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5日訊】當「七十年代人」成為傳媒的一個「話題」之後，我依然認為這是一個「偽問題」。文學刊物《芙蓉》推出了聲勢浩大的「七十年代女作家專號」、湖南衛視「新青年」欄目製作了「七十年代人專訪」、娛樂雜志《新週刊》將七十年代人定義為「飄一代」，而北京東四環外的房地產項目「炫特區」則用「炫」來吸引七十年代買家的眼球。在《那些懮傷的年輕人》一書中，《經濟觀察報》主筆、出生於一九七六年的許知遠試圖作為「七十年代」代言人來為「七十年代定義」，他寫道：「新一代人是在每過幾十年就會出現的一代，他們面臨著傳統的斷裂和新傳統的尚未形成，他們要充當連接傳統和未來的角色。我們將在一個更大的語境范圍裏成長，我們不是只要一個中國傳統，而是要把世界的傳統都當成我們的傳統。我們這一代是天然的全球化的一代。」而對於「七十年代」是否能成為主流的一代，許知遠們同樣有著堅定的信心：「我們比前一代更深刻地意識到了什麼是自由，什麼是市場經濟，什麼是每個人從底層奮鬥上去的獨立意識，這些都深深地打進了這一代人的思維裏面，這些會幫助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獲得更好的位置。」
然而，在這種傳統的「代際」劃分中，我觀察到的卻是「斷裂」乃至「粉碎」：一個可以像中學語文課堂上歸納段落「中心思想」一樣概括的「七十年代人」，其實是不存在的。他們是一個又一個的「個體」，他們之間是如此的不一樣，以至於無法對他們進行歸類。他們唯一相似或相近的僅僅是——他們是同齡人。既然沒有「七十年代人」，那麼也就沒有一個「統一」的「七十年代文化」和「七十年代文學」。我只能說，即便是在以寫作為主要事業的七十年代人當中，也存在著空前的多元化的選擇。其中，有一些選擇是值得我們關注的。
當七十年代人走出學校之後，他們發現自己面對的是一個消費無所不至的時代。「我們的生活哲學就是簡簡單單的物質消費，無拘無束的精神遊戲，任何時候都相信內心的衝動，服從靈魂深處的燃燒，對即興的瘋狂不作抵抗，對各種欲望頂禮膜拜，盡情地交流各種生命狂喜包括性高潮的奧秘，同時對媚俗膚淺、小市民、地痞作風敬而遠之。」這是衛慧在一部小說中赤裸裸的生活宣言。在「七十年代寫作」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這群「美女作家」們。她們與前輩不一樣，在作家的身份之上更有影視明星般的光芒。她們深知商業時代的奧秘——「我秀故我在」，她們把作秀看得比寫作本身更為重要。經常在新浪網上發表文學評論的寧肯，這樣形容棉棉、衛慧、周潔茹、趙波、安妮寶貝和尹麗川們：「任性。沉溺。狂野。她們停不下來。圓型燈光從場外打進來，照耀她們，四周是黑暗，她們像一隻紅舞鞋。她們的速度、靈敏、哀傷、尖叫，是我們時代針尖上的舞蹈，她們的暴露、欲望、難度系數讓人驚愕。在放浪形骸、瞬間把握、靈肉掘進上，時代有了驚人的進展。毫無疑問，這一進展是由七十年代美女作家以及她們的近鄰、幾乎具有同性戀或自虐傾向的部分男作家共同完成的。」她們生活在上海、北京、廣州、深圳這樣一些孤島般的「國際化大都市」裏，她們的自由讓西方人也震驚。當《上海寶貝》被西方人看作是中國年輕人生活標本時，我不得不說，這是一次錯位的文化交流。
