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3日訊】在我的生活裏，勞拉一直起著鎮定我情緒的影響，在我處理重大決策的時候，她給我慰藉。要知道，不用說，這是個極富戲劇性的時刻（“九•一一”之後）。而她再鎮靜和堅定不過了，幾乎是鎮定自若，這對我來說是非常大的鼓勵。我不能想象，如果勞拉表現得歇斯底里，非常有情緒，會是怎樣。
——喬治•布希，接受《新聞周刊》的採訪
奧斯汀是德克薩斯州的首府，被美國民調機構評爲“美國最適宜居住的城市”。這個四十五萬人的中等城市，依山傍水，風景優美，絲毫沒有我以前想象中的西部的荒蕪感，反倒有一種柔媚和優雅的格調。我到奧斯汀的時候，正是夏天，這裏的氣溫比美國東北部高了好幾度。德州陽光燦爛，這裏的居民也開朗活潑、單純直率。美國南北方人性格的差異，與中國恰好相反：美國是北方人老練，南方人淳樸。
經過德州政府大廈的時候，我發現其建築格局一點也不比華盛頓的國會大廈小氣。德州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一直號稱“孤星共和國”，直到今天汽車牌照依然以“孤星”名之。融入美國之後，德州也頗有獨行俠的氣派，其牛仔精神對現代美國文化影響甚巨。此政府大廈可以隨意進入，不用檢查任何身份證件，而大廈前寬闊的草坪上，有名人的塑像和當年作戰的銅炮，諸多民衆悠閒地散步，把這裏當作公園了。因爲在一般公衆眼裏，這裏不是官僚們獨享的天堂，而屬於每一個納稅人所有。大廈的大門口停著兩輛警車，幾名警察身穿有德州特色的警服——褐色的卡其布，頗有牛仔風格。他們拿著可樂開心地聊天，其中一位女警英姿颯爽，仿佛剛從西部電影中走下來。我不禁想起中國的情形來，某些地方連鄉政府也警衛森嚴，拒人於千里之外。
我們繼續驅車去德州大學。與美國大部分的大學一樣，德州大學是一所沒有校門和圍牆的大學，不知不覺間我們便進入了大學的範圍。翻譯老沈的兒子曾經在此就讀，他多次來看望兒子，因此輕車熟路。德州大學校園寬闊疏朗，雖然比不上長春藤名校的知名度和歷史傳統，但它在德州是首屈一指的學府。我們來到東亞系的辦公樓，東亞系系主任奧裏弗（Dr.Patrick Olivelle）和幾位漢學教授以及幾位研究生已經在會議室中等候我們了。湊巧的是，其中兩位留學生是北大的師妹，她們都讀過我的作品。學術討論會結束之後，兩位師妹陪同我參觀大學校園。此時正是暑期，學生不多，校園顯得更加空曠。德州大學的標誌性建築是一座規模宏大的主樓，主樓上還建有三百零七英尺高的塔樓。師妹告訴我，如果登上塔樓，可以俯瞰德州大學全校和奧斯汀全城的風景。
後來，當我讀到安東尼婭•費利克斯所著的《勞拉傳》的時候，我才知道美國的第一夫人勞拉就是在德州大學完成了圖書館學的碩士學位。而且，她的碩士課程所需要的三十六個學分都是在這座主樓上完成的。就在我們喝飲料的學生餐廳，當年的少女勞拉也許也經常來就餐。她的身邊沒有一個男孩，她一個人來去匆匆。二十五歲的勞拉，在這裏主修的課程有兒童文學、學校圖書館、少年文學、圖書館資料等等。她最喜愛的領域是兒童閱讀培訓。這也是她一生沒有停止過的事業，即便是成爲第一夫人之後仍然念茲在茲。
勞拉是繼希拉裏之後，第二位擁有碩士學位的第一夫人。然而，她與希拉莉的性格和愛好都形成了極其鮮明的對比。希拉莉外向張揚，勞拉內斂安靜；希拉莉習慣於在法庭上和議會裏與對手唇槍舌劍，勞拉則喜歡在圖書館裏靜靜地面對人類文明的遺産；希拉莉熱衷政治于運作，勞拉則安心于兒童教育和啓蒙的事業；希拉莉與克林頓之間充滿了爭執和猜忌，勞拉與布希的婚姻則十分穩定和美滿。然而，有一點她們卻很相似：她們都擁有超凡的智慧和能力，以至於輿論和公衆對她們的熱愛和讚賞都超過了他們貴爲國家元首的夫婿。當年，布希競選連任德州州長的時候，有一句著名的演講詞是：“我希望大家繼續支援我擔任州長，當然，更重要的是讓勞拉繼續擔任德州第一夫人。”
