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2日訊】我是上海市區人，但在我的心底，總以為自己是鄉下人。有時自己忘卻了，也經常會有人提醒我：你是鄉下人。夜裡一個人走在路上，遇有警察或聯防隊員，雖然馬路上還有其他許多人，卻偏是會對著我問有沒有身份證。去商場買東西，即使我講的是上海話，營業員也總是會夾著生硬的普通話應對我。有一個澡堂子，我時常去洗澡，服務老頭每次會罵罵咧咧，我以為跟我沒關係，但一次終於發覺了是在罵我，他以為我聽不懂上海話，就格外地發洩，而我絕沒有做錯任何事，比所有的浴客都文明，並不亂丟毛巾，擦了身後主動放到清洗桶旁，而他還罵我鄉下人真蠢，不直接把毛巾丟進捅裡。我審視自己，長得不算難看，穿著不考究但注意整潔，所缺的是很多上海人所特有的市儈式傲氣。
但我血液裡確實浸滿著鄉下人因子。從母系算，我是第三代上海人；從父親算，我只是第二代上海人；從我自己算，更只是第一代上海人。有幾年忙於商務談判出入星級賓館、大飯店，隨處聽到的是「老闆」稱呼。一聽到「老闆」兩字，我就驚慌失措，連連自謙：「鄉下人，鄉下人」。當然，我本不是甚麼「老闆」，所談百萬、千萬乃至數億元項目，只是為共產黨大老闆經濟進步添磚加瓦，自己是個跑腿的。有人問我：你怎麼沒賺甚麼錢？領導跟我聊天時，也時常露出我個人應該「賺」了不少錢的意思。但我一直很窮，即使自己可以為自己簽字報銷的時候，也像鄉下人那樣不捨得抽「中華」煙，一貫只捨得抽中、低檔煙；招待客戶只是去附近小飯店，不懂鑽進大飯店裡「避免群眾影響」，以至被「群眾」認為做人沒有檔次，不懂生活質量。
1962年，也不知道那時的法律是怎麼回事，我還在母親肚子裡，父母離婚，兩歲的哥哥給了母親，父親則擁有離婚妻子肚子裡的我。父親16歲到上海當學徒，母親是上海第二代人，一個鄉下人跟一個洋派的上海小姐，結局是離婚。既然我屬於鄉下人，便也就是鄉下人，大概外婆怕我沾上洋氣，命令我母親不許開奶，我便沒有吃母親一口奶，出身28天便喝著米湯去了父親祖籍——江蘇武進，跟祖父母一起過日子。
武進地方應該是魚米之鄉，是富庶的蘇南。立在兩三百米高的山頭望遠去，那綠幽幽排列著的翡翠，是生長不盡財富的農田；蜿蜒著的運河和連綿綴列的池塘，在陽光下閃著耀眼的銀光，白帆緩緩著浮向天際，有如從人間升到了天堂；一個個自然的村落都是粉牆青瓦，幾乎找不出一間草房；最誘人是那裊裊的炊煙，冉冉上升，化入天空，似乎變作了風兒，吹來都是飯香。但那時我心底的蘇南只是一個餓字。所以，在山頭看到炊煙就會有許多興奮，便不由自主急著下山。
在屬於我的炊煙升起的地方，所能夠給的，是早、晚兩頓稀，中午一碗乾、一碗稀。近70歲的祖父還是全勞力，要拿工分，比我的特權是晚上也有一碗乾。祖母是小腳老太婆，「特權」是三頓稀。這已經是不錯了，畢竟都是米做的，大伯家一年有半年吃麥餅；祖父曾歎著氣說，過去在我們常州（武進人一般說自己是常州人），麥餅是餵豬的精料，人不吃的。祖父一直罵大伯懶，大伯則說：「我甚麼時候不出工了？」其實要多出工也出不了，一年就365天，就那麼點工分，生產隊都安排好了。
