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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權征文】「四項基本原則」是中國現代化的最大障礙

秦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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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3月16日訊】「四項基本原則」據說是寫入了中國《憲法》,這「四項基本原則」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為指導;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毫無疑問,這個「四項基本原則」,是中國現代化的最大障礙。

一、一黨政治是封建政治的殘餘,它是腐敗之本、暴政之源

新中國的開國領袖毛澤東在開國之初甚至在建國之前就警告過要防止腐敗,但是他還是不如美國開國總統華盛頓,因為他沒有能夠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毛澤東本人就是最大的獨裁者,他甚至公開承認自己就是「秦始皇」(中國第一個最殘暴的封建皇帝),可是,即使在他的嚴厲獨裁之下,腐敗也照樣滋生,當時的林彪集團、「四人幫」集團,據說他們在政治上是陰謀家,在生活上也同樣是腐敗分子。

一黨政治首先是缺乏有效的監督。這就好像中國的封建家長制式的家庭(在中國,這種家庭現在仍然佔大多數),父親是理所當然的家長(無需選舉的),家長制定政策,家長執行政策,最後還得由家長來仲裁,誰來監督家長呢?誰敢監督家長呢?家長當然有犯錯誤的時候,即使犯了錯誤,家庭成員也無權罷免他,而且也無權糾正他的錯誤,只有等他意識到錯了的時候,才可能由他自己來糾正。如果他一輩子意識不到錯誤呢?那就一輩子也別想糾正。比如說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就是如此。

一黨政治沒有正當的權力競爭。官僚都是任命的,現在有些地方也搞些選舉的遊戲,那不過是形式主義。至於任命誰,那是在黨的組織內部早已安排好了的,無論選上了,還是沒選上,都得是他,甚至下來監督選舉的官員公開地強制選民,只能選上級安排好了的人,不能選別人,選了也無效。曾經有一個地方官,連選三次都沒選上,最後居然還是順利當選。有些地方甚至連選民證都不發給選民,由辦事員代替填寫並投票了事。這種任命的官僚或者假選舉真任命的官僚當然不可能對老百姓負責,而只會對他的上級負責,實際上只是對任命他的那個首長及其官僚集團負責,即使他犯了錯誤甚至犯了罪,只要他那個官僚集團還能保住他,仍然可以繼續任用,除非連他那個官僚集團也保他不住了,他才可能受到處理,成為政治鬥爭或權力鬥爭的犧牲品。沒有正當的權力競爭,這是共產黨的官員尤其是基層官員,不願意在基層踏踏實實做本職工作,而是費盡心機在上層官僚集團中跑關係找靠山的根本原因。

一黨政治不允許有反對派、不允許有不同政見者。不允許但是不等於沒有,只是不敢公開活動而已,因為一旦被發現,就將受到共產黨政權的嚴厲打擊。比如說1989年北京大學生鬧學潮反腐敗,差不多所有的民主黨派和各種政治勢力都走上街頭,加入了大學生的示威遊行隊伍,支持大學生的正義愛國行動,可是學潮很快被共產黨稱之為「六·四」反革命暴亂,這些民主黨派和政治勢力被迫表態擁護共產黨的 「英明決策」,這在許多中國人心目中都被看成是一個滑稽。這種「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獨裁政治局面對於中國的民主政治的發展無疑是一個巨大障礙,而且也終將制約中國的經濟發展。

二、馬克思主義早已名存實亡

按照共產黨人的老祖宗馬克思、恩格斯的設想,無產階級革命是一場世界性的革命,這種革命不可能單獨在某個國家內成功,而且,只有幾個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有條件發生這樣的革命,因為這種革命的先決條件是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從而導致資本主義世界的固有矛盾即日益發達的社會化大生產和日益發展的資本主義私人佔有之間的矛盾越來越成為不可調和,並最終使革命一觸即發,並且無產階級在和資產階級的不可調和的鬥爭中已經達到了相當的成熟,具有了高度的政治覺悟,自覺地產生了革命的要求。只有這樣的革命,才可能真正進入社會主義。