《勞拉傳》在美國的出版和發行遠遠沒有希拉莉的回憶錄《活出歷史》那麽大張旗鼓。這也與勞拉的性格相符。勞拉像希拉莉一樣走上政壇的可能性似乎不大。然而，勞拉自有其魅力所在。在布希剛剛完成一半的任期的時候，《時代周刊》就將勞拉譽爲美國有史以來最出色的第一夫人。勞拉是如何迅速地完成了這一角色轉變？安東尼婭•費利克斯所著的這本薄薄的《勞拉傳》，並沒有提供太多勞拉的生活細節，卻提綱挈領地爲讀者展示了勞拉的四重身份：作爲讀者的勞拉、作爲教師的勞拉、作爲圖書館館員的勞拉和作爲第一夫人的勞拉，這四個形象既有相對的獨立性，又完全融合在一起。勞拉是當代美國職業婦女的典範，通過她的人生軌迹可以透視如今美國女性的生命狀態。
德州地處美國邊陲，在歷史上即盛産故事和傳奇。勞拉是在母親講述的故事中長大的，她經常說：“我認爲德克薩斯人喜歡講故事就是我們文化的一部分。我們喜歡聽故事，也喜歡講故事。”而故事和傳奇則是文學的萌芽，德州因而也是美國的文學大州。少女勞拉喜歡聽故事，喜歡講故事，進而也喜歡上了閱讀。此後，無論是在私人生活領域還是社會生活領域，她都設法把自己對書籍的熱愛帶給別人。身爲德克薩斯第一夫人，然後是美國第一夫人，勞拉把提高公民文化素養的激情帶給了政府。如果她有了想法，這個想法將成爲她的一項事業。她將使這項事業成爲不可磨滅的印記，深深刻在國民的意識之中。
勞拉喜愛許多德州作家的作品，這些作品無疑給她的性格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她的堅強沈著與德州的文化傳統密切相關。勞拉與布希一樣，經常以自己是德州人而自豪。同時，她也喜歡閱讀世界級的名著。在兩千年七月《紐約時報》的一次採訪中，記者詢問勞拉最喜歡的一本書是什麽。勞拉回答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瑪佐夫兄弟們》，並表示這本書中她最喜歡的部分是《大法官》。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細節，它表明了勞拉對宗教信仰的虔誠和思考。用俄羅斯哲學家舍斯托夫的話來說，“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靈魂深處指望的是醜小鴨”，這也是勞拉的哲學。“大法官”的故事被評論家們看作是打開陀思妥耶夫斯基迷宮般龐大而晦澀的作品的一把“鑰匙”，它揭示了基督教的原始抗爭——是簡單地遵循宗教已有的條條框框，還是發展一種力量走耶穌基督指明的真理之路，一條完全自由的道路。勞拉顯然選擇了後者。這位在宗教信仰上極其虔誠的南方女性，在若干人生最艱難的時刻，始終沒有放棄過對真理的探尋。
在推廣國民的讀書習慣上，勞拉可以說是不遺餘力。一九九八年，勞拉發起了德克薩斯讀書節活動，現在它已經成爲美國最重要的提高全民文化修養的活動之一。勞拉還設立一個向德克薩斯的作家們表示敬意的讀書節，這個主意充分體現了德克薩斯血統和對書籍的熱愛在勞拉身上的完美融合。在成爲第一夫人之後，勞拉將德克薩斯讀書節擴大成爲國家讀書節。在兩千零一年讀書節的新聞發佈會上，勞拉說：“我很高興加入全國讀書節。通過這項活動，我們要鼓勵家長以及所有關心兒童者儘早教育兒童閱讀，並鼓勵他們培養終生閱讀的習慣。我熱忱歡迎書籍愛好者到我們的國會大廈盡情享受閱讀和講故事的快樂。”