那時我很調皮，膽子大，是村上孩子裡最喜歡玩也最會闖禍的。所謂的玩，十之八九是一種如動物般的覓食行為。人一當餓著，是斷斷不需要啟發的，尤其孩子，沒有成年人的虛偽，會像小狗一樣四處晃悠，只是低著頭，用鼻子、眼睛、爪子和舌頭尋找食物。幾乎所有品種的草葉、草根、花朵、嫩樹葉、野果，都放在我舌頭上辨別過可否下肚。野果中，逢了季節，桑椹最多；少見的是枸杞子、草莓。村裡誰家種了黃瓜，每一根籐上結了幾個，都長到了甚麼程度，主人是沒有我們孩子清楚的；到了時機，我和幾個孩子便會趴在地上，匍匐前進，偷而啖之。最重要的食物補充，是在水裡。水裡有嫩茭白，時而會漂來幾個菱角。我最習慣於抓了身體透明的小魚、小蝦，趁著鮮活吞到肚裡。抓了大點的魚蝦、黃鱔、泥鰍、青蛙、蚌蠣、田螺之類，則殺洗了交給祖母，她會在飯鍋裡蒸了我吃。孩子裡惟獨我敢抓蛇，但那時不知道蛇是可以吃的；至於蛤蟆，概念裡是毒物，雖然很多，自然也是不會去吃。
生產隊給祖父母配置的菜油是一年一斤半，所以，所謂炒菜就是用一塊油布在鍋底抹一下。能抹一下是很奢侈了，平時蔬菜基本是燙了後放飯鍋裡蒸熟，然後用手指捻幾顆粗鹽進去。遇到我鬧，祖母安慰我的一個方法是讓我在油瓶口舔一下。由於缺油，肚子便永遠像是空的，喝早飯時大人、孩子聚在打穀場上，每個人捧著一只海碗，呼嚕呼嚕灌下去，再用舌頭把碗舔得刷亮，不沾一星點糊，然後，我們孩子們便撫著肚子，比誰的肚子鼓得大，越鼓的人便覺得越幸福。至於飯粒，更是不用大人教訓，即使掉在了泥地上，也一定會設法撿起來帶著泥土一起送進嘴裡。
凡是吃的，都是最美好的。有一年中國新年，親戚們吃了後把幾個桌子的炒豬頭肉剩碗倒在一起，有滿滿一海碗豬頭肉油，原準備是下頓炒菜用的，一個大人說我喝得下去就讓我刮鼻子，我心裏正饞，趁機一口氣灌進了肚裡，祖母又心疼又開心，她心疼那油，開心我食量大。——現在的我，最不喜歡吃的是豬肉，更不用說是豬頭肉油了。最喜歡中國新年，不僅能吃飽飯，而且菜都有了油水；有糯米糰子，有糯米糕，有雞蛋粉絲（普通常州家庭待客規格最高的傳統點心），有糯米甜園子；還可以恩准敞開飲酒。
我們常州人有釀酒傳統，餓肚子也要釀一缸酒放著。祖父是釀酒好手，做得一味好酒藥，酒藥送親朋鄰居，自己也釀一缸酒藏在閣樓上。由於飢餓，我時常去偷酒喝，喝過後再摻水進去，以免被發現，祖父便歎年紀大眼花手不准了，做的酒越來越沒了味道。一次終於出了問題，由於閣樓樓板釘子銹蝕，我偷喝酒時樓板翹起，從閣樓上倒栽蔥下來，地上正好突出個磚角，後腦撞出個大窟窿，血流如注，昏死過去。祖父發現後用辛辣的煙葉往窟窿裡塞，我被刺激得醒過來，大哭大叫著反抗，祖父叫幾個人按住渾身鮮血的我，繼續塞煙葉，用煙葉敷住我傷口。那種疼痛，至今不能忘懷。
當然，最美好的是零食，零食裡最美好的是糖。在鄉下，零食自然也是農產品。自己家每年種幾株向日葵。四鄉不種西瓜，只有南瓜，便有不多的南瓜籽。冬天陪著女人們曬太陽時，我們孩子會去找枯乾的扁豆籐，從上面搜尋豆莢，剝出豆來放女人銅腳爐裡烤熟了吃。不過，葵花籽和南瓜籽都要中國新年了才會有吃，平時是吃不到的。一年四季，最日思夜想的是糖。祖父母很少上街，上街我就纏著，纏著的目的是買糖吃。祖父通常不會答應買糖，但祖母經不住纏，偶爾會答應了買一兩粒。其實祖母自己也饞，一邊讓我咬一點，一邊嘮叨她嘴裡沒味道，最好也要有點味，然後她就舔兩下，再小心翼翼地把糖紙包好我咬剩的，趁我不注意藏掖了起來。那時一粒硬糖一分錢，要分幾次吃，我要死纏爛磨了很多次，才可以吃完一粒糖。
「餓」字的背後是「窮」。窮在一個人身上集中體現在饑、寒兩方面。雖然我大學時練過幾年冬泳，並不很怕冷，但終究是至今不喜歡冬天。冬天給我的回憶，除了晴雪的光輝是永遠的美麗，便只有冰冷的創痛，是捱著日子等春天來的掙扎。那時我的形象：頭上是蓬亂的頭髮，兩隻耳朵的耳輪一定凍壞，通紅的鼻子下掛著忽上忽下的濃涕，臉龐被風吹得皴紅；一件單衣，一件沒有罩衣的硬硬的棉襖，釦子一定是不齊的，攔腰用一根自己搓的草繩繫著，皴裂得發爛的兩手袖在衣袖裡；下身是兩條單褲；不穿襪子，腳脖子前後發黑，裂著有膿血的口子，兩腳套在大而笨拙的蒲草鞋裡。
