皆可沙龍，事事皆可沙龍。”“事實上，已經沒有什麼可以阻擋沙龍的泛化。沙龍文化也完成了從精英文化向大眾文化的轉變。對於沙龍的歷史來說，前面的兩頁已經永遠地翻過去了。”
有中國專家認為，以胡錦濤和溫家寶為代表的中國新領導層，對沙龍明顯有較他們上任領導更寬鬆的看法。甚至有一種意見認為，這是胡溫刻意營造中國寬鬆氣氛，把他們的施政風格和上一代加以區分的一種做法。
非常巧合地，和江澤民擁抱美國文化不一樣，胡溫上臺以來，明顯和歐洲較為密切，在外交上，有人稱今年為“中國歐洲年”。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上臺之後第一個出訪的歐洲國家，就是法國。他一月底在法國國會演說時就曾說過：中國會積極推行政治改革。他說：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這個背景，似乎又讓沙龍熱多了一分“政治正確性”。
有人認為，文化沙龍的再度流行，不多不少跟中國今年出現的懷舊熱潮有點關係。今年以來，章詒和撰寫的《往事並不如煙》述說包括康有為孫女在內的文化貴族在反右和文革時的點滴，成為全國討論的焦點。雖然有人覺得其獨特之處在於書中對中國第一代最高領導人毛澤東有直接間接的批評，但書內對各文化人的貴族氣質的描寫，始終是該書的精華所在。
有中國分析家認為，中國文化貴族的興起，絕對不是一個偶然。雖然開放改革以來，中國曾一度出現“讀書無用論”，但其後“知識經濟”始終成為社會普遍認同的價值。在中國經濟出現起飛後十年，中國百姓在精神生活方面的層次，已經絕不是停留在“知識經濟”的實用層次，而是有形而上的哲學層次和文化層次。
又有一種意見指出，在政治上，新興的文化貴族勢將挑戰被視為“暴發戶思想”和“暴發戶文化”，文化貴族普遍對年初時曾大書“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的江澤民感到不滿，對江澤民提出的“三個代表”理論中，邀請被視為“暴發戶”的民營企業家加入統治者行列深感不安。文化貴族要求在中國領導不能停留在技術官僚層次，而需要在人文素質方面有所提升。
現時的懸念是，江澤民肯定不能滿足文化貴族的要求，但胡錦濤最終是否可以回應他們的價值觀？今年廣東的《南方都市報》高層，被指開罪領導而被控以貪汙罪。中國各地都有文化貴族舉辦沙龍，批評當局的做法。結果，其中一名被控的喻華峰在二審時仍被判以八年徒刑。據稱，胡錦濤曾出面關切事件。事實上，文化貴族有其獨立性和難以捉摸的特質，某些文化貴族也討厭跟政治沾上任何關係。中國的文化貴族最終是否大力支持胡錦濤，而這個新興階層對中南海局勢發展將做成如何影響，都是外界值得繼續關注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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