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31日訊】三十八年前的1966年，中國大陸發生了文化大革命。大陸中國人的政治激情空前高漲，分裂成造反和保皇兩大派，激烈辯論，嚴重對立。三十八年后的2004 年，中國台灣總統大選，台灣中國人的政治激情也空前高漲，泛藍和泛綠兩大陣營對立之嚴重，辯論之激烈，較大陸當年有過之而無不及。然而，雖然都是為政治而激情如火，今日台灣之激動，卻与當年大陸之激動有本質的不同。
當年的大陸人，從57年反右和58年大躍進，60年經濟困境中剛剛走出來，追求新生活的壓抑和困惑，一下子從“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喧囂中解脫出來，虛幻地產生了自己真正成為主人的錯覺，忘記了兩派都不過是獨裁者用來克敵制胜的家伙，給他們的自由不過是爭當奴才的机會。奴才就是奴才，再表忠心，再賣力气，自己也掌握不了自己的命運：八面威風的紅衛兵小將，不管是哪一派的，都跟他們打倒的對象一樣，統統被赶到鄉下，离開了風光無限的政治舞台。大陸上空照耀一切的紅太陽永遠是獨裁者。文革初期的全民辯論，不過是無法無天的統治者自編自導的街頭活報劇。自作聰明的草民們，自以為英雄蓋世，重安河山，其實是陛下玩偶，在為專制統治火中取栗。
今日的台灣人則大不一樣。在民主制度的道路上艱難跋涉了十年的台灣人，是在為自己的理念，為自己的選擇而拼搏。他們的理念也許不一定正确，他們的選擇也許不一定恰當，但是理念選擇都是他們自己的。盡管候選人也可能在搞陰謀詭計，居心叵測，把政治娛樂化，把選戰搞成一場鬧劇，但畢竟是選民決定候選人，是候選人要仰選民鼻息，而不是選民在執行候選人的最高指示。這是台灣大選辯論跟大陸文革辯論根本不同之處，也是分析文革，人們多從獨裁者身上找原因；分析大選，人們多從選民意向上看結果的根本原因。
一种現象，兩個本質，相當普遍，很值得處在民族發展轉型期的中國人玩味：同是民主選舉，歐美各國爭的是施政方略，台灣爭的是掌握權力； 同是亞洲小龍，韓國追求的是南北統一，台灣追求的是兩岸分裂； 同是重視教育，以色列把教育當作民族根本，中國大陸把教育當作生財有道的產業； 同是言論自由，英國的媒體可以把首相布萊爾搞得灰頭土臉，中國大陸的媒體可以把城鄉差別的世界之最渲染為一枝獨秀； 同是二十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中國大陸的城市繁榮了，也許已經像歐美，農村卻衰落了，也許還是像非洲；中國大陸有些人富了，富得令歐美人咋舌，有些人仍很窮，窮得上不起學，看不起病； 同樣說官員是公仆，歐美貴者不富，權不帶財，只能照章辦事，循規蹈矩，很難以權謀私,得到分外的享受；中國大陸貴者自富，利在權中，一年公款吃喝兩千個億，公車支出兩千個億，出國考察兩千個億； 同是反腐敗，從法國買武器，台灣有人拿回扣，事如天大，查得几起几落；大陸有人拿回扣，無人聞問，風平浪靜……
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后起之秀，一种現象，兩個本質的普遍性，既是中國跟世界的差距，也是中國發展的動力——消除差距，就是進步，正視差距，就是動力。現在的世界，除了非洲和拉美國家的動靜較小外，歐洲，北美，亞洲都在趁時大動。歐洲，北美順著西方前進模式的慣性向前發展，西方的优勢決定了它是推動世界前進的力量，世界都要向西方學習。世人常說的跟世界接軌，就是向歐美看齊。其中俄羅斯重在求富強，俄羅斯第一的自大傳統，容易干擾它學，習西方的成績；中東穆斯林世界則在前進還是倒退中掙扎，在伊斯蘭教為體，西學為用和伊斯蘭教為體，伊斯蘭教為用中搖擺，極端者甚至用恐怖主義的暴力手段阻擋世界歷史和模斯林歷史的前進，表現出學習的另一种形態。
中國在世界這三大力量之間，各取所需。大陸改革開放的旗幟，融入世界的努力，表現出學習西方，發展前進的誠意和決心。然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幽靈，決定了大陸跟傳統，尤其是專制傳統的藕斷絲連，有些像伊斯蘭，又不是伊斯蘭，有些像俄羅斯，又不是俄羅斯。說像伊斯蘭，因為毛澤東思想武裝的游擊隊，正規軍當年給世界造成的危机，比而今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有過之而無不及；說不是，因為革命風光不在，毛澤東的繼任者們跟世界抗衡的法寶只剩下手中的中國特色。說像俄羅斯，因為大陸俄羅斯都在追求富強，恢复帝國的昔日榮耀；說不是，因為俄羅斯以民族精神振興俄羅斯，大陸以遏制民族精神复興中華。一种現象，兩個本質。
台灣比較簡單，目標明确，恨不得成為美國的一個州，對俄羅斯道路和伊斯蘭道路不屑一顧，短短的三十年奮斗，就成為亞洲四小龍，成為世界發達地區，跟大陸的徘徊停滯，左支右絀，形成鮮明對比。然而，“學我者生，像我者死”，這次總統大選，徒有民主形式，內藏頗多疑團，激怒選民，貽笑世界，民主成果有可能發揚光大，也有可能毀于一旦，依舊是一种現象，兩個本質。但愿海峽兩岸的中國人都能正視一种現象，兩個本質普遍化的現實，對照世界，對照自己，殊途同歸，振興中華。中華幸甚，世界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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