在自古以來遍種桑樹的蘇南農村，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衣被的缺少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從小睡覺，祖父母就要求我必須脫光了上床，理由是躺在床上磨來磨去傷衣服。跟我一起睡的三個堂兄也是如此。大冷天，上面是一襲薄薄的、露出黑黑棉花的被子，下面是一塊破床單，墊的是稻草。為了取暖，通常是幾個人擠一張床上。一般來說，多數人一年四季只有兩套單衣，倘是再有一套棉襖、棉褲，就是十分好了。大伯一家兩個兒子、兩個女兒，六口人只有兩套棉襖、棉褲，都日夜擠在床上，誰有事出去就輪誰穿棉襖、棉褲。鞋子自然每個人有，但很金貴，一年有半年赤著腳。記得我春秋天跟大人走親戚時，一路上是拎著鞋子赤腳趕路，到了親戚村口，才到河邊洗了腳套上鞋子。夏天，我們男孩子是24小時不掛一絲的，個別困難家庭近十歲的女孩也是這樣；30歲以上婦女一般在家都打赤膊。原因不是習俗，僅僅都是為了「不傷衣服」。
祖父母有幾套不打補丁或很少補丁的衣服。祖父有兩條洗得發白了的漂亮竹裙，都是出客時穿的。他們說，這都是過去留下的。祖母從年青時就沒下過地，但從來沒有短過穿。祖父的成分是貧農，為能養老婆不下地很得意。祖母這時就否認，說也要去菜地的。祖母有時摟著我，似乎傷心起來，就嘮叨說小孫子現在過苦日子，都是祖父年輕時嫖、賭作的孽，祖父辯不清楚，氣得半死。
我六歲時，父母親復了婚。母親來鄉下看我，從此我知道了自己有個媽，也第一次吃到了軟糖，但並沒有意識到自己是上海人。祖父為省路費，用小船從運河、太湖而蘇州河劃數百里，把我送到了上海。外婆、外公冷冷地接待了鄉下親家。祖父領著我逛街，看我嗅著飲食店裡飄出的油香，便花四分錢買了根油條讓我吃。我要祖父也吃，他再買了根，跟我一人一根，一老一小兩個鄉下人站在馬路邊幸福地吃油條。這是我第一次吃油條，那美好的味道留下的記憶是我一生的第一美味。我吃好後，祖父微笑著要再買一根給我，我知道這可以買「好多好多」糖，說不吃了。祖父的眼睛裡閃出了淚花。
祖父悄悄走了。我為見不到祖父而大哭大鬧，鬧得外婆光火起來，馬上把我寄養給了一個以兇狠著名的獨身女人，要她儘管教訓，收我這鄉下人的野性。那女人每天的工作是給弄堂裡人家刷馬桶，身邊有了我，也把我當作了馬桶，每天用刷馬桶的竹刷子對我進行毒打，打得我經常皮開肉綻。終於，她激起了鄰居的群憤，人們也紛紛指責我外婆。外婆不得已，把我領了回去，但實在看不慣我鄉下人的言行舉止，命令母親把我重新送回鄉下。這半年的上海行，留給我的是深深的傷痛。在我幼小的心靈裡，那遠方城市的人，多是惡煞，是鬼故事裡的獠牙。
八歲時，要上學了。父親把我領到了上海。一個背著軍包、穿著軍膠鞋姓施的老師上門登記入學，她慈祥地撫摩著我的光頭，跟外婆說「很好玩，一口鄉下話」，外婆擔憂我聽不懂上海話，施老師說「沒關係，會聽懂的」。但我真的聽不懂上海話（老師們講課基本用上海話，偶爾夾點普通話），也沒有學會聽懂，才幾個月，林副主席說要打仗了，外婆、外公緊張起來，他們想到了鄉下，又像對付日本人時那樣向鄉下「逃難」，組織了向鄉下的轉移。這樣，我就又回到了祖父母身邊。