如果說七十年代的美女作家們在「百無禁忌」上超越了她們的阿姨——林白、陳染、王安憶、劉索拉們，那麼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七十年代出生的男性小說家們卻沒有能夠形成挑戰老師王朔的實力。石康、丁天、狗子和張馳們，與同齡的美女作家一樣，也喜歡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生活，在那些很多洋人出沒的酒吧裏經常可以看到他們的身影。但是，他們依然籠罩在王朔的話語方式和思維方式之下。當近年來王朔疏於寫作的時候，他們的小說簡直就像是王朔八十年代「痞子文學」的「狗尾續貂」——盡管這麼說有點刻薄，但兩相對照確實有點像《紅樓夢》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之間的關系。與他們不一樣的，有一位生於一九七三年的湖北作家李修文，他有潛力成為中國的「村上春樹」——雖然這樣的類比很蹩腳。在讀完《滴淚痔》之後，我在李修文身上發現了一種獨特的才氣和罕見的認真、一種作家的「職業精神」。他知道自己是在寫暢銷的愛情小說，這沒有什麼值得羞愧的。文體並無高下之分，在一流的通俗文學和三流的嚴肅文學之間，一般讀者會作什麼樣的選擇呢？顯然會選擇後者。
談論七十年代人，用昔日「純文學」的概念進入肯定會遺失掉一些更加重要的東西。比如，我非常看重那些在媒體中工作和寫作的同齡人們，他們的寫作更貼近草根階層，他們一隻腳踩著「文學」與「新聞」兩只船。許知遠、遲宇宙、連清川、方三文……他們的文字經常出現在《南方週末》、《南風窗》、《財經》、《中國新聞週刊》等著名媒體上。這些媒體對當代中國的影響力遠遠超過了傳統的文學刊物，因此他們的文字也比純粹的文學寫作更深切地鍥入了當下的生活之中。他們是記者，又是專欄作家，他們的關注點不僅僅是文化，而涉及了政治、經濟、法律等各個領域。
在七十年代的寫作者和思想者中，還有一群為數不多的、自覺地承接「一九八九」的薪火的人。我把自己看作是「六四之子」，這不是一種姿態，而是一種存在方式和寫作立場。這樣的同齡人還有王怡、江緒林、李永剛、徐晉如等人。王怡的寫作多集中在網絡上，他的法學背景以及對電影和武俠的熱愛，使得他尋找到了一個觀察和剖析中國社會的最佳視角。「六極|」十一周年的時候，江緒林在北大三角地點燃了「第十一根蠟燭」，這一舉動多少為「遺忘的一代人」挽回了一點榮譽。李永剛是最早的文化學術網站「思想的境界」的創辦者，這個已經被官方封閉的網站在世紀之交曾經是中國知識界的聖地。徐晉如是這一代人中最優秀的古體詩詞的寫作者和戲曲史研究者，他將現代自由民主精神灌注入古典詩詞的形式之中，使之「脫胎換骨」、「起死回生」。這群朋友與前代人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們根本沒有進入體制中或者逐漸從體制中走出去，他們擁有前所未有的自由心態與獨立身份。這群朋友正在努力以哈維爾的方式思考、寫作和生活，因此我更願意用「八九後一代」來稱呼他們，正如學者傅國湧所論：「我一直認為讓中國人像一個人一樣站起來才是他們的真正追求，這不是政治的選擇，而是一個人的選擇！在爭取自由的過程中實踐自由，在沒有公民權利的時候也能像一個公民那樣行事，行動啟蒙的意義要遠大於文字的啟蒙。特別是在世紀之交這個不死不活的時代，如果沒有越來越多的人站出來，說出事實真相，沒有越來越多的公民像一個真正的公民一樣站起來，我們就不可能走出龔自珍所說的‘衰世’，我們將重蹈治亂循環的歷史覆轍。」
對於七十年代的寫作者來說，最幸運的恐怕就是他們開始擁有了選擇的自由——寫什麼的自由和怎麼寫的自由。盡管這種自由經常收到壓制和摧殘，但他們一旦嘗試到自由的可貴，他們將為之而戰鬥。(二零零三年九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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