勞拉的第二重身份是教師。她念本科時候的專業是小學教育，畢業後她曾到休士頓的甘乃迪小學教書。班上的孩子主要都是黑人，勞拉說：“我特別想在一所少數民族學校教書。甘乃迪小學裏主要是黑人學生。我很喜歡。我想，最主要的是我在這裏懂得了每一個人、每一個孩子的尊嚴；每一個孩子都是重要的，每一個生命都是有意義的。”對比中國國內中小學教師職業道德的淪喪，孩子們遭到毆打和淩辱的消息不斷出現於媒體，怎能不對勞拉肅然起敬呢？教育是勞拉所鍾情的事業。一九九八年，在德克薩斯的時候，她在確保兩億多美元小學教育經費到位的法案獲得通過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入主白宮之後，她參加多個旨在吸引更多的人當老師的法案的制定。勞拉對自己小學二年級時的老師吉納很尊敬，在布希總統宣誓就職的時候，她還專門邀請吉納前來觀禮。
勞拉十分懷念自己先後在休士頓、達拉斯和奧斯汀教書的經歷，現在她也非常希望兩個女兒中至少有一個願意當老師。兩個女兒還是孩子的時候，勞拉回憶說：“一次，當我告訴我的一對女兒當年我自己是怎麽當布娃娃的老師的時候，我的那對寶貝女兒也學著我的樣子教起了布娃娃，她們和另一個小朋友沖到樓下，高喊著：‘吉娜想當老師’、‘芭芭拉想當老師’，結果爲誰當老師打起架來。我趕緊勸解她們說：‘好了，好了，你們倆都可以當老師，你們現在就可以教布娃娃。’兩個孩子真的就專心致志地教起了她們的‘學生’。”兩個女兒都成爲大學生之後，當《星期日泰晤士報》的記者問到，勞拉是否真的希望她的一對千金當老師這個問題時，勞拉笑著說：“我想，至少她們中的一個對當老師特別感興趣。就算她們倆不想一輩子當老師，那麽起碼可以給美國的義務教育計劃教兩年書吧。實際上，她們正在兒童夏令營做輔導老師。”
在美國，許多第一流的人才選擇中小學教師作爲自己的職業。從勞拉自己的選擇和她對女兒的期望中，可以發現這種選擇具有某種普遍性。而其結果自然是，一流的老師培養出一流的人才的良心迴圈。而在中國，往往是二流、三流的人才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去當中小學老師。南京師範大學附中的語文老師王棟生老師無比熱愛教育事業，但他遺憾地告訴我，在年輕一代老師中，很少有人像他這樣以教書育人而自豪。許多大學畢業生居然把到學校當兩年老師當作是考研的一個跳板，他們絲毫不考慮這種自私的想法會不會對孩子們的學業造成某種傷害。他們也不思考，也許自己的子女日後也將面臨如此沒有責任心的老師合如此劣質的教育。在北卡的葛林斯堡，我參觀了一所小小的幼稚園，幼稚園正在上手工課，孩子們玩得不亦樂乎。兩位老師都是名牌大學畢業，與孩子們開心地玩在一起。她們從這個工作中充分體驗到了職業的成就感。另一方面，她們的這個選擇在美國不會有人認爲是怪異的。而在中國，我的一位北大師兄自願到某縣城的中學去教書，結果大家都認爲他一定是在學校裏犯了什麽錯誤，是被貶斥來此地的。“一個北大畢業生怎麽能夠去小縣城當中學老師呢？”這已然成爲一種慣性的思維。我想，中美之間最大的差距也許並不在武器、資源、科技等方面，而在這一些似乎毫不起眼的領域。