我進了大隊小學校。學校是一溜平房，門向北，前面是一個場地，豎著兩個籃球架。平房有五間，兩間辦公室，三間教室。我的老師姓沉，是個四十幾歲戴眼鏡的清瘦男人。教室裡坐著三個年級，一個年級兩排桌子，都由沉老師一個人教。課程有語文、算術、寫字、唱歌、體育。前面牆上掛著並列的兩塊黑板，沉老師一會站一邊對一個年級教一會，一會移到另一邊對另一個年級教一會，忙得不亦樂乎。一個班級朗讀時，另兩個班級就寫字、做題目。唱歌三個班級一起唱，沉老師一邊彈風琴一邊揮著手臂打拍子。讀書用的是常州式官話，抑揚頓挫，大家一律隨著音韻、聲調晃腦袋，比唱新式歌好聽多了。唱歌是唱新式歌，可用的是本地土話，由於音韻、聲調不協調，所以總是一片混亂，大家再怎麼晃腦袋也合不住拍子，時不時趴在我們身邊的狗也會放開嗓門攪和兩聲。教室沒有一扇好的窗扇。門也沒有，只是個門洞。到了冬天，朝北房子在北風裡幾近沒有遮蔽，沉老師就格外提起嗓門，一邊提醒大家跺腳一邊高聲朗讀，像是出神到了不知道正是風烈冰封的時候。下了課他就把所有同學趕到場地上去，叫大家蹦跳。春秋天時，雨水一起，風夾著雨進了教室，屋頂還有漏的，大家就打亂秩序，搬桌凳往中間擠，由於桌凳多缺腿的，一時墊腳磚沒搬好，就虛坐著用手扶住，忽然忘記，便是桌傾人倒。
我們鄉下人對老師特別尊敬。無論大人小孩，背後提起的時候，很偶然會用「老師」稱呼，當面絕對都是用「先生」相稱。在大家眼睛裡，「老師」是職業，「先生」才是上等的人格。上街時相遇，大人一定會指示我們孩子過去叫「先生」，然後鞠躬；如果是中國新年之類，還要磕響頭——當然，一般不等磕，老師就會扶住。大人領著孩子站在老師跟前，老師不示意告別，斷斷是不會擅自離開的。我們上學，一天向老師兩個鞠躬是少不了的。
沉老師大概只有一件像樣的衣服，一年有三個季節穿著件細紋呢短領學生裝，從不見有不系風紀扣的時候，身上也從不見有任何不潔的地方。他不允許我們在學校赤腳，但雨天會鼓勵我們赤腳以保護僅有的鞋子。他也不允許有學生掛著鼻涕出現在他面前。站的時候，我們一定要站正，不許晃動身體；坐的時候也必須端正。他手上總是執著根細細的教鞭，我們要是覺得自己犯了錯誤，不用他說，便會自覺伸出手掌；雖然他只是象徵性地在手掌上打兩下，但這毫不見疼的兩下對誰都比家長狠狠打屁股更嚴重，是完全沒有了面子、見不得人了的事情。但沉老師對任何學生都沒有歧視，沒有偏愛，沒有親疏遠近之分，成績好的就表揚成績好，成績不好的會表揚勞動好，女同學表揚書本保護得乾淨，男同學表揚讀書聲音響——這在我後來接受的城市教育中，是從來沒有的，在城市學校裡，甚至大學裡，或顯著或微妙的歧視幾乎是普遍現象；我在從事教學時，深切體會到歧視是育人的第一敵人，是中國現代教育機制和實踐最大的公害。
我在五、六歲後已經多少參與勞動，讀書後會寫了名字，屬於了使用「大名」的人，就更多地從事了各種農活和家務體力活。家務體力活主要是五項：擔水、割草、餵豬、搓繩、舂粉。割草、餵豬、搓繩也可以算是農活。農活除南（口字頭）河泥、插秧、摸草沒幹過外，基本都幹過。南（口字頭）河泥需要很大力氣，孩子不能幹，我們孩子喜歡觀望，因為，河泥中總會有大的魚蝦蚌蠣撿。孩子手小，皮膚嫩，插秧幹不了。很多孩子要摸草，但我唯一怕的是螞蝗，無論如何不干。孩子參加農田勞動是一種社會習慣，既是勞力的補充，更是一種社會教育傳統；生產隊偶爾也會折算點工分加在大人頭上，讓孩子有「拿工分了」的喜悅，這與現在青年第一次拿工資「賺錢了」的喜悅是一樣的。
