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2日訊】大紀元記者泠絃、張揚編譯報導，正當全球擔心中國投資過熱，祈禱中國金融平安之際，《遠東經濟評論》報導了一個大家不太熟知的中國金融黑洞──農村信用合作社。這篇報導一方面印證了過去不少人的批評：嚴重缺乏建設的中國農村，資金卻流向都市；同時也提供去年五月河北農人企業家孫大午在農村「集資」的背景，他因言論觸犯當局，被以「非法集資」判刑三年。
《遠東經濟評論》開門見山的提出實例：張秋芳(音譯，下同)說她與農村信用合社打交道，沒得到任何好處，只換來兩星期的牢飯；另一個農人董大嬸說，她因欠農村信合社的錢已經在農田裡躲了好幾個晚上，因為警方用擴音器高聲廣播嚇唬農民；孫午莊則說他為了躲債，跟親人已經在洞裡待了十七天了，因為債主包圍了他的房子。
在分析他們的困境之前，必須先瞭解中國的金融問題。報導中說，一般人可能知道中國的銀行呆帳率很高，問題很糟；但大多數人可能不敢想像農村信用合作社──這個中國最偏遠的小型金融機構的困境。自從九十年代中期商業銀行放棄鄉村市場後，信合社成了許多鄉村唯一合法的存放款機構。但是，信合社簡直就是地方政府介入與經營不善者的天堂。
農民嗷嗷待哺，錢在哪裡？
遍佈中國的農村信合社是一團混亂。官方資料顯示，農村信合社平均逾放比高達26%，但多數私人機構估計，實際逾放比已達50%，在貧困地區還更高。農村信合社是相當地方分權的，中國有三萬五千家各自獨立經營，這意味著在一個小鎮所吸收的存款無法跨區轉移到他處放款，不論某地資金如何需求孔急。這使農村最急需資金的人告貸無門，中國新領導人宣示要挑戰改善農民生活這項艱辛任務，這裡顯然是一大敗筆。
農村信合社在這兩年隨著全國信用的擴張，也有些許成長。中國一方面在城市投資過熱，政府必須抑制貸款，但在農村經濟卻太冷，因此政府又要試行多項計劃，如整併、利率自由化、及督促改善經營等，以期增加農村的放款(根據最近資料，今年第一季農村貸款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3%)。但因農業經營風險較高，成長又較遲緩，要讓資金流向農業部門本來就不容易。
這成了中國最弔詭的經濟發展難題：七億九千萬農民嗷嗷待哺，農村信合社幾乎是他們獲得資金的唯一管道。但若放寬貸款限制而缺乏正確誘因，最後還是會功敗垂成。中國農民因為沒有土地所有權，所以難以抵押借款，農村信合社三千億存款不是被地方官員濫用，就是被經理不當管理。最好的出路，只能被存到中國人民銀行（即其央行）轉貸城市。
回到最開頭幾個農人的貸款惡夢。離北京不遠的一個小村落，當地許多居民回憶說，二○○○年時，政府召集村民告訴他們打算建造溫室來改善鄉村的生計，溫室從此在農村地區開始風行。溫室若蓋得好且蓋對地方，確實能讓農民一年收成兩次，或種植高單價的農產品。村民被告之如果需要溫室，只要和當地信合社簽署一些文件即可。村民說，地方官員「從未提及實際上村民必須清償這筆借款」。當時大家普遍十分貧窮，也沒有更好的辦法，因此超過190位村民簽署了合約。溫室蓋好了，但產權歸屬當地村政府。
錯誤政策要農民還債，只好逃進山裡？
結果，溫室成了農民貴而無當的負擔。因為它對農民改善生活沒什麼幫助。即使造型美觀，農民卻很不快樂。張秋芳說：「我不需要這樣的東西來種小黃瓜。早知道要還錢我就不蓋了。」農民說溫室在雨季會被淹沒，所以無法一年兩穫。而且，溫室耕作的成本也遠高於收益，使得農民種的越多，變得越窮。
兩年後貸款開始要還本時，溫室的災難才顯現出來。極少人有錢付利息，何況還本金。官員與警察來要錢，農民逃的逃、躲的躲。根本的問題，是農村信合社當初並沒有把回收放款當成是貸款的首要考量。密西根大學經濟學者亞柏特．帕克研究過中國好幾個省份的農村信合社，他說：「地區經理不懂得如何經營商業銀行，他們的腦子裡還是原來計劃經濟那一套。所有我們提出諸如分散放款以減少風險等現代金融體系的常識，對他們而言就像是天方夜譚。」
內陸的信合社問題很大，沿海的農村信合社問題也不小。去年上海地產首富周正毅因行賄醜聞被捕，當官方調查他的公司帳戶時，就發現裡面有個上海農村信合社給他的三億五千萬人民幣放款。
農村信合社占中國金融的將近百分之十，它的壞帳政府是逃不掉的，但它再多也不會超過國營銀行呆帳的三分之一，所以還付得起，就看它要不要擔起責任。但是，關鍵是這些信合社能否被改造成更有效率、能繼續生存的金融機構，高盛證券首席中國經濟學家胡先生說：「我並不那麼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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