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在人類社會還從來沒有成功過,現在共產黨人所信仰的馬克思主義只不過是一件被共產黨人用來亂塗亂畫的貼著「馬克思主義」標籤的外衣。第一個亂塗亂畫的人是列寧,他提出了無產階級革命單獨在某個國家內成功的理論,這個理論本身就不符合馬克思、恩格斯的設想,他不是按照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從發達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而是要在一個落後的半封建、半資本主義國家—-俄國,強制推行社會主義,這種不顧客觀社會條件的先天不足而強制推行社會主義的做法,是蘇聯社會主義最終失敗的根本原因。

毛澤東則更是距離馬克思、恩格斯的設想遠而又遠,當時的中國就連資本主義社會都還沒有進入,還處在落後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農民還是當時的主要社會力量,毛澤東就在這樣一種極端落後的社會條件下採取農民起義的形式奪取了政權。所以當時的中國共產黨根本不是馬克思主義的黨,而只是一些農民起義的領袖人物和少數幼稚的激進分子的集合體,其所建立的政權也根本不是馬克思主義所設想的無產階級政權,而只是一個批著馬克思主義外衣的農民起義的政權。

至於鄧小平的理論,則已經是完全脫離了馬克思主義的東西了,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說穿了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實用主義,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人物的個人主義」,他已經完全不顧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原則,只要是他(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人物)認為對中國(確切地說是中國共產黨)有利的「主義」,他就可以拿過來使用,並且冠冕堂皇地稱之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如此看來,經過「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馬克思主義早已被共產黨人篡改得面目全非、名存實亡了,所謂「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只不過是一個混亂不堪的大雜燴。中國共產黨的四項基本原則中卻還要堅持這種「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他們堅持的到底是什麼呢?他們堅持的只是一件「馬克思主義」的外衣!既然如此,這件外衣,早晚總有一天也是要被徹底拋棄的,因為,隨著中國的現代化,這件外衣將越來越成為中國人民(包括中國共產黨人)的一個沉重負擔,這個負擔也將嚴重阻礙中國的進一步現代化,嚴重阻礙中國進一步融入世界大家庭。

這種隨意篡改「馬克思主義」做法,曾經導致了並且還將導致嚴重的惡果:只要對自己有用的,就可以把它叫做「馬克思主義」,這是共產黨內部黨派鬥爭的根源。共產黨的領袖們,都從「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中尋找對自己有用的詞句,把它們變成對自己有用的「主義」,這就導致了共產黨內的嚴重鬥爭,而這種黨內鬥爭,每一次都給本國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給本國的思想道德、文化藝術、政治經濟等各個領域帶來巨大的破壞。所以,與其如此,為什麼不能徹底拋棄「馬克思主義」的外衣,只根據國家和國際的實際情況來決定對本國有用的政策呢?

一些中國人甚至說:馬克思主義就是世界恐怖主義,共產黨就是公開的國際恐怖組織。在它取得政權之前,它在世界各地煽風點火,起義、暴動、革命,顛覆各國政府;在它取得政權之後,幾乎所有的共產黨國家都毫無例外地實行了獨裁政治,清洗異己勢力,大搞「紅色恐怖」,如斯大林的「大清洗」、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人為地製造人與人的對立和鬥爭,如中國的所謂「地、富、反、壞、右」黑五類分子等等,給人類社會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三、「人民民主專政」是中國走向法治社會的最大障礙

「人民民主專政」只有專政,沒有民主,這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一黨政治下的民主是黨替人民作主,而不是人民自己做主;黨是 「人民利益的代表」,所以黨的利益理所當然地就代替了人民的利益;人民只能按照黨的意志辦事,否則就是反黨。

比如說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那就是一件民主的外衣,什麼都由共產黨定好了,人民代表只不過是舉手表決的工具而已,而且人民代表本身就是由共產黨審查欽定的,根本不能真正代表人民,更不能代表反對派。你只要看一看中國共產黨的中央全會報道,你就能準確地判斷出即將召開的全國人大會有怎樣的人事變動或安排,那麼,全國人大的作用是什麼呢?顯而易見,它只是對中共早已做好的人事安排按一按表決器,替中共做一做民主的幌子而已。全國人大尚且如此,基層人大就更加只是一種擺設了。

比如說中國共產黨的法律政策,有一句口號叫做「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意思是說:你只要承認犯罪,就可以從寬處理,否則的話,就要加重處罰。它的實質,其實就是一種封建司法,就像是封建官僚審案子,你老老實實招供,可免皮肉之苦;你不老老實實招供,那就要大刑伺候,打得你招供為止。它剝奪了「犯人」保持沉默的權利,甚至於僅憑「犯人」的口供和認罪態度作為量刑的依據,這是共產黨的司法機關大搞「逼、供、信」,造成無數冤假錯案的重要原因。