祖父母分得兩小壟十來平米蔬菜旱地和一分多自留稻地。這是我們祖孫三人格外留意的。留意的程度，比如我在外面尿急，一定是要憋著澆到自家地頭上的——可見用心。但這點地無論如何精耕細作，也解決不了飢餓。農民的基本土地都屬於生產隊，是吹了哨子集合排著隊下地，聽隊長口令收工。全部的收穫，首先是交了公家，再由生產隊會計核算後分配。一年主要分配三次，一次是稻子和稻草，一次是麥子和麥草，一次是中國新年分配現金、肉、魚之類；種雙季稻後稻子和稻草分配兩次。農民的一切都被政府嚴格控制著，成為了政府農奴；所謂公社制度，其實就是國家農奴制度。
豬每家規定是必須養的，但農民沒有自主處置權，絕不允許不經同意屠殺，必須賣給國家。雞鴨規定不許養，一跑出去就會被打死，說是會吃生產隊莊稼；建築風格都沒院子，總不能把雞鴨偷養在住房裡？生產隊養幾頭豬，中國新年時殺兩頭供全村分配；要是豬小，就由隊裡選某家的豬殺。豬賣了當然也有幾十元錢收入，但每家基本只能勉強解決一頭豬的飼料。那時連燒的柴草都嚴重短缺。由於認為樹下長不出莊稼，影響集體利益，村裡能砍的樹和竹林都被砍了；村名本叫「竹園」，多竹林，竟然連一根竹子也看不到了。路邊剛長出點草，就被人割了去曬乾當柴草燒。割草時鐮刀下表土一寸以下，連草根都挖了出來。一次我跟二伯跑了幾里地去割點草，在光禿禿的塘岸上烈日暴曬，我被曬暈了過去，二伯把我丟進運河才回過氣來。私人不能養魚，可以用小網抓魚，但小網只能抓小魚小蝦，捕魚的能力近乎原始社會。
蘇南人是非常勤勞的。祖父很少有閒坐在家裏的習慣。因為是優秀的竹匠，做的籃、扁、簸箕、椅子特別紮實，經常有遠村的人掮著竹子來，祖父做了活並不收錢（收錢也不允許，屬於搞資本主義），只是在人們的讚美聲中微笑。生產隊不出工，祖父會炕著鐵耙到地裡溜躂。經常，我會見他獨自蹲在地頭，抽著旱煙，望著眼前的莊稼，沉默半天。遇有大雨天氣，他會露出急躁的臉色，終於耐不住，就披了蓑衣，抗起鐵耙，消失進茫茫中。農民，不管是甚麼制度，不管是不是屬於他們所有，土地和莊稼永遠是他們的生命，他們會為之忠心服務，並不考慮一己利益。跟祖父出去，要是看到一片地長得不好，他會停佇下來，傷心不已。
大的家庭，最前面的一間房子中央，泥地上都埋著塊半圓柱型、極光溜的青石。這塊青石吸吮了婦女們無數的汗水。農村是離不開繩的，消耗量非常大。繩有兩種做法：一是用生稻草直接搓，但質量差；一是把稻草用木錘在青石上反覆鍛打得軟熟再搓，這樣的質量非常好，拉船的纖繩也是這樣做出來的。鍛打稻草一般都是婦女做的活。生產隊並不准備繩，用繩都是各家自覺提供，婦女們自然承擔了這任務。有些家庭還得做蒲包。蒲草也必須鍛打了才行。因此，經常是深夜，在昏暗的煤油盞下，還大幅度晃動著婦女揮動木錘的身影。
今天所說的「村」，是廟堂上官員們拍腦袋拍出來的，既要把統治建到中國農村最基層，又要避免機構數量過分多，就並了許多村為一個「村」。自古而止1949年前，中國的基層政府都是到縣一級，「村」都是自然村，農民自己管自己，並不需要政府勞心勞力。自然村不論是否一個姓，祖祖輩輩已經磨合得融洽，一村一族，多族亦似一族，彼此和睦，同心同力。生產隊建立在這基礎上，許多事情便靠著祖祖輩輩之覺悟得以完成。廟堂上和書齋裡的人們不知，以為是靠灌輸了農民共產主義覺悟，真是大謬！
