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5日訊】5月26日，中國農業部再次發佈通知，要求各地切實做好「農民負擔監督卡」工作，該通知還指出，沒有發放監督卡的農村，農民有權拒交稅費。通知發出後，通知的受惠者農民們並未激動，而媒體又照例激動了一次，從中看到了中國解決「三農」問題的希望。
農民們的沉默可以理解，多年以來，他們對地方政府那些遠遠超過中央政策規定的稅費已經司空見慣，知道中央政策只不過是代表國家形象的「明規則」而已，沒有幾個地方真將稅費控制在中央政策規定的數目之內；真如此，鄉村幹部們都喝西北風去？中央政策雖然三令五申，但他們還得按照地方政府的「潛規則」辦事，負擔那些由地方政府攤派的「二稅」「三稅」，而這類稅收的情況有如民謠所唱：「一稅輕，二稅重，三稅無底洞」。
如果誰敢挑戰「潛規則」，絕對沒有好下場。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2000年江西省《農村發展論叢》副主編桂曉琦的遭遇，桂曉琦只是將歷年來中共中央頒發的各種文件彙編為一本《減輕農民負擔工作手冊》，竟被江西省政府宣佈成「編反動書籍」，成為通緝犯，不得不出逃在外。
不能否定中國朝野對農民群體的關心。近幾年來，中國農民群體成了學術研究的重點對象，朝野上下對農民的處境非常同情，關於「三農」問題的論文調查報告有如汗牛充棟，尤其是在官方的調查報告與地方政府的年終政績總結中，農民的處境正在不斷獲得改善。高興之餘，中國政府甚至將稅費改革稱之為「農村第三次重大改革」。
但真實情況究竟如何呢？筆者手頭有一份關於安徽省稅費改革的調查報告（當然只是內部傳閱），很能說明實情。4年以前，安徽省成為全中國率先實行稅費改革的第一省，據官方上報，該省取消了一切集資、攤派，減免了農業特產稅，農民負擔比以前減輕了30％以上。
但與此同時，農用生產資料的「市場化」經營使得農業生產成本大大增加，稅費改革帶來的好處被生產成本加大所抵銷。更重要的是鄉鎮精減基層幹部幾乎無法開展，凡打算精簡基層幹部的鄉鎮領導，其結果都是自己灰溜溜地走人。本來應該由國家承擔的義務教育費用壓在鄉鎮一級，最後這些費用自然都以各種名目再度成為農民負擔，只是名目變了而已。
而上述造成稅費改革無功而返的因素，就是中國政治體制，尤其是鄉村政權結構與行政特點所造成的，且根本不可能依靠「稅費改革」來革除。可以說，稅費過重只是中國農村政治體制病的結果，即問題之「末」，而不是體制病的原因，即問題之「本」。被當局者稱之為「農村第三次重大改革」的稅費改革，最多隻是動「末」之舉措，但「本」病猶在，治「末」之舉實在難收功效。
中國農村最根本的病灶在哪裏呢？就在於沒有將農村改革的重心放在中國農村社會的重組上，沒有考慮應當賦予農民各種社會權利。這些權利包括政治權利，即選舉權（不只是選舉村長的權利）；經濟權利，核心是擁有完整的土地權利以及自由流動並到城市裡就業的權利；文化權利，核心是受教育權利。毛時代用人民公社形式重新組織中國農村社會，被實踐證明是失敗之舉。
改革以來，中國實際上再次進入農村社會再組織這一過程，但由於中國當局只願意從事經濟改革，如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重組人地關係，卻不肯讓農民擁有完整的土地權利，導致縣鄉政權對農民土地肆意掠奪，至今為止有7,000萬農民失去土地；而城鄉二元分割的戶口制度，則使農民無法擁有與城市居民同等的就業權利；鄉村選舉改革的遲到與不徹底，使得縣鄉一級政治勢力形成了一些盤根錯節的鄉土利益集團，欺壓民眾；佔人口總數70％的農民至今只佔有20％的教育資源，導致農村教育資源的稀缺。
而由於受教育程度偏低，又使得大多數農民無法到農業部門之外的生產部門就業，中國農村現在共有2億多過剩勞動力，從2002年開始，每年還要新增800萬勞動力。所有這些，盤根錯節，構成了難以解決的所謂「三農」問題。
面對矛盾叢生的困境，一項稅費改革無法使農民走出困境。說稅費改革是「農村第三次重大改革」，充其量只是當局的一種自慰而已，無助於真正解決「三農」問題。
（華夏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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