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3日訊】中國有諸多社會病狀，如果我們把經濟忽冷忽熱比喻成感冒，把三農危機惡化比喻成高位截癱，把金融系統崩潰比喻成心肌梗塞，把官場腐敗比喻成惡性癌腫，把習慣性說謊比喻成毒癮發作，那麽，發源於「六四」的一系列中國政治怪病，則有如精神病。茲對中國的「政治精神病」進行粗略的病理分析。
「六四恐慌症」與「被害妄想」
鎮反、反右、大饑荒、文化大革命，曾分別造成了數十萬至數千萬中國公民的非正常死亡。它們或者本身就是有組織有計劃的政治虐殺，或者禍起於瘋狂愚昧的烏托邦經濟政策。大規模的虐待和死亡引發了公衆的恐怖，但是，毛澤東當局不僅沒有陷入恐慌，反而從公衆的恐怖中獲得洗腦馴化、強制服從的政治利益。在毛澤東時代，大規模的死亡並沒有給當局造成道義上的負擔，相反，卻被當作「三面紅旗」的「偉大勝利」。獨裁者的邏輯是：鎮壓就證明瞭鎮壓者的光榮和偉大，被鎮壓則證明瞭被鎮壓者的卑弱和渺小。所以，毛澤東沒有因政治詐騙和暴力剝奪而蒙受道德上的羞恥，反而洋洋得意地以所謂「引蛇出洞」的「陽謀」而自鳴得意，以「親自發動和領導」了禍國殃民的文革而居功自傲。
然而，歷史不可複製，屠殺的張狂和光榮也不可繼承。一九八九年取得了「粉碎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偉大勝利」的六月四日，不僅沒有成爲「挽救共和國」的光輝節日，反而成了一個讓北京當局喘不過氣來的可怕的日子。儘管「六四」政治遺産的繼承者們一再以所謂「安定團結」、「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的理由來爲屠殺作辯護，但是，偌大一個黨國，那些主持了「六四」鎮壓的黨政軍要人們，那些因「六四」鎮壓而受益的「第三代」「第四代」貴人們，卻沒有一個人膽敢站出來，把「六四」平暴的功勞記在自己名下，更沒有一個人敢於聲稱他就是「六四」屠殺的決策者、下令者、指揮者或「六四」政治利益的繼承者。面對「六四」，所有的權貴都躲得遠遠的，避之唯恐不及。他們心虛，他們害怕，他們膽怯，他們恐慌！「六四」是一面鏡子，它沒有照出鎮壓者的強大力量，卻照出了專制政權的醜惡嘴臉，也照出了他們內心的空虛和怯懦！與自以爲是、無法無天的毛澤東時代畢竟不同了，有膽量殺人「平暴」者，卻沒有膽量敢做敢當。
那個月黑風高的殺人之夜過去了十五年，他們竭力去洗掉人們的記憶，但卻洗不掉他們自己心裏的記憶。他們一年比一年更加害怕這個日子。六四，這兩個連在一起的數目字，成了大陸漢語的新禁忌，胡耀邦、趙紫陽，這兩位中共的前任總書記，在官方文件中也已經「查無此人」。那個殺人夜之後，共產黨領導層從肉體上放逐了體制內外的民主力量，同時也從精神上放逐了他們自己，從此走上了信仰流浪的不歸路。正像畏罪潛逃的罪犯一樣，他們不敢面對事實真相，不敢面對血腥的歷史，自然也不敢指望新生的未來。他們只能寄希望於時間的流逝以洗刷罪惡、漂白血迹，他們假裝失憶，盼望忘卻，其實是在等待追訴時效的過期。
中共當局對於「六四」事件諱莫如深的態度，實際上是一種病態，這就是精神病學中的「恐慌症」，負案在逃的罪犯，常常會有這種病症。從八九年起，他們從骨子裏害怕遊行示威，害怕集會結社，害怕一切「群體性事件」，害怕所有「不穩定因素」，害怕聽人提起「動亂」、「暴亂」這些詞語，甚至害怕聽到「天安門」這三個字。在他們心裏，誰要提起「六四」，誰要敢說「天安門事件」，誰就是在挑戰他、咒駡他、敵視他，就是和他過不去。「六四恐慌症」除了定期在每年的春夏之交發作，也正在演變成日常發作的「被害妄想」：在中宣部、國家安全部的眼裏，他們的制度、他們的國家機器竟然是那樣的脆弱、那樣的岌岌可危，而他們的敵人，卻從城市到鄉村、從外國到港臺，無處不是，無地不有。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即使網路上的幾個帖子和上訪村裏的幾聲哭泣，即使一個老太婆的閉目打坐，都會讓他們如臨大敵、膽戰心驚，必欲以封嘴、滅口來應付，在恐慌症的折磨之下，他們常常便禁不住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不但對異見者心生歹意，而且對弱勢群體都胸懷殺機。
周期性的「權力躁鬱症」
毛澤東時代有「狂躁症」，而現在是「躁鬱症」。大約從延安整風運動之後，毛先生養成了「自戀型人格缺失」，黨內鬥爭和國共內戰的勝利使毛先生的情緒持續亢奮，朝鮮戰爭停戰和史達林之死，更使毛先生從「中國領袖」的現實跨進了「世界導師」的夢想。在他的眼裏，中國的歷代統治者，從秦皇漢武直到蔣委員長，都是一堆垃圾，所有的外國，從美帝到蘇修，都是一群廢物（紙老虎），只有「神、聖、君、師四合一」萬年一帝的毛主席，才是中國和世界最偉大的人物，只有他的思想和實踐，才能成就古往今來最偉大的事業。因爲極度的自大，毛澤東要改天換地、重塑人心。大躍進和文革，就是其「狂躁症」的結晶。