1970年代以前三十年，我們村沒有添加過一間新的民房。從山上望去，那無數的粉牆青瓦，都是過去造的老房。我所讀小學課桌椅，也是過去留下的財物。新中國對農村的掠奪，是前無古人的。所掠奪的財富，並不是如很多人說的是去了城市；這種說法是故意或無意地製造、刺激城鄉矛盾，是掩蓋中國社會真正的矛盾。無論是農村財富還是城市財富，其實都是掠奪給了日益龐大的國家官僚機器。城市普通市民與農民一樣，也被掠奪著，也與農民一樣餓著肚子，只是境況略好一些而已。當農村實行了國家農奴制時，城市一樣也就失去了自由，必然也要演變為國家工奴制。
生產隊造了一間新房，大概四十來平米，既是倉庫，也是開會學最高指示的地方。祖父時常帶著我去參加開會。一般要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再由隊幹部讀一段報紙或最高指示，然後談生產隊生產計劃。唱歌的聲音都是從鼻子裡出來的，不見大家嘴唇動，「嗡嗡」地像夕陽下蚊子打球交配。談生產計劃免不了要鼓動生產積極性，鼓動的辦法自然會變成隊長做憶苦思甜發言，之後就一定引來七嘴八舌、亂開無軌電車。女人們的話題總是會講到現在連做鞋子的布都沒有了，又沒地種棉花，連自己織布也辦不到。男人們會把話題拉到造房子上面，幾十年不造房子，娶媳婦放床的地方也沒有了。祖父他們老人會說過去有一條最好，在地裡邊幹活可以邊罵「蔣該死」、「蔣光頭」、「蔣烏龜」，不會有人大驚小怪管。生產隊長一定會提醒大家：「現在新社會了。」祖父他們會跟著說：「現在不打仗了，沒有日本鬼子了。」「就是嘛。他們年青人沒吃過苦，不懂的。」生產隊長馬上會接住話題，然後帶領大家叫幾聲時髦口號，宣佈會議結束。讀了兩年書後，我回到了上海。由於我講一口常州話，從鄰居到學校，都叫我「鄉下人」；由於聽不懂上海話，跟人交流困難，從鄰居到學校，都叫我「戇大」。我幾乎沒有了名字，即使被叫名字，也是在名字前要加一個「戇」字。我這個鄉下的孩子王、最優秀的學生，成了城市裡的一條蟲子。我無力反抗侮辱，只能默默承受一切。僅僅小學四年級12歲，就承擔了家裏大部份的家務，每天四、五點鐘起床去排隊買菜，買了菜給父母、哥哥準備早飯；中午要回家侍侯哥哥吃中飯；下午放學後必須準備晚飯，要洗父母、哥哥的衣服，要拖地板；晚飯洗了碗筷後，母親便關了所有的燈節省電費，八、九點鐘上了床。唯一的寄托是半夜趁大家都睡熟了後，藉著微弱的路燈光或月光讀搜尋來的小說。第二天上學，自然交不出作業，自然也就成了老師眼裡的差生。一直到中學三年級，來了新班主任，才突然發現我是成績最好的學生之一，有兩科更是年級十個班級裡的第一，是個不完成作業卻最可能考上大學的學生，是個「奇蹟」。當幾個同學大呼小叫著給我送來大學錄取通知書時，父母親和所有的鄰居都驚呆了，誰都沒有想到我這沒有時間複習迎考、不說話的「鄉下人」，成了周圍孩子裡的「唯一」。
中學以前，多數的寒、署假，我都是回到鄉下過。一踏上鄉下的土地，清新的空氣便恢復了我的人性。在鄉下，沒有人侮辱我，沒有人限制我說話；我可以叫，可以跳，可以跟人摔跤，可以去抓魚蝦，可以脫光了衣服到運河裡暢泳，可以立到山頂擁抱陽光。1980年中國新年，我從地底挖出一罐陳酒，暢飲過後到雪原狂奔，扒開厚雪，親吻綠色的麥苗，傾聽大地的聲音，我哭了，在雪地裡躺了四、五個小時。我知道我永遠屬於大地。我知道自己的人生會有不盡的漂泊，將以自己的頭顱撞擊不平的世界；我的根，始終在這古老而鮮香的沃土裡。
很多年後調查一件賄賂案，驅車路過家鄉，我讓轎車停在村口後，步行到祖父母墓前，隨手抓了把野草和野花放到碑前，默默地跪下。我的兩個助手疑惑地望著我，我說：「我從小在這裡長大。我是鄉下人。」@(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