再比如說輿論監督,在中國大陸是沒有真正的輿論監督的,因為媒體都是共產黨控制的,尤其在基層更是這樣。新聞稿件需要基層單位的批准和簽章才能向外發送,否則,即使再重大的新聞,媒體也不敢發表,即便偶有漏網發表不同的聲音,作者和媒體負責人也一定罪責難逃,這就是在中國大陸媒體上聽不到不同政見者的聲音的根本原因。有人說,在國民黨時代,魯迅還能夠活著,還能夠發表文章,假如魯迅不死,他對於共產黨的腐敗和暴政,一定也是痛心疾首,大聲疾呼的,那麼他恐怕也要被共產黨整死好多次了,他的那種尖酸刻薄的議論,在共產黨中國還能夠發表出來嗎?或者說,共產黨有這個膽量和度量來發表魯迅式的那種尖酸刻薄的政治批評嗎?

再比如說1989年的「六·四」風波,當時的幾乎所有的民主黨派和政治勢力都參與了北京大學生的遊行,對大學生們的愛國熱情給予同情和支持,就連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還有當時正在國外訪問的全國人大委員長萬里也表態支持,但是,鄧小平、楊尚昆和李鵬卻居然敢於動用人民的軍隊來鎮壓人民的大學生,據當時的目擊者們說,在天安門廣場清場的時候,坦克公然地壓向不願避開的大學生人群,首開了共產黨動用人民軍隊屠殺人民的先例!

說穿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實質,就是「人治」,就是「黨治」,就是「黨的領袖人物的獨裁政治」。黨的領袖人物的一句話,就是全國人民必須遵守和執行的「法律」,各級黨的領導人的一句話,就是各級地方人民必須遵守和執行的「法律」,這種以領導人的意志代替法律的現象,在現代中國,仍然是非常普遍、極其嚴重。比如說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原本只是江澤民在廣東某地一次隨意性的談話,居然就成了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之後的最高理論,要組織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深入學習,認真領會,甚至還要人人過關,搞效忠表態。這種情況在西方民主社會中是不會有的吧?

我想,21世紀將是中國民主和法治道路上最艱苦、最殘酷的一段路程,共產黨必然要用盡一切權力和手段來維持它的獨裁統治,民主、法治與獨裁的鬥爭,也許將要像偉大的法蘭西大革命一樣,要經過多次的艱苦的反覆才能最終讓民主和法治真正成為中國的國家制度,真正成為中國人民的政治信仰,真正成為中國人民的生活準則。為了走過這段最艱苦、最殘酷的路程,中國和世界的民主志士們,努力奮鬥啊!

四、「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實用主義」

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全面瓦解宣告了社會主義運動在世界歷史舞台上的完全失敗。中國被認為是僅存的東方社會主義大國,但是,中國的社會主義原本就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現在則更不是。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設想,社會主義有幾個基本的原則:生產力的極大發展和人民群眾的高度覺悟;計劃經營並取消商品經濟;消滅競爭並實行財產共有等等,這個設想本身也許是美好的,但它是以生產力的極大發展和人民群眾的高度覺悟為其前提條件的,這個「極大發展」和「高度覺悟」的標準是什麼呢?中國的現在達到了這個標準嗎?只要看一看中國改革開放前後的事實就十分清楚:改革開放之前,田地是集體的,工廠是國營的,農民、工人吃的是社會主義的大鍋飯,做的是社會主義的大懶漢。毛澤東用獨裁的手段,強制中國落後的農民階級和幼稚的工人階級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承擔馬克思主義設想的只有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才有能力承擔的社會主義建設使命,這種不顧社會歷史條件的限制,拔苗助長式的社會主義的嚴重後果,就是造成了中國長期的政治動盪和持續的經濟衰退。