勞拉最漫長的職業生涯是圖書館館員。出於對書的熱愛，她把圖書館當作自己的第二個家。一九七二年勞拉取得了圖書館學碩士學位。德州大學圖書館和資訊科學研究生院院長助理賴斯博士說：“我們爲她感到非常自豪。對圖書館職業來說，有這樣偉大的人物在講述圖書館和資訊服務的歷史真是太好了。我們有時拿我們自己開玩笑說我們做的是服務工作，但事實上它就是服務工作。許多人就是沖著它服務的一面而進入這一領域的。”畢業之後，勞拉果然成爲一位兢兢業業的圖書館館員。此後，她即使離開了這個職位，卻沒有忘卻對圖書館業的關懷。她以德州第一夫人的身份組織德州讀書節，甚至把公公老布希也挽到現場來。在節日期間籌集到的資金有上百萬美元，它通過一種贈款授予機制分配給各個圖書館。圖書館填寫一份申請表，就可以申請到兩千五百美元。
我在美國訪問的日子裏，先後走訪了紐約、舊金山等城市的多家公共圖書館，也參觀了哈佛大學、耶魯大學等名校的圖書館。我爲美國圖書館業的發達而歎爲觀止。美國朋友告訴我，幾乎每一個社區都有自己的圖書館，藏書豐富，服務一流。作爲一個熱愛讀書的人，生活在美國是幸福的。美國是一個出版業發達的國家，與之緊密聯繫的圖書館業也相當發達。在美國多位開國元勳的演講和著作中，都提及了建立公共圖書館網路對於塑造國民性格的重要性。歷屆美國政府也將公共圖書館作爲財政支出的重要環節，一般不會輕易削減這方面的開支。
圖書館業需要的不僅僅是錢，更重要的還是圖書館館員的敬業精神。在與美國許多圖書館館員交談的過程中，我發現他們內心深處對這一職業充滿了熱愛和投入。李江琳女士就職于紐約法拉盛圖書館，她主持著一個文化講座，特別邀請我去做了一個公開演講。在組織這個活動的過程中，她一個人張羅購買我的著作、發佈資訊、聯絡媒體，馬不停蹄地奔波。她告訴我，法拉盛區的讀者朋友們都很喜歡這個講座，它加強了圖書館與讀者之間的聯繫和溝通。我想，勞拉對圖書館業的熱愛與李江琳女士大概差不多，在美國就有這麽多冒著“傻氣”的、願意爲大衆服務的人。
其實，“服務精神”是一個現代公民社會不可或缺的素質，而圖書館業的最大特色恰恰在於它服務大衆的性質。而在中國，包括圖書館業在內的若干爲公衆服務的、沒有“成就感”和高收入的行業，都受到年輕人的疏遠乃至鄙視。即使在水平最高的北京大學圖書館系，近年來招生形勢也日漸嚴峻。許多高中畢業生和他們的家長，都把當圖書館館員看作是“沒有出息的工作”。我在北大求學期間，受夠了北大圖書館館員們惡劣的服務，而我到國家圖書館查閱資料的時候，每次遭到的都是冷漠而粗暴的待遇。北大圖書館有幾個服務態度出奇地惡劣的圖書館館員，他們都被學長們起了各種醜陋的綽號，這些醜陋的綽號在學生當中一代代地口耳相傳。這也成爲校園文化的一部分。可以說，社會不尊重圖書館館員，圖書館館員也不尊重自己，於是便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在這背後，則是文化水準的低劣和蠻荒的狀態。
勞拉的第四重身份是第一夫人。《勞拉傳》中寫道：“勞拉•布希是以真實的自己走近白宮的，沒有任何做作。”她不喜歡購物，也不喜歡打扮，用的是雜貨店買來的“封面女郎”化妝品。勞拉對媒體說：“我不知道我能用我的外表說明什麽，但我希望我能用行動證明點什麽。”如果說“九•一一”之後，布希的堅定和強硬，使他擺脫了選舉的困擾和弱勢總統的地位，而有希望晉升爲美國歷史上“偉大總統”的行列；那麽，“九•一一”也幫助勞拉完成了一次重大的蛻變，正如《紐約郵報》所說：“恐怖主義襲擊美國之後，勞拉•布希幾乎立刻成了第一母親，安撫和寬慰國民。”布希在接受《新聞周刊》採訪的時候說：“有一段時間，威脅很大，而且是真的威脅，針對我，針對白宮和針對其他主要目標。