毛澤東的辭世使中共政權脫離「狂躁期」，度過了一陣子「抑鬱期」。毛的權力繼承人不得不否定文革、平反右派。「摘帽」和「平反」被當作恩惠（而非贖罪）施下去，施給權力精英和知識精英，但普通百姓並沒有受到任何撫慰。「撥亂反正」之舉畢竟撕破了「一貫正確」的假面具，這是苦悶和壓抑的。而在此後的鄧小平時代，伴隨著經濟的增長，制度優越性的神話卻又破滅了，更嚴重的是，「六四」的災難性結局，使得現行體制的前景變得渺茫，隨之産生的失敗感和恐慌症，令權力階層不可避免地陷入「抑鬱症」。
「六四」之後，中共政權便交替地兼有「狂躁症」和「抑鬱症」兩種病態，這在精神病學中稱爲「躁鬱症」。掌權者的情緒和行爲有如雲霄飛車，升起來的時候，不可一世，落下去的時候，惶惶不可終日。
「權力躁鬱症」體現在各級黨政機構的日常行爲之中。比如，周期性的「嚴打」、「掃黃打非」、「某某宣傳周」、「某某執法大行動」、「某某集中整治」、「某某統一清理」等等，「愛國主義」歪解、「民族大義」的偏激、「經濟奇迹」的誇張、「偉大復興」的鼓噪等等，這些都是「狂躁期」的表現。一旦情緒High起來，他們相信根深蒂固的制度弊端可以用運動式的、一陣風式的、殺雞儆猴式的行動去根除。但是，風頭總會過去，「抑鬱期」就接著來臨，當大張旗鼓的「機構改革」沒有見效，或者，當誇誇其談的「招商引資」未能臻功，或者，當文攻武嚇的「統一大業」處於尷尬，權力當局在錯綜複雜的局勢面前感到無能爲力，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狀況令人壓抑，於是，他們的感覺又會變得冷漠和遲鈍，創新的雄心和變革的信念化爲烏有。如此反復無常的躁鬱交錯，使政權當局的行爲缺乏持續性和一貫性，時而亂作爲，時而不作爲，中國的經濟社會狀況也經常進退失序、冷熱失調。
自上而下的官場「人格分裂症」
「六四」的嚴重政治後果之一是中國政治社會的分裂：暴力鎮壓使成長中的政治改革勢力從體制中剝離，從此，權力當局的政治整合能力和社會動員能力被急劇削弱。其後，在經濟市場化的同時權力亦市場化，掀起了十餘年的瓜分國有資産狂潮、官商合流狂潮和貪汙腐敗狂潮，國民財富以不可抵擋的趨勢流入權勢集團的囊中。日益擴大的城鄉差距、貧富差距和地區差距，進一步將整個中國社會完全撕裂。「改革開放」已經喪失了普遍的號召力，不同的社會階層已經喪失了共同的改革目標，並傾向於從相互隔閡走向赤裸裸的相互對立。
與此同時，中國的官僚隊伍陷入了第三種嚴重的精神病態——「人格分裂症」。中國的官場已經鮮有具備完整人格的官員，他們普遍地表裏不一、言行不一、前後不一。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白天「三個代表」，晚上吃喝嫖賭，臺上大講廉政，台下大肆貪汙，明裏正人君子，暗裏無恥小人，一邊「執政爲民」，一邊巧取豪奪。整個官場，充滿了謊言、僞善和虛榮，個個言不由衷，人人虛情假義。只要進入官場，就必須養成「雙重人格」以至「多重人格」，才不至於被淘汰。他們的多重人格頻繁轉換：攝影機前，慷慨陳辭當公僕，按摩室裏，淫聲浪語逞風流；會見外賓，操起洋文贊民主，常委碰頭，暗箱操作弄機關。他們已經慣於做變色龍和多面人，淪爲會做官的機器狗，普遍地、長期地處於人格分裂的危險狀態。正因爲人格的分裂，他們變得沒有人格。
中國官場的「人格分裂症」是傳染病和流行病，其流行途徑是自內而外、自上而下的。首先，因爲現行體制本身是分裂的，不社不資、不中不西、不土不洋、不倫不類，這個制度具有內在不相容的潛能和特徵，官場的人格分裂是它的外部表現。其次，因爲權力體系的最高層早已經人格分裂，由於核心權威的代際遞減，中共第三、第四代核心與毛鄧有一個明顯的不同，他們沒有毛鄧般強悍的權力意志，他們在殘酷的權力遊戲中必須喪失「局部自我」，並嫁接上「局部他我」，他們必須從黨性、派性之中，從「先帝」、元老那裏，從善念、惡習之間，鍛造別樣的人格，以適應多變的政治生態。所以，他們所說的某些話、他們所做的某些事，也許來自於另一個人格，有時候只是在做秀和表演，有時候則需要掩飾和隱瞞，有些事情只說不做，有些事情只做不說。當最高權力核心帶上假面具、長出僞面孔，整個權勢階層便跳起了集體假面舞。弄虛作假、瞞上欺下、中道梗阻、權力異化、誠信缺失、道德淪喪，不過是集體人格分裂症的表徵罷了。
（《動向》雜誌2004年6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