改革開放以後,田地分給了農戶,工廠引進了多種經濟成分經營,農民、工人終於吃上了勤勞飯,做上了勤勞漢。由此可見,中國工人、農民的思想覺悟還遠遠沒有達到馬克思主義所要求的高度;而中國目前所進行的「社會主義」建設,也遠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甚至就連資本主義水平都還沒有達到,中國的農業生產基本上還是家庭經營的小農生產方式,中國的城市工業有很大一部分還屬於家庭作坊為主的手工業,而中國現行的一黨獨裁的官僚體制則幾乎完全是封建專制主義的一套,距離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都還遠得很,距離社會主義的高度民主則更遠,所以,中國目前還僅僅處在由農業國向工業國進化的階段,中國社會還僅僅處在由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進化的階段。

所以,鄧小平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中的「中國特色」四個字,實在是個絕頂聰明的發明創造,簡直可以得到諾貝爾發明獎的,因為所謂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它的實質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實用主義」,只要有利於鞏固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地位,不管什麼「主義」都可以採用,資本主義有利於共產黨中國的經濟發展,所以,共產黨中國的經濟制度要向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改革開放,封建主義有利於鞏固共產黨的獨裁政治,所以共產黨中國的政治制度仍然要堅持一黨專制的封建統治毫不動搖。然而這樣一來,所謂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也就成了難以自圓其說的矛盾體了。

還有一個最好的例證可以證明社會主義在世界範圍的完全失敗,那就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設想,最發達的幾個資本主義國家應該最有條件發動無產階級革命,最有條件進入到社會主義,然而,當今世界上的幾個主要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如美、英、法、德等等,沒有一個國家的工人階級要求革命,也沒有一個國家進入了社會主義,這對於馬克思主義設想的社會主義理論,無疑是一個天大的諷刺。

五、什麼都可以競爭,為什麼執政權力不能競爭

按照中國共產黨的解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就是要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說穿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死死地維護住中國共產黨的一黨獨裁的政治體制,所以在中國,儘管經濟活動正在逐步開放,私營經濟、市場競爭都得到允許和提倡,但是政治上的獨裁卻毫無鬆動,反對派和不同政見者仍然受到殘酷打擊。什麼都可以競爭,為什麼執政權力不能競爭呢?

中國共產黨中央也多次提到政府機構臃腫、職責不清、人浮於事的現象,也屢次尋求改革的辦法,但每改一次,機構反而更臃腫一次。比如,中央要精簡機構,成立「精簡機構辦公室」,下面也跟著成立「精簡機構辦公室」;中央號召學習江澤民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成立「三個代表辦公室」,下面也逐級成立「三個代表辦公室」。機構未減,反而先多了起來,成為一種惡性循環。此種情況的根源就在於一黨政治的痼疾。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中都有兩套班子在運轉,一套是共產黨的組織機構班子,一套是政府機構班子,兩套班子同時運轉,行使職權時往往不能協調,最大的矛盾是黨政不分。在中國,共產黨是領導一切的,所以,政府的所有工作,黨都有權領導。比如在一個鄉鎮,最有權力的不是鄉鎮長官,而是鄉鎮的黨委書記,黨委書記不同意,政府班子的決定就不能執行,那麼政府這套班子有什麼作用呢?在「鄧小平時代」,更是出現了怪事,不是中央委員的鄧小平,居然能做中央的軍委主席,而且共產黨的領導原則是黨指揮槍,可是胡耀邦、趙紫陽先後作為當時的黨中央總書記,又都先後被身為黨的軍委主席的鄧小平免掉了,這是「黨指揮槍」呢?還是「槍指揮黨」呢?

其他的各民主黨派就差得遠,他們不僅沒有領導政府班子的權力,就連民主黨派自身的發展壯大也受到限制。為什麼共產黨不能像各民主黨派一樣不直接參與各級政府的領導工作呢?作為執政黨就一定要直接參與各級政府的管理工作嗎?為什麼不能通過《憲法》的形式規定共產黨在各級議會中的多數席位,以此來保證共產黨的主張能夠在各級議會中表決通過,形成法律,從而實現共產黨的執政領導呢?如果能這樣,共產黨設在各級政府中的重疊的領導機構就可以撤下來,真正專心致志於行政執法的監督,大政方針的研究,國情民情的調查,而議會也許就不再是一種擺設,而是能真正行使權力的議會了。當然共產黨員作為個人身份仍然可以參與政府領導班子,各民主黨派成員也可以作為個人身份參與政府領導班子。這樣一來,一個政府兩套領導班子的現象也許能夠暫時避免。

我說的暫時避免,是因為這種形式仍然還不是一種徹底的民主和競爭的政治形式,而只是一種過渡形式。如果共產黨確信自己能得到最廣大人民的擁護,為什麼他不能和各民主黨派以及其他政治勢力一起競爭上崗呢?只有被全體人民公開選舉上崗的政黨,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執政黨啊!