在那段時間裏，有些威脅我對勞拉說了，可她從來沒說過：‘讓我離開這兒，你爲什麽這麽做，我們爲什麽呆在這兒，這是個痛苦煎熬的經歷……這是你的戰爭，再見吧。’”在丈夫的講述裏，勞拉堅定、穩重的性格呼之欲出。勞拉則對記者說，她的勇氣來自於信仰。她還記得第一個形勢嚴峻的周末的講道，那個星期指定閱讀篇目恰好是這樣的句子：“縱有軍兵安營攻擊我，我心亦不懼怕。縱有戰事迎面而來，我亦充滿信心。”（《詩篇》二十七章三節）這看起來仿佛是神秘的巧合。勞拉讓人重新設計白宮聖誕卡，加入這段內容。後來，她回憶說：“我真的一點也不怕。我的意思是，真要有事發生，那就得發生。我想我們倆都抱著這種態度，你要知道，這就是我們眼下的生活。我們能夠對付它。我們能夠應付它。”
恐怖襲擊之後的第二天，勞拉便站了出來，與紅十字會主席一起訪問華盛頓獻血中心，並看望醫院裏的在五角大樓襲擊中的受傷者。勞拉迅速發表了給中學生的一封公開信，信中這樣寫道：“九月十一日改變了我們的世界。但是，在每一次悲傷和痛苦的背後都會有希望和勇氣的出現。隨著我們的成長，我們都有機會成爲好人，都有機會學習英雄品質，學會愛和同情。”她知道，在這關鍵時刻絕對不能忘記了孩子，要讓孩子的心靈避免受到傷害，要讓孩子知道有人愛他們。
一個星期之後，勞拉親自到賓夕法尼亞參加悼念活動，悼念聯合航空公司九十三次航班上遇難的乘客。勞拉說：“只有那些被愛的人才能感受得到這種悲痛。”她對遇難者家屬說：“你們是他們生命最後一刻惦念的人；你們是他們呼喚的和祈禱再見的人；你們是他們深愛的人。一位詩人寫道：‘愛到別時方知深。’今天我們在此悼念的人知道——即使在那最恐怖的時刻，他們也並不孤獨，因爲你們的愛與他們同在。”
一個國家的公民和領袖在災難來臨時刻的表現，最能看出這個國家的實力和素質。擁有多少飛機和大炮，擁有多少黃金和石油，都不是決定這個國家強弱和興衰的關鍵。最重要的因素乃是公民的意識和素質。當某些中國的“愛國者”爲“九•一一”叫好的時候，我卻發現了蘊藏在美國國民身上強大的信仰支柱。作爲第一夫人和第一母親，勞拉成爲這種精神氣質的象徵，《勞拉傳》的作者這樣稱讚說：“勞拉麵對著我們一生中無與倫比的挑戰。當美國人開始對她的安慰作出回應的時候，她在電視上逐漸成了大家熟悉的一張面孔，她不斷敦促美國人民團結起來，愛他們的子女。她是一個遭受極大創傷民族的希望和信心的燈塔。”她走出了幕後，走上的前臺。
“九•一一”之後，美國的反恐戰爭引發了國內外的爭議。我在訪美期間，幾乎時時處處都聽到了這一爭議。美國人不會對政府的某一政策“一致同意”，美國政府也不會有“統一思想”的癡心妄想。當然，作爲第一夫人，勞拉本人也有自己的政治見解，她堅定地支援丈夫發動的摧毀阿富汗和伊拉克獨裁政權的戰爭。在白宮每周例行的總統廣播中，布希讓第一夫人對全國人民發表演講，這在美國歷史上還是第一次。此時此刻，美軍已經在阿富汗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勞拉的演講圍繞著阿富汗婦女兒童的命運展開，她單刀直入地說：“我是勞拉，我正在做本周的廣播講話。我呼籲世界反恐力量行動起來，打擊阿富汗塔利班政權及其支援的‘基地’恐怖組織，抗議他們針對阿富汗婦女和兒童的暴行。我希望通過這次講演使全世界都來關注長期受到迫害的阿富汗婦女和兒童。現在，塔利班武裝已經從阿富汗大部分地區撤軍，我想那裏的人民，尤其是婦女，一定欣喜萬分。”她尖銳地指出，“塔利班政權高壓下的生活是一種摧殘和壓迫”。她說，在塔利班統治下的阿富汗，“孩子的玩具被視爲非法，他們不能放風箏，母親們會因爲在公衆場合笑聲過高而被拷打，婦女們不能參加工作，甚至不能自由進出自己的家門。”
