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5日訊】(BBC中文網記者 魏城3月15日報導)據說，剛剛閉幕的中國十屆人大二次會議的一個主要成果是”私產入憲”，也就是把保護中國公民的私有財產寫入憲法。
海內外輿論都高度評價這一修憲變化。
法新社的相關報道稱，這一變化標誌著中共”放棄了共產主義的最為重要的支柱之一。”
中國體制外的自由主義學者劉軍寧也稱讚這一變化，他說：”無論這次修憲的真正目的是什麼，老百姓將來會利用這一條來保護其可能受到政府侵犯的私有產權。”
私產神聖？
那麼，曾經在中國官方、民間引起過軒然大波的”私產入憲”辯論是不是簡單的新與舊、左與右的較量呢？
實際情況似乎更為錯綜複雜。
一直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法律院系的教科書還堅持說，社會主義憲法和資本主義憲法最重大的區別之一就是：前者規定”公共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後者規定”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儘管那時中國已經開始了市場化導向的經濟改革。
於是，自那時以來，中國某些自由派知識分子便把讓中國憲法寫入”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這樣的字眼作為一大奮鬥目標。
一個署名”百層口罩”的中國網民更將之提升到這樣的高度來認識：”‘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是中國由公有制社會向私有制社會過渡所必備的法理要件。”
一直到去年夏天被海外傳媒紛紛報道的”青島修憲論壇”，仍有一派觀點認為，修改後的新憲法至少應該規定：”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和私有財產皆神聖不可侵犯”。
有趣的是，對”私產神聖說”信奉者提出最有殺傷力批評的，並非那些崇尚毛澤東時代的老左派，而是一些同樣堅持民主自由理念的人。
中國有一個名叫陳永苗的學者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旗幟鮮明地反對私產入憲》。如此”旗幟鮮明”，但他卻不是”左派”。據他自己說，他也信奉自由主義。
他在該文中說： “‘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是1789年法國大革命《人權宣言》提出來的，但是沒有因此寫入隨後制定的憲法。對各國憲法進行比較研究，就會發現，各國憲法尤其二十世紀財產權社會化的憲法，雖然都保護私有財產，但私有財產並非’神聖不可侵犯’，即不把財產權絕對化。”
他”反對私產入憲”的理由是：”在根本無法確立財產來源合法的情形下，由憲法來確認財產佔有的合法是不符合社會正義的。”
教義與現實
如果說陳永苗的話過於”文縐縐”，那麼，一位署名”打假”的網友的話就更為直截了當，他說，”私產入憲”不過是”右派的企圖使暴富階級非法所得合法化的修憲主張”。
他們的爭論絕對不是形而上的抽像理論之爭。曾因報道有”自由化傾向”而被官方打壓的中國記者安替也反對”私產入憲”，但他反對的理由更為實際。他在網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標題叫做：《以我們下崗、退休父母的名義強烈反對在當前”私產入憲”》。談到中國愈來愈龐大的下崗工人隊伍，安替寫道：”他們曾經是企業的主人，名義上集體擁有企業、實際上也從住房和福利中分享這種名義權利。突然，這些都沒有了，企業一下子成為權貴人士的私產。”
關於”私產入憲”的辯論自然涉及到中國新時代”左”、”右”之爭的大語境，但也在某種程度模糊了中國官方、民間諸大陣營的界限。
自稱”魯迅左派”、以與毛左派相區別的網上作家檳郎認為，與他同樣反對 “私產入憲”的安替等人才是”真正有生命的面向未來的左派”，但網友”黃泥溪”卻質疑檳郎：”安替是活生生的右派，既要求西方式自由民主又要求私有化，怎麼成左翼了？”
支持”私產入憲”者也不都是”權貴人士”的代言人。網民”羽毛亂飛”在回應安替的網帖時說：”保護私產和打擊非法致富（比如利用權力）是兩個問題。法律上有保護每個人生命不受侵害的條文，難道說殺人犯因此就無法繩之以法了麼？”
安替本人倒不在乎”陣營”，他警告那些主張在憲法層次上把化公為私現象合法化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說：”如果這也是自由主義，那麼我永遠退出這樣的自由主義陣營。”
面對”私產入憲”之爭中的”左右亂營”現象，網友”大爪子”另有一番看法：”這不是左，也不是右，是一個大多數人面臨的經濟問題：在國有資產私有化過程中，國有資產的創造者卻得不到一勺半匙的好處。”
“醉禪” 則慶幸”安替這孩子果然能從’正教’中脫穎出來。”他呼喚：”讓那些纏繞著知識分子思維的’理性教條’見鬼去吧！人和人生存的是活生生的現實，這個現實就是大眾的生活。”
也許是對民間這種激烈辯論的某種回應吧，新修改的憲法沒有使用”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這樣的字眼，而且強調憲法所保護的是公民”合法的”私有財產。
無右之時左亦右
“不是我不明白，這世界變化快。”十多年前，中國的”前衛”歌手崔健這樣唱道。
十多年後，當我在北京的拉卡OK歌廳中點崔健的歌時，朋友卻嘲笑我說：”都什麼年代了，還點這種老掉牙的歌？”
這世界變化真快。
中國這十多年來的變化似乎更快。有誰會想到，中國竟然從”六四”後老左派全面班師回朝的年代，變成如今一位網民所說的”自由派在報紙上替黨撰寫社論的年代”？
確切地說，那些”替黨撰寫社論”的人與其說是”自由派”，不如說是”新右派”，這些體制內的”右派”不像體制外的右派，他們可能對自由、民主這些東西不感興趣，但對”私有財產”、”經濟發展”情有獨鐘。經過二十多年的經濟體制改革，十多年的經濟高速成長，中國已經從毛澤東時代的左翼專政之國，變為江澤民時代的右翼專制之邦，不同的是統治階級的構成，相同的則是統治階級對異見的厭惡和對異端的打壓。
記得還是在前年，我採訪一位流亡海外的著名中國異議記者，出乎我的意料，這位出了名的”大右派”，卻對海內外某些華裔文人、學者中出現的”寧右勿左” 的傾向和那種認為”愈右愈好”的觀點很不以為然，他尤其不贊成那種認為”私有化”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靈丹妙藥的觀點。
我一直沒有想透這位”大右派”反而對同一”戰壕”戰友的觀點不以為然的道理，直到最近，我在網上看到一篇介紹他經歷的文章，才知道，他求學時代其實是左翼青年，出於對國民黨腐敗的痛恨，才投奔共產黨，沒想到，共產黨掌權後，通過專政手段消滅了所有的右派，他這個思想未能”跟黨保持一致”的左翼青年後來也成了”右派”。此後，他便不再在乎”左”、”右”，他後半生追求的不是哪一派的優勢，而是一個能夠容納各派觀點的自由式民主制度。
中共前領袖毛澤東曾有一句名言：”凡有人群的地方，必有左中右。”此話不假，即使在他統治的年代。毛澤東時代是中國歷史上最不容異端的時代。他一生反右，但當最初的”右派”從肉體上或精神上消失之時，原來的”左派”陣營又分裂出了新的”右派”，生生不息，永無窮盡。
再回到”私產入憲”大討論。那個自稱”魯迅左派”的檳郎在網上說的一席話，引起了不少網民的共鳴──
“廣大民眾民主權利的伸張才是私有財產保護的最終保障。我與其說對自由派私產入憲不滿意，不如說更希望將擴大民主先於或一道與私產問題考慮。”(http://www.dajiyuan.com)