六、新興的有錢階級能夠推進中國民主嗎

要改變中國共產黨一黨獨裁的政治局面,最大的關鍵就在於中國民主力量的發展和壯大。而中國要實現現代化,要加入到世界先進行列,最大的關鍵就是要實現民主政治。民主的最大好處是能夠進行有效的監督。腐敗和弄虛作假在民主國家裡也同樣存在,但是他們能夠很快被發現並受到處罰,甚至連國家總統也不能倖免。這在中國這樣的獨裁國家是不可能的。實際上,我對中國能否真正實現西方式的民主也存在著很深的懷疑,因為中國是有著數千年封建文化和封建政治傳統的國家,這種封建傳統對於實現民主來說,無疑是一個沉重的難以拋棄的負擔。美國民主為什麼會成為當今世界上最完善的民主?就是因為美國人沒有封建傳統,它是一個移民國家,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都需要一個民主的國家機器來保護他們各自的權利。而封建傳統的準則就不是這樣,封建傳統是保護貴族利益的,封建貴族當然是官僚集團,所以中國人都是千方百計地要做官或者依附官僚集團,這就是中國的「官本位觀念」和 「長官意志」至今仍然深深統治著中國人心靈的原因,也是中國共產黨的獨裁統治得以在中國長期維持而西方民主難以在中國真正實現的重要原因。

儘管我們指責中國共產黨的獨裁政治,但是自從改革開放以來,至少有一個事實還是值得我們肯定的,那就是共產黨在經濟領域的逐步開放的政策,導致了一批有一批新的有錢階級的產生。我在這裡用的是「有錢階級」這個詞,而不是「資產階級」,因為我不知道,這些新產生的有錢階級究竟會成為封建貴族還是會成為民主人士。

中國早期的暴發戶對中國的民主政治是不會有什麼幫助的,因為這些人的文化素質或文明素質太低,大多數人是利用早期開放政策中的特殊優惠政策甚至是一些政策漏洞而偶然暴發的,所以當時有「搞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蛋的,遵紀守法的不如坑蒙拐騙的」說法,這些人暴發後不會有太多的政治要求,更多的是追求生活享樂甚至墮落。

有人說,隨著中國經濟特別是私有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有錢階級一定會進一步發展壯大,成為一股新的政治勢力登上中國歷史的舞台。因為他們有錢,所以他們不太願意受權力的制約,或者說,他們希望自己能享有更多的政治權力,發揮更大的政治作用,這在獨裁政治之下是很難實現的,所以他們會強烈地要求政治改革,會要求改變一黨獨裁,實現民主政治。這當然是一種可能的情況。還有一種可能的情況是:中國是一個有著長期封建傳統的國家,權力和金錢是結合在一起的,叫做「有錢有勢」,也許共產黨政權能夠讓這些有錢階級成為新的權力貴族,而這些新的權力貴族除了對共產黨感恩戴德之外,更需要一個強大的獨裁政黨來保護他們的既得利益,這樣一來,這些新的權力貴族就和獨裁者融為一體了。

但是這樣一來,共產黨的性質也就變了,共產黨自稱是代表人民群眾的,尤其是代表窮人(無產階級)的政黨,至少現在它還是這樣宣傳自己的。如果有錢階級大量加入共產黨政權,那麼共產黨也就逐漸要蛻化變質成為有錢階級的政黨了,這種有錢階級的政黨會走向民主呢?還是會更加獨裁?

由此可見,在中國,民主與獨裁的鬥爭將會是一個長期而艱巨的過程,但是,中國如果要實現現代化,要加入到世界先進行列,就一定要實現民主政治。所以,我們呼籲中外的民主志士們團結起來,為加快中國的民主進程而努力奮鬥;我們尤其歡迎中國共產黨內的民主人士或者同情中國民主運動的共產黨人積極行動起來,投身於實現中國民主政治的偉大事業。「四項基本原則」是中國現代化的最大障礙,因此,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鬥爭,就是這項偉大事業的最為關鍵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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