自一九九六年塔利班攻佔喀布爾並掌握阿富汗政權以來，阿富汗婦女被強迫在公開場所用長袍將全身嚴嚴實實地裹起來，不能露出一絲肌膚。西方記者稱，她們是會行走的木乃伊，不僅是指這可怕的裝束，更是指她們生不如死的黑暗境遇。十年前，阿富汗全國教師中的百分之七十和政府公務員中的百分之五十都是女性，首都喀布爾從事醫療工作的工作人員中也有百分之四十的女性。但極端保守的塔利班下令禁止八歲以上的女童上學，關閉女子大學，強迫婦女放棄工作。他們還禁止婦女享有醫療服務，更嚴格限制婦女的行動自由。由於缺乏必要的醫療條件，每一百名婦女中就有十六人在分娩過程中喪生，有同樣比例的新生嬰兒在出生的第一年夭折。對此，勞拉說：“我們所有人都有責任去譴責塔利班的暴行。也許我們來自不同的背景，有不同的信仰，但是全世界的父母都愛自己的孩子。”
這次講話刷新了勞拉的形象，這個溫和的、有點學究氣的職業婦女，堅定地捍衛著“無論性別，人人享有自由”的普世的價值觀。這一價值觀不僅屬於美國，而且屬於世界。安東尼婭•費利克斯這樣評論道：“勞拉•布希劃時代的演說道出了全世界人民的心聲。全世界都爲塔利班的暴行而震驚，而憤慨；同時，對阿富汗的婦女和兒童報以深深的同情。”
“第一夫人”的傳統在美國的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位置。約翰遜夫人曾經說過：“第一夫人是不拿工資的公務員，由一個人——她的丈夫選出。”從某種意義上說，“第一夫人”的存在既是美國政治生態人性化的象徵之一，也是對一種家庭倫理的強烈認同。第一夫人通常都會利用這一特殊的身份服務於國家，尤其是在二十世紀後半葉以來，第一夫人的作用日益凸現，她們在婦女、兒童、教育、環保等領域都發揮著至關重要的推動作用。
與之相比，前蘇聯在很長一段時期之內都沒有“第一夫人”。史達林的後半生是一名孤獨的鰥夫，赫魯雪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等領導人也從來不讓他們的夫人出現在公共生活中，即使出國訪問也不攜帶夫人同行。專制國家的領袖通常都要扮演一個“冷面獨裁者”的角色，他們不願讓國民知道自己的家庭生活，這一切都屬於超級“國家機密”。他們也不願讓老百姓瞭解他們也是人、也有溫情脈脈的一面。直到戈巴契夫的出現，其第一夫人賴莎才春風得意得地展露在鎂光燈下，党國元首的家庭生活才開始出現在媒體上。這一細節，意味著解凍的開始和改革的啓動。
我很喜歡美國的“第一夫人”的傳統，它與美國的婦女解放思潮、民權運動的拓展等有著密切的聯繫。許多美國普通百姓對第一夫人們的喜愛和尊敬，超過了對總統本人的喜愛和尊敬。我在白宮的門口看到了排成長隊等候參觀的人們，他們說，很希望能夠偶遇勞拉女士。第一夫人雖然不是國家公務員，在政府體系中也不享有任何的法定權力，但她卻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完成一系列連總統也力不能及的事情。在“九•一一”的創痛中，勞拉曾經這樣鼓勵公衆說：“我們每一個美國人都要顯示我們的同情之心，表現我們達觀的態度，顯示我們的勇氣。”她勇敢地做到了這一點，她是一位值得民衆信賴的第一夫人。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二日，北京家中
──